《闲话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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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人-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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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体面的还有“饭桶”。一个人没什么用,是个“饭桶”,广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饭”;受冤枉背黑锅,广州香港叫“食死猫”,北方叫“吃冤枉”;被老板或上司申斥,广州香港叫“食猫面”,上海叫“吃排头”;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则叫“吃红灯”。红灯尚且可“吃”,还有什么吃不得?


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吃”,官方话语也说“吃”。比如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辩,就说“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毛泽东说实践的重要,就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就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西汉初年,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争论。道家的发言人黄生认为商汤周武以下犯上,是“弑”。儒家的发言人辕固生则认为是“受天之命”。主持讨论的汉景帝左右为难,完全无法表态。肯定黄生,则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辕固生,则等于承认自己这个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后只好宣布: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说讨论这个问题,如食有毒之马肝,还是绕过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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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饮食 一 民以食为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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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工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头等大事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依我猜测,多半是饿出来的。


想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饥饿一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谋生有多难啊!刚刚走出森林那会儿,赤手空拳的人(或者说古猿)真是有些走投无路。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与平原上的动物竞争又没有本钱。没法子,只好自己拿自己开刀。一是改革饮食结构,由单纯的素食改为杂食,也就是逮住什么吃什么,不挑嘴。二是改革饮食习惯,由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改为定时定量一日三餐。三是改革饮食方式,由茹毛饮血改为用火加工。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事实上人类早期的工具都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类是用来获取食物的,比如掘取块茎的木棒,采集果实的藤篮,追击野兽的石球,捕捉鱼鸟的绳网。一类是用来加工食物的,包括用于初加工的石刀和用于深加工的炊具。还有一类则是用来储存食物的,包括篮筐、陶罐和简易粮仓。不要小看这些棍棍棒棒、坛坛罐罐,它们可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是文化呢!


于是人类便由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了文化的生存状态。


这倒是中外一律的。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对于饥饿格外地记忆犹新呢?大约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们种田之故。游牧民族是不大容易挨饿的。因为好歹有奶可吃。实在饿急了,拖一头羊出来宰了就是。所以游牧民族都比较乐观和潇洒。反正牧草不用种,牛羊也自己会吃,用不着操什么心,满可以悠然地骑在马背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咱们农业民族就麻烦多了,得等庄稼熟了以后才有饭吃。从春耕、夏耘到秋收,那日子是何等的漫长。这当中,就保不定哪天要饿肚子。何况还有灾年,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洪灾、旱灾、风灾,防不胜防。眼看麦子熟了就要开镰,一场冰雹砸下来,就会功亏一篑颗粒无收。所以农业民族就会有一种“忧患意识”,老担心哪一天会没有饭吃。


这就不能不把吃饭看得很重了。


事实上吃饭在中国,从来就是头等大事。既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民众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吃了没有”;而中国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为吃做准备。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一件不是吃?即便在全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省长要抓米袋子,市长要抓菜篮子”;年节时期的食物供应,更从来就是媒体报道的新闻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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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饮食 一 民以食为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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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中国,吃饭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宰相可能被“廷杖”,县太爷也可以随便打小民的屁股。臣民也好,草民也好,都既无思想权言论权,也无隐私权知情权,但都有“吃饭权”。就算是死刑犯,临刑前也会有一顿饱饭可吃,甚至允许亲属和友人送酒肉到刑场,叫做“不杀饿死之人”(许多英雄好汉便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劫法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饿鬼”是最悲惨的一种。不让临死之人吃一顿饱饭,简直比杀了他更不人道。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民间风俗:每年的“鬼节”,即阎王爷放那些无主孤魂出来觅食时,家家户户都要大摆宴席,并在门口摆放食品,供“野鬼”们享用,就因为在中国人眼里,“饿鬼”是很可怜的。


这也不奇怪,“民以食为天”嘛!没有饭吃,不要说做人,便是做鬼也不安生。


这可马虎不得,也小看不得。处理得不好,就会出乱子,出问题。你看中国历史上所谓“大治之年”是什么状况?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天下大乱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呢?肯定是天灾人祸、连年饥荒、饿殍遍地、易子而食。这时,如果有谁能开仓分粮,那么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所以,李自成揭竿而起,号召天下的口号是“闯王来了不纳粮”;朱元璋逐鹿中原,所用策略之一是“广积粮”。孟子甚至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肉吃”当作理想社会的标准。反正,在中国,谁要是能让普天下的人都“有口饭吃”,谁就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就是既顺乎天意又得乎民心的好皇帝。


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问题,首要的就是吃饭问题。任何一个政权,都只有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得人心”而“得天下”。其他问题,倒在其次。


于是,吃饭,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政治与吃饭


政治即吃饭,这是不少政治家的看法。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看来,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和宰牲割肉、炒菜做饭是一个道理。老子就说过:“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所谓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煎小鱼小虾,当然不能拿一把锅铲,上上下下搅个不停,翻乱一气。治理大国,也应该举重若轻,以静制动,切忌有事没事不停地搞“运动”,瞎折腾,弄得人心离散,民不聊生,一塌糊涂。


这也不完全是比喻。事实上在中国,搞政治往往就是吃饭,或请客吃饭。至少在餐桌上讨论国家大事,历史就很悠久。比如“周礼”中的“乡饮酒礼”,就是一种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或者说“元老会议”。依此礼,国君、卿大夫、地方官等,应定期(据说三年一届)邀请所谓“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并在觥筹交错中,就一些大事进行咨询。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且确有效果。但这种会议非行之于酒会之中不可,并名之曰“乡饮酒礼”,却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色”。


政治既然即吃饭,则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处理饮食问题,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会不会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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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饮食 一 民以食为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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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有例的。比如赵国的老将廉颇,为了表示自己宝刀不老,雄风犹在,便曾经在赵王的使者面前,一口气吃了一斗米饭、十斤肉。因此辛弃疾才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可惜赵王的使者受了廉颇政敌的贿赂,回去后汇报说:廉老将军的饭量蛮好的,只是消化系统不太灵光。一顿饭的工夫,上了三次厕所。赵王一听,便犯了嘀咕。嘀咕的结果,则是廉颇白吃了那么多米饭和酒肉。


樊哙的运气就好多了。因为樊哙是当着项羽的面吃喝的。鸿门宴上,项羽原本要杀刘邦,结果被樊哙搅黄了。樊哙冲进宴会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且吃的是生猪腿,简直就是帅呆酷毙,弄得项羽全然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刘邦也就趁机溜之大吉。刘邦开溜前,问樊哙要不要去告辞。樊哙说:


“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壮哉樊哙,不愧是能吃善饮的汉子,这见地是何等了得!


如果说“名将”(廉颇、樊哙)都是自己特别能吃的人,那么“名相”则多半特别会处理别人的吃饭问题。比如陈平就是。陈平少年时代在家乡是当过“宰”的。所谓“宰”,就是在酬祭社神的庆典中主持分配“胙肉”的人。所谓“胙肉”,就是祭祀用的牲肉。这些肉当然不会被神们吃掉,所以典礼结束后,要再分给大家吃,以便分享神的赐福。这项工作不好做。倘若分配不均,便会引起纠纷,把好事办成坏事。然而陈平虽然年少,却干得十分出色,“分肉食甚均”。于是父老乡亲们便一齐赞道:陈平这小伙子可真会当咱们社祭的“宰”啊!陈平也大言不惭,说:啊呀!要是让我当天下之“宰”,那么咱们国家也就和这块肉一样啦!后来,陈平果然“宰割天下”,成为西汉的开国元勋和一代贤相。连司马迁也认为,这不能不追溯到他少年时,在砧板上切肉时所立下的志向和所表现的才干。


社祭的“宰”虽然操刀割肉,毕竟还算是“神职人员”(尽管是业余的)。商王朝的开国贤相伊尹,甚至很可能就是厨子,墨子就说伊尹曾“亲为庖人”。墨子是宋人,宋乃商之后。墨子的话,大概比较靠得住。伊尹这个人身世来历,史书上说得不太清楚,但肯定出身比较卑微,也许是一介平民,甚或是一个奴隶。《墨子》、《吕览》和《史记》都说他是陪嫁的“媵臣”。大概伊尹成为陪嫁,主要因为他的烹调手艺。所以陪嫁过来后,就当上了王宫的厨师长,而且很可能不但负责日常的伙食,还要负责祭祀和牺牲。总之,成汤觉得他做的菜的确“味道好极了”,伊尹也就趁机“说汤以至味”。大概是说天下还有比鱼肉更美的滋味,那就是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同时又说了些诸如“治大国曰烹小鲜”之类由此及彼的道理。于是成汤大为赏识,提拔他当了右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伊尹以割烹要汤”,“负鼎俎以滋味说汤”。


关于这段史实,从春秋战国时起,便诸家说法不一。孟子甚至根本予以否定。伊尹本人是不是厨子,这已经搞不清楚了。但在上古,宰相出身于厨师,或厨师当了宰相,则完全可能。什么是“宰相”?宰,就是宰杀牺牲、分割胙肉;相,就是赞礼司仪、陪伺招待。一个“红案师傅”,一个“陪酒先生”,合起来便是宰相。当然,他们宰的是祭祀牺牲,相的是王公大臣,所以非由高级知识分子担任不可。其实,宰牲相君是大学问,连孔子都说行军打仗的事他一点也不懂,厨房里的学问倒多少通晓一点,可见宰和相都是“高级职称”,同时也是厨子。由这样的人领导的政府,能不是“厨房内阁”吗?他们开起御前会议来,能不满嘴都是“滋味如何”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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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饮食 一 民以食为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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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内阁


内阁设在厨房里,派个厨师当宰相,实在太有“中国特色”了。


这也不奇怪。因为君以国为家,则家务即是国务;民以食为天,则治民即是治肴。更何况,政治生活中的宴会又是何其多啊!祭祀天神地祇祖宗人鬼要吃,接待外宾签订盟约要吃,酬劳臣下讨论国是要吃,召集元老们开政治协商会议也要吃。身为“国务总理”的宰相,怎么能对厨房里的事一无所知呢?


其实,既然是“民以食为天”,那么,治理国家,也就无妨广义地看作是分配食物。所以陈平分割肉食“甚均”,便证明了他确有能力成为“天下之宰”。所谓分配食物,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量的多寡,二是品质的优劣,三是饮食的先后。总的原则,是地位越高,就吃得越多、越好、越早;地位越低,就吃得越少、越差、越晚。比如菜盘子(上古时叫“豆”),就不能一样多。天子二十六豆,公十六,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这就叫“均”。如果你认为“均”是大家都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来,分配食物,也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防止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就必须在酒会开始以前,事先安排好“席位”。席位,就是每个人在餐厅里坐的位子。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叫“席位”。“席位”其实也就是“地位”,——席地而坐之位。所以“席位”要根据“地位”来安排。首脑人物、中心人物、显赫人物的席位设在正中,叫“主席”(主人或主宾之席);其余参加者的席位,又依照一定的等级秩序,分列于两边,叫“列席”。什么人“主席”,什么人只能“列席”,都有一定之规。这些规矩,就叫“礼”。孔子是礼学家,自然懂得这一套,所以自称通晓“俎豆之事”,因为这套规矩原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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