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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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文集-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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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er,英人,生于

    一八二0年,今犹生存。)之群学等,皆出其博学深思之所独得,审诸今后时势之应用,非如前代学者,以学术为世界外遁迹之事业,如程子所云“玩物丧志”也。以故其说一出,类能耸动一世,饷遗后人。呜呼,今日光明灿烂、如茶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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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

    亦有不必自出新说,而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之福禄特尔(Voltaire,生于一六九四年,卒于一七七八年)

    ,日本之福泽谕吉(去年卒)

    ,俄国之托尔斯泰(Tolstoi,今尚生存。)诸贤是也。福禄特尔当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时,惄然忧法国前途,乃以其极流丽之笔,写极伟大之思,寓诸诗歌院本小说等,引英国之政治,以讥讽时政,被锢被逐,几濒于死者屡焉,卒乃为法国革新之先锋,与孟德斯鸠、卢梭齐名。盖其有造于法国民者,功不在两人下也。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无所师授,自学英文,尝手抄《华英字典》一过,又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之巨擘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

    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

    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借东欧诸贤之说者焉。

    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

    由此观之,福禄特尔之在法兰西,福泽谕吉之在日本,托尔斯泰之在俄罗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然则如此等人者,其于世界之关系何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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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512

    吾欲敬告我国学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倍根、笛卡儿、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如长兮。吾闻足音之跫然兮,吾欲溯洄而从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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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梁启超文集

    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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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旧史712

    (甲)官书 所谓二十四史是也。

    如华峤《后汉书》、习凿齿《蜀汉春秋》、第一 正史(乙)别史 《十六国春秋》、《华阳国志》、《元秘史》等,其实皆正史体也。

    第二 编年《资治通鉴》等是也。

    (甲)通体 如《通鉴纪事本末》、《绎史》等是也。

    第三 纪事本末(乙)别体 如平定某某方略、“三案”始末等是也。

    (甲)通体 如《通典》、《文献通考》等是也。

    如《唐开元礼》、《大清会典》、第四 政书(乙)别体《大清通礼》等是也。

    (丙)小纪 如《汉官仪》等是也。

    (甲)综记 如《国语》、《战国策》等是也。

    史学第五 杂史(乙)琐记 如《世说新语》、《唐代丛书》、《明季稗史》等是也。

    (丙)诏讼奏议 《四库》另列一门,其实杂史耳。

    (甲)通体 如《满汉名臣传》、《国朝先正事略》等是也。

    第六 传记(乙)别体 如某帝实录、某人年谱等是也。

    (甲)理论 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是也。

    第七 地志(乙)别体 如纪行等书是也。

    第八 学史 如《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等是也。

    (甲)理论 如《史通》、《文史通义》等是也。

    第九 史学(乙)事论 如历代史论、《读通鉴论》等是也。

    (丙)杂论 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是也。

    (甲)外史 如《西域图考》、《职方外纪》等是也。

    第十 附庸(乙)考据 如《禹贡图考》等是也。

    (丙)注释 如裴权之《三国志注》等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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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

    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

    ,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

    (其“论”

    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

    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

    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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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旧史912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

    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

    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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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中如《通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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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旧史12

    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

    (《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

    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之慨。

    《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

    (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堪此!

    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

    而后世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

    《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

    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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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

    《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五曰袁枢。

    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

    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

    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

    《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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