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外,决无人昌言反对者,吾敢断言也。虽然,变更国体一次,则国家必丧失一部分热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断言之。共和建设以还,蔚成之时彦虽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弃者,以吾所知,盖已不少。识者未尝不为国家痛惜,然士各有志,无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前次之遁弃者,固断不复出,而继此而遁弃者恐视前更多耳。果尔,则亦殊非国家之福也。
记者问曰:变更国体之事,将来能否成为事实,且大总统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闻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为事实,吾殊难言,就理论先例观之,恐在所不免。力学之理,有动则必有反动,此原则之无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变更国体,自应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赓续而起,其动因非在今次而实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丛报》与革命党论,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政;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
今以同一之论调,易时而出诸外国博士之口,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诧,尤当知吾十年前所预言者,今外国博士所称述只得其半耳,其余一半,则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
若夫我大总统乎,则两次就位宣誓,万国共闻,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与人泛论及此问题,其断不肯帝制自为之意,亦既屡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总统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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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975
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博士,则谓并无此主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津,未获相见。惟博士尝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
记者问曰:闻先生在宪法起草会列席颇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游一次,感受暑热,继续患病,旋愈旋作,中间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
且前数次所讨论尚未及宪法内容,偶缺席当无伤,此后深愿与同人作速进行,将此种国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尽国民义务于万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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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梁启超文集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1920年3月20日)
梁任公先生近自欧洲归国,适上海中国公学恢复后第二次开学,遂开会以欢迎之。梁先生即席演说,主张发挥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矫欧洲代议制度及资本主义之流弊,颇足为国人当头棒喝。兹录其词如次:鄙人对于校中任事诸人皆为道义交,可谓精神上久已结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尽义务为可愧耳。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
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
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
何以能致此?
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点有所感想。
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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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学之演说185
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
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而无此可能性。
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则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仍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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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梁启超文集
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
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地,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为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
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
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
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来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
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此种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之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大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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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学之演说385
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性为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澈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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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梁启超文集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1921年10月10日)
今日天津全学界公祝国庆,鄙人得参列盛会,荣幸之至。
我对于今日的国庆,有两种感想:第一,是辛亥革命之意义;第二,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请分段说明,求诸君指教。
“革命”两个字,真算得中国历史上的家常茶饭,自唐虞三代以到今日,做过皇帝的大大小小不下三四十家,就算是经了三四十回的革命。好象戏台上一个红脸人鬼混一会,被一个黄脸人打下去了;黑脸人鬼混一会,又被一个花脸人打下去了。拿历史的眼光看过去,真不知所为何来。一千多年前的刘邦、曹操、刘渊、石勒是这副嘴脸,一千多年后的赵匡胤、朱元璋、忽必烈、福临也是这副嘴脸。他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兜圈子”
,所以可以说是绝无意义。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甚么意义呢?简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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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585
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
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
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
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如今请先说头一件的民族精神。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靡弱,碰着外来游牧慓悍的民族,很容易被他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种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
,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
自五胡乱华以后,跟着甚么北魏咧,北齐咧,北周咧,辽咧,金咧,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洲,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活吞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分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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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梁启超文集
那里去了?
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
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百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态度。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象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慢也罢,总之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洲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是中国人被满洲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洲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洲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经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忍受。这并不是争甚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所以晚明遗老象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刻的民族观念传给后辈,二百多年,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是满洲人拖累着中国人打败。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昌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我们极大的激刺,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积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的了。
第二件再说那民主精神。
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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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785
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一个铺子打譬,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政府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咱们断断不能容忍。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甚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的高,一样的大。一个乡下穷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
事实上能得到甚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
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柢,如何能够实行共和政体。
我对他说,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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