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我来到纽约,和另外两位也是来自德
国的朋友向一个身材肥胖、脾气暴躁的爱尔兰人莫
菲合租了一间阴暗破旧的房间,我们当时既没有钱
又没有固定职业,全靠做点临时工维持生计。莫菲
是个鳏夫,独自带着5个小孩,吉米是最小的一个。
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南曼哈顿一个落后、贫穷又拥挤
的社区,社区里有许多像这样的大型租赁住宅。
我们在莫菲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吉米
突然一病不起,病情看来不甚乐观。来美前,我的
房友古特是柏林有名的小儿科医生,但他表示不能
替吉米治病,因为他还没有通过美国的国家医生执
照考试。
莫菲请来的医生是个老态龙钟、瘦骨嶙峋的意
大利人,他一共来了两次:一次是上午10点,一次
是下午。午夜一过,吉米的热度不断升高,气息渐
如游丝般微弱。古特催促莫菲再去叫大夫。一会儿
后,莫菲却独自回来了。
“他不愿意来。”莫菲喃喃说道,无助而愤怒的
眼泪在他眼眶里打转, “上次看病的费用我还没付
清,他坚持要先看到钱才肯来”
此时低矮的房间挤满了人。邻居臃肿的意大利
妇人、白胡子的犹太人和波兰的传教士都站在门
边,他们窃窃私语并忙着凑钱,最后却失望地摇头
叹息。
莫菲怔怔地望着垂死呻吟的孩子,猛然转过身
对古特吼道: “好歹你也是个医生,看在上帝的分
上,不要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死掉!”在场所有人
的目光都集中在古特身上,古特脸色惨白。
我了解古特此刻的心情。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
参加美国国家医生执照考试,开始一个崭新的生
活。如果他站在法律这一边,可以看到的是他灿烂
的将来;如果站到另一边,他就会辜负这个提供他
新家园的国家,违反法律并失信于政府。而且万一
被捕,他会丧失居留权,陷入无边的困境中。现在
夹在中间的却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小孩,在发烧和痛
楚中瑟缩。
古特终于做出决定。他为吉米的小生命奋战了
十天十夜,几乎未曾合眼,面容变得枯槁憔悴。吉
米总算过了危险期,捡回一条性命。不过真正的故
事才刚要开始。
正好在吉米可以下床的那一天,警察逮捕了古
特,正是那个意大利裔的老医生告的密。这在邻居
街坊中引起了骚动,一张张历经沧桑的苍老面孔因
愤怒而涨红。隔天这批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上
班,大伙全都赶往纽约市立法院,把法庭挤得水泄
不通,据我估计大概超过一百个人。古特被传讯
时,这些人蜂拥而上,法官惊讶地望着下面这群奇
怪而沉默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有罪还是没有罪?”法官问道。在古特还没来
得及开口之前,一百多个人齐声喊道: “没有罪!”
“肃静!”法官呵斥道,指着站在古特背后的莫
菲说, “你说说看。”
莫菲开始叙述。法官专心听着,并环视着一张
张老迈的脸孑L。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莫菲在结束时
说, “我们来这里就是要保释我们的医生。如果你
判他坐牢的话,我们已经凑足了钱,如果他因为自
己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是为拯救一个小孩的生
命——而被判罚金的话,我们已经准备好68块美金
了。”
法官面带微笑站起来,举起木槌敲向桌面:
“古特先生,您违反了法律,”法官说, “原因是为
了要遵循另一个更高的法律。因此我判您——无
罪!”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这场“大审”是1935年1
月24日在纽约市第二高等法院开庭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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