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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与孙通话，仍然未通，即与邱、李决定：不管孙元良的情形如何，这两个兵团决不突围。这时孙兵才高楼方面已炮火连天，预料孙兵团已在实行突围。即同邱研究，如何补救孙兵团遗留下的漏洞。邱说：“将二兵团预备队调来填防。”同时又说：“如果孙元良打开一条路，我们也跟着后面走。”晚上９、１０点间，我到陈官庄去，先后得到第五军的报告说：“孙兵团从右翼西北方面突围的仅有少数部队；其余大部分从西南第五军正面出去，即被解放军缴械，一时阵地内外乱打，形成混战状态。”
７日，十六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跑回来对我说：“十六兵团在突围前根本未侦察突围路线，也未打突破口，到黄昏后即将重武器破坏，希望钻空子出去和靠第五军打出去，不料第五军未突围。我同孙元良乘吉普车一出火线，即遭敌人机枪扫射，大家滚下车，失了联系。现在还有许多官兵在第五军后方，请示处置办法。”我即令其收容到多少编多少。以后共收容１万多人，临时编为一个师，归七十二军指挥。事后知道，十六兵团在解放军天罗地网下突围，除孙元良个人只身化装逃走外，部队大部被歼。军长胡临聪、汪匣锋等将领均被俘这个兵团就是在我的张惶失措之下糊里糊涂完蛋的。
孙兵团在７日突围失败，邱、李两兵团在调整部队后仍向解放军攻击。由于解放军的阻击阵地不断加强、战斗意志坚定，加以蒋军士气日益低落，虽经各级指挥严厉督战，屡攻屡挫，徒增伤亡，毫无进展。同时解放军对东、西、北三 方面，尤以对两兵团结合部攻击比较激烈，掩护阵地外围据点大多被解放军攻破，李弥因失守阵地枪毙一团长。当晚我决定再调整部署，令各兵团多抽调预备队以策应解放军的攻击，同时改变全面攻击为重点攻击，即集中炮兵、战车掩护一个军突击一日，攻下若干村落，以作绝望的挣扎。
８日，首先以重炮、坦克支援七十四军，攻击刘集附近的一个村落，邱维达亲自指挥，经过激烈的争夺战，将该村占领。邱清泉认为邱维达有办法，继续攻击前进还有希望，再令攻击，但毫无进展。
９日，以炮兵坦克支援七十军在陈官庄以南攻击，经过一 日的激烈争夺战，由于解放军沉着狙击，每次冲到阵地附近，皆被消灭。蒋军攻击失败后，战车、步兵互相埋怨，内部矛盾重重，闹得一塌糊涂。同时李兵团官兵认为该兵团老担任掩护，被动挨打。还有，攻击部队每占领一个村落，尚可挖老百姓的粮吃，而掩护部队则吃不到，因此意见甚多，并认为我不公道，有私心。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与邱、李商定，两兵团齐头并进攻击，即将第二兵团青龙集阵地移交十三兵团，十三兵团李石林附近之掩护阵地移交第二兵团，这样各兵团自己掩护自己打，以免互相矛盾，发生意见。
１０日调整部署后，当晚解放军全线发动攻击，各军与军之间，尤以两兵团的结合部受解放军的攻击最为猛烈。是晚第五军四十六师师长陈辅汉受伤，李弥兵团青龙集外围据点被解放军攻占，各兵团与各军作了垂死的挣扎，以预备队增援反复冲击，始将阵地稳定。此后一连五日，都在挨打情势之下一再作垂死反攻，不仅毫无进展，反使包围圈逐渐缩校在这期间，我曾于７日前后电蒋介石建议：“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绝对无望解黄兵团之围。
而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策定与匪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匪决战。”过了一天，蒋复电说：“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同时在这期间，刘峙也曾乘飞机亲到陈官庄上空说：委员长命令：请你赶快指挥邱、李两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我也曾一再严令邱、李两兵团以各种战法攻击，但因粮弹缺乏，士气低落，下级官兵厌战情绪日增，不管任何办法，对解放军的攻击都归无效。
１６日，我仍在督促各兵团攻击之际，忽然接到刘峙来电说：“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我接到这个恶耗后，心中完全凉了，觉得蒋介石的指挥简直糟糕透了，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这时陈官庄以西解放军甚少）。而蒋只是顾小失大，只顾黄维不顾这两个兵团。现在黄维一突围，解放军全部加到这里，还有什么办法呢？决心令两兵团加强工事，持久固守，以待局势的发展。我再电蒋介石力陈利害，请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战（大意如７日电），我决率两兵团坚守到底。１７日蒋介石复电：“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我派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于１８日飞京受命。同时得刘峙复电：“黄兵团突围，除胡琏个人到蚌外，其余全无下落。”
这时我认定突围是下策，可是各部队长亦各有各的意见，纷纷来向我献计。如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主张夜间以步兵攻破解放军一点突围，战车团长赵志华及骑兵旅长×××（忘其姓名）则主张白天突围，反对夜间突围。我和李弥、邱清泉则对任何突围皆无信心。七十二军长余锦源说得很乐观，认为打到什么时候也有办法（事后知道余已准备假投降）。二 ○○师师长说得更痛快：我们来个假投降。我说弄假也会成真。
１９日午后，舒适存偕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署署长董明德乘Ｃ４７型机降落到陈官庄，降落后董即嘱咐运输机起飞。舒、董这次来，携有蒋介石及王叔铭的两封亲笔信，我回想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反反复复，大意是：（一）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到１５日晚，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毁灭了我们的军队。（二）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匪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三）这次突围，决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射毒气弹。如何投放毒气，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王叔铭的信说得很简单，大意是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吾兄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
董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兄将一切意见与明德兄谈清，弟可尽量支援。
我将信看完后，舒适存对我说：“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计划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我想突围也无望，但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董明德来，不能不敷衍他一下。于是即找第三处处长邓锡洸来商讨，拟定陆、空协同放毒突围的计划。董说：“黄兵团这次用了毒气弹，部队被消灭后，共军即广播出来。放毒是违犯国际公法的，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掩护你们突围。”并规定毒气弹为“甲种弹”，其他弹为“乙种弹”，计划中只写甲种弹、乙种弹，而不写毒气弹。我问董：“用的什么毒气？”董说：“催泪性的。”我说：“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董说：“窒息性的太严重，还不敢用。”董并规定陆空联络各种符号后，我即交舒适存和邓锡洸拟陆、空协同突围放毒计划。
我即同邱清泉商量定上、中、下三策，写信请蒋介石作最后后的决定：（一）由西安、武汉（必要时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这是上策；（二）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劝政治上的时间”（就是说请蒋介石和谈，但又有顾虑，不敢明讲），这是中策；（三）如果照令突围，绝对达不到希望，这是下策。函中我还请蒋介石要求美方支援大量“面包篮炸弹”，准备屠杀更多的人民。我明知一、二两项意见蒋介石办不到，也不能不作绝望的乞求。
我将这个信件连夜亲自写好，准备２０日由董明德和舒适存飞京向蒋介石请示。不料当晚风雪大作，一直到１２月２８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董、舒二人无法起飞。在这期间，董与我住在一个屋内，每日长吁短叹，谈论这一战役胜败的影响。
我问董的看法，董说：“现在各方面都不能打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徐焕升落荒而逃，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董问我的看法，我说：“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陈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董说：“你看会这样的吗？”我说：另外还有什么力量支持呢？”董说：“既然这样，请你到南京去一趟，面陈国家大计。”我说：“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既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亦晚了，无法挽回。”我还说了从东北到徐州，蒋介石一意孤行，每次变更决策和蒋军被消灭的情形。董也认为从徐州出来后，不该停住再打，言下叹息不已。他说陆军将领还有钱可以跑。我说：“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同白俄一样到处流浪。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董似乎有点怀疑我，我也怕董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来观察我的态度，又竭力在董面前表示我对蒋介石的忠贞。其实我这时心里是这样想的：我在蒋介石集团中做事，主要是靠何应钦作后台。自黄维被消灭后，何应钦即通电辞职，我在蒋介石左右即失去靠山。蒋不久也可能下野，等他下野后，如果共产党同意保全这些官兵建制的话，我愿将部队交出。但在蒋未下野以前，我绝不愿反蒋投共。
在这期间，邱清泉曾对我说：“陈毅给你送来一封信，我已经把它烧了。”我问邱：“内容说些什么？”邱说：“共匪还不是那一套！劝降么，谁降匪呢？”有一天晚上，李弥打电话来说：“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从第一线摸进来，是一个被俘去的十三兵团军官（记不起姓名）。”我问：“他说什么？”李说：“他有点吓晕了，说不出什么来。”我认为劝降的事，李弥大概不便说，就说：“你看着处理好了。”李一再说有些道理，送来你问问，他也许会说的。我同意了。李弥第二天送那人来，并带有一封信。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
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抵触。其中说到：“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但是“为人民服务”，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随即将这个军官交文强讯问。
我亲自拿着信，去探探邱清泉的态度。这时邱正同耿元哲（兵站总监，解放后在济南改造）围着火盆谈天吃酒。我说：“陈毅有一封信，你看看。”邱接过去看了一半，一句话未说，又将信撕掉烧了。我想邱历来是蒋介石派来牵制我的人，骄傲跋扈，目空一切。过去我们两人矛盾重重，并有时发生正面冲突。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当时我觉得太不值得。坐着心乱如麻，又想了解文强问讯的情况，于是立刻回来。文强和李剑虹（第二处处长）都对我说：“这个人吓晕了，谈不出什么道理。只说：解放军要他把信送到，成功对他有奖，如被杀害，他的全家生活由解放军照顾。”
我见文强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意见，就叫将他送回去。
在这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２０天，蒋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同时解放军进行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等，也起了瓦解蒋军士气的作用。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蒋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蒋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１２月６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１９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２３、４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