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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平和谈(1)
1.老蒋后院起火,美国白宫策划换马。南京政府被迫“改弦易辙”。李宗仁提出“五项和平主张”
深刻认识1949年国共两党的北平和平谈判,要从国共两党的关系谈起。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史上,有过合作,如北伐革命、抗日战争;也有过交恶,如“四一二”清党、十年内战等等。存在于这种合作与斗争之间的,便是国共两党之间因重大事变而举行的政治谈判。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作出了与国民党合作,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共同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决定。此后,国共两党举行了政治谈判。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人则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推动北伐革命。两党的合作,极大地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使南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好景不长,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逝世后,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逐步落到了右派首领蒋介石手中。1927年4月12日,窃取了革命成果的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造成十年内战。1936年底,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北上到达陕北。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在此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仇,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的第二次合作。此后,国共两党之间在抗日的旗帜下,就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艰苦谈判。其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判到底还是以破裂告终。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意图和平建国。但急欲成就霸业的国民党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心使用武力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却不能不屈“尊”向共产党乞求和平了。
1949年,国共两党之所以能举行和平谈判,主要是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年,蒋介石敢于推翻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靠的是他手里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那时国民党有正规军430万人,是共产党军队的三倍半。武器装备更是精良得多。蒋介石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军队。但是,这位枭雄高兴早了,他低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正义的共产党的力量。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在内仅剩下220万人,正规军只有100多万。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却由120万人发展到400万人以上,而且许多部队已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
事已至此,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个仗已经打败了。不仅军事力量的主力被消灭了,而且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也已崩溃。物价的飞涨就像脱僵的野马,到1948年8月间,已比抗战前夕上涨300倍。南京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结果使经济雪上加霜,更加陷入绝境。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大量被歼,意味着蒋介石的实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使得向来对蒋介石不满的桂系头目李宗仁和白崇禧等颇有些幸灾乐祸。他们立即开始进行反蒋和共的密谋,而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积极加以推波助澜,密切配合。
1948年12月2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率先发难,自汉口发出致蒋介石的“亥敬”电,抢先打出“和谈”的旗帜,劝蒋“改弦易辙”。在这份话中有话、咄咄逼人的电报中,这位统辖华中数省的大员“规劝”蒋介石:要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应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静候和平谈判解决。
同时,白崇禧还鼓动他属下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等人通电全国,公开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进行。此等文电,目的明确,就是倒蒋。此外,白崇禧还电邀与李济深等关系密切的原桂系重要领导人黄绍竤,前往其所在地武汉,密商行动步骤,并派其亲信刘仲容赴上海同中共方面进行接洽。这时,正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也看准时机,鼓动白崇禧公开反蒋。
对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来说,1948年底那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真不好过。可谓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就在白崇禧发难的当天,中共中央通过新华通讯社公开宣布了“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名列榜首。
几天后,新华社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表示了准备反对一切所谓“和平”的主张,说明了共产党必欲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同时,还宣布即将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上的失败、白崇禧等人的发难和共产党人的强硬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问题。其实,更令蒋介石伤心失望的是美国政府已有换掉蒋的意思。
早在1947年美国政府已有换蒋的意思。1947年夏,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一个月。在他离华前夕的8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茶会欢送,魏德迈在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这篇声明特别强调了南京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官员们“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声明代表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想法。其中有一句使蒋介石非常恼火,深感难堪:“冲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蒋介石已经没有感召力了,应当另择新的“领袖”,来“复兴”中国。
9月8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把魏德迈的访华报告转交给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征求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雷登即密电答复马歇尔:“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此时,司徒雷登已明确地建议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了。
蒋介石闻知美国白宫在策划换马,虽非常气愤和恼怒,但又无可奈何。蒋介石想到了美国总统大选,便转而希望杜威当选为美国新总统,以取代杜鲁门,并为杜威竟选资助款项,妄图依靠杜威的支持,仍坐在“总统”宝座上。但是命有不济,事与愿违,1948年11月,杜威落选,杜鲁门又蝉联总统,继续当政。尽管蒋介石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但仍强打精神,于11月9日给杜鲁门写信,要求只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土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安慰与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竟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
这时,蒋介石既感败局已定,又失去杜鲁门的支持,自然心慌意乱,知其宝座已经倾覆在即,深感大祸将临,于是脾气也更大了。
蒋的“文胆”陈布雷因提不同意见,也受蒋训斥,更感到前途暗淡,自己又是蒋的心腹刀笔,没有出路,便于11月3日自杀身亡。这一天晚上,蒋介石深受刺激,难以入眠,在房里踱来踱去,既在悼念陈布雷,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苦思良策。他眼前一亮,终于想出一个妙策,激动得把水杯都推在了地上。他紧紧盯住夫人宋美龄,坚定地对宋说:“你到美国去一趟”,“去向他们陈情”。
宋美龄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但马歇尔却要她以私人身份访问,这又是一瓢冷水。28日宋美龄启程赴美,12月3日会晤马歇尔,10日又见杜鲁门总统。她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援华计划:(一)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和反共的宣言。(二)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三)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10亿美元。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论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予理睬。宋美龄不甘心白走一趟,空手而归,于是便暂留美国,作长期努力。蒋看到大势已去,终于认识到干不下去了,准备下野。
12月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李宗仁住处与李商洽下野之事。经过两次会谈,蒋提出如下方案:(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运用外交,特别是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和平而努力。
白崇禧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在武汉打电话告诉李宗仁的秘书长说,蒋介石必须辞职,“由李德邻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并一再嘱托,对此一定要坚持到底。
12月20日,孙科的新内阁组成。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做孙科的副手。24日。白崇禧未和李宗仁商量,就发通电致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提出与中共和谈建议,呼吁和平。
李宗仁也随即宣布了五项和平主张:(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由各党派人士组织联合政府。同时,蒋介石又收到程潜要求其下野的通电。这下把蒋气得不住地哼哼,并用手指了一指世界地图上的北美洲地区,说事情的根源“是在那一边”!在身边的张群、吴忠信都一言不发。
12月29日,蒋介石召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国民党要员,要他们去见李宗仁商谈应付办法,目的是试探桂系的真实意图。对于蒋介石派来的心腹,李宗仁嘴中的话虽吞吞吐吐,但态度非常明确:蒋介石必须下野;由李宗仁出任总统并宣布和平方针;计划实现和平的具体步骤。
12月30日,白崇禧又发电呼吁和谈。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蒋介石见此情状,怒火中烧。他忿怒地说白崇禧:“这个狗头军师,使湘鄂豫三省勾结一气,要我好看!好!就看他们的厂一边说,一边转来转去,在场的张群、吴忠信和阎锡山面面相觑,不敢吭气。
1948年12月31日晚,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门口,车水马龙。一辆辆载着国民党中常委、“政府”五院首脑的轿车,鱼贯而人。一年一度的团拜聚餐会在这里举行。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以及邵力子、陈立夫、张群、谷正纲等国民党中常委和若干高级将领都出席了。在这些人的脸上,很难看出任何节日的气氛,每个人都忧心仲忡,言语谨慎。
晚餐过后,该进入正题了。蒋介石清了清嗓子,以低沉的语调对众人说:“诸位,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平,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已经拟好一篇文告,准备于元旦发表。我请岳军涨群)代为宣读,征求各位的意见。”
此篇文告出自“江西才子”陈方的手笔。张群念完文告,全场死一般沉寂。在文告中,蒋介石强调了要在坚持伪“宪法”、保存伪“法统”的前提下,同共产党谈判。他还宣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紊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见无人说话,便侧过脸间坐在他右侧的李宗仁说:“德邻,你对这篇文告有何意见?”李宗仁愣了一下,脸上漠无表情,字斟句酌地说:“我与总统的意见并无二致。”对于这样的回答,蒋介石显然很不满意。但李宗仁毕竟是副总统,不是他可以随意辱骂的黄埔学生。所以,蒋介石心中有火也不便发作。
“哇——”突然有人放声大哭。此人为谷正纲,CC派中蒋介石的嫡系人物。此公边哭边喊:“总统不能走!总统不能走!”嚎哭一阵之后,谷正纲抹了一把眼泪,正色道:“我反对发表这篇文告,因为这将对士气、人心发生不良影响。”
听到此言,看到自己还有如此忠诚的部下,蒋介石的心里产生了一丝安慰。可是,谷正纲的声嘶力竭并未引起多大反应,人们仍保持着令人难堪的沉默。目睹这一景象,蒋介石的心仿佛掉进了冰窟窿里。
这时,主管国民党政府宣传舆论的头面人物张道藩站了起来,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是戡乱时期,总统无论如何不能下野!”
但其他人如萧同兹、范予遂则表示文告可发,蒋可下野。蒋借机正色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蒋介石终于耐不住这寂寞,大声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们很难于接手。”
接着又要李转告白崇禧:“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人心!”李宗仁则微微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望赐教!”蒋介石又嘱咐张群,关于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人文告,说罢就愤然离去。
1949年1月1日文告发表,中心内容是:和谈是可以的,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体制和制度都不能变,至于蒋个人的进退“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发此文告,是为和谈定调子,是请国民对其被迫下野表示意见,希望国民支持他不下野。但蒋经国却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是蒋介石为自己下野而暗示军民作心理上的准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是在“收回两周前决定之辞职”。
但到1月4日,蒋又亲自在李宗仁住处博厚岗请李上台。他对李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这些日子蒋介石真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1月5日,他召见吴忠信到官邸,向吴口述发给白崇禧的电报,电报大意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白的和谈倡议。电报稿刚念完,张群又进来报告中共的反应,带来了新华社的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评战犯求和),气得蒋一屁股坐下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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