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曹赶紧过来把我扯到一边：“她们俩肯定是一起的，只是你千万别搭理她们。”我问为什么，小曹有些神秘地在我耳边讲：“她们是有老板的，也许老板就在旁边盯梢，会惹麻烦的！”
小曹的话使我顿生畏惧，仿佛不经意间介入了某个黑社会组织。我环视四周，都是来往穿梭的人群。这里面会有监视两个小女孩“工作”的所谓“老板”？不过，我还是相信小曹的判断。因为凭我的直觉，这两个女孩不像是独自出来乞讨的。她们的装束打扮如此一致，腰下的皮垫也像是统一定制的，还有那个红衣女孩，没有必要把残疾的右腿从身后高高地绑起，这些不像是她们个人所为。那么，她们是哪里的孩子？她们的父母在哪里？她们晚上宿在哪里？她们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些在我脑海里谜一样拷问着我。只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有机会解开这类残疾女孩的乞讨之谜。
天桥上还有两个乞讨者，是一对中年盲人夫妻。她们的乞讨要安详、和悦得多。男的倚靠在栏杆上，怀里抱着一把二胡，拉着一些耳熟能详的曲子，女的则站在天桥中央，面带微笑和弦而唱。两人看不到过来过去的人，自顾自地在那里一曲接一曲地奏着唱着。来来往往杂乱的脚步中偶尔看到有人俯下身去，在他们面前的瓷碗里丢入一块、几毛的硬币。
引人注目的“聋哑”婆孙
走下江汉路人行天桥，我们沿中山大道北侧的人行道向西而行。在江汉路和中山大道的路口地带，汇聚了大量的人流车流，这里算得上是武汉夜晚最热闹的地方。江汉路由于管理严格不许乞丐进入，也许正因此，各色夜晚出来“做活”的乞丐便盘踞在这个岔口地带。我们仅在人行道上走了30米的距离，便看到有躺在地上伸着瓷碗要钱的男子，有拄着拐杖向行人点头哈腰的老人，有缠着行人硬讨钱的小孩，还不包括坐在路边像模像样给别人指点迷津的算命先生。
一位怀抱小孩的老婆婆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离人行天桥不远的一处路边，在一个角落里，一位形容愁惨、约摸六七十岁的老婆婆靠墙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女孩。两人面前的地上，放着一张写满字的发黄的白纸。我凑上去，看清纸上写的内容：
“献爱心
我是一个聋哑人，一场火灾烧去了我的家，儿子在救火中丧生，家里只剩下我和小孙女的生活，我不得不靠社会上的好心人来帮助。姐姐哥哥婀（阿）姨们请现（献）出一点爱心吧，可怜可怜我吧，谢谢您们帮助我。
可怜可怜我吧，谢谢您们帮助我。”（标点为作者所加）
对这种身世凄惨的孤苦老人，我有一种天生的同情感。我蹲下来，从身上掏出一张两元钞票，放入她前面的碗中。显然，很多路人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不时有人驻足看看那张“乞讨书”，然后在碗中放入一块、几块钱的硬币，默默离开。只十几分钟的时间，那碗里就增加了8元钱的收入。
我试图和老婆婆进行交流。但不管我问什么，她只是使劲地摇头，意思是她听不见我说的是什么。我就问她怀中的小女孩：“你能听懂我讲话吗？”没指望她能说话的，不想小女孩却突然蹦出响亮的一声：“听得懂。”我一下乐了，就问：“你们是哪里的人？”小女孩要说话，老婆婆使劲把她往怀里一揽。小女孩似乎意识到什么，把头埋进婆婆的怀里，不管怎么问也不吭声了。
我拉着小曹坐在离婆孙俩不远的地方。小曹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说，今晚我们就跟着她们了，看看她们住在哪里。小曹很听话地“嗯”了一声，然后又像一个老江湖般跟我闲聊起这对婆孙。小曹说，这个地段人流量大，人又有钱，像老婆婆和她孙女这样的乞讨者，一个晚上可以讨不少钱。我问，能讨多少？小曹不假思索地说，二三十块钱不成问题。我说，那如果讨一天的话岂不是可以讨五六十块钱，一个月下来岂不是有一两千块钱的收入？小曹说，你不知道吧，这还算少的，比她赚钱的乞丐多的是，有的一个月可以搞两三千呢。我听得有些瞠目。小曹又说，像这种讨钱多的乞丐，她们晚上不会露宿街头，一般都租有房子。不信我们可以打赌，等会儿我们跟她们，她们肯定会到租的房子里去。
小曹的话更激起了我对这对聋哑婆孙的好奇心。
2、天！“聋哑”婆婆开了口！
晚上10点多钟，街道上的行人渐渐少了。聋哑老婆婆放下怀里的小孙女，慢腾腾地站起身，收拾好面前那张“乞讨书”，背起身旁两个大袋子，然后牵着孙女的手慢悠悠地上了天桥。我们与这对婆孙保持着近10米的距离尾随而行。显然，老婆婆和小孙女并没有注意到我们。
她们从天桥北侧上去，从南侧下来，径直走上中山大道靠南边的一条人行道。夜晚的华灯下，身背两个大袋子的老婆婆身形瘦小、步履蹒跚，“收工”后的小姑娘却显得生气活泼，在街道上一路奔走雀跃。孩子的可爱让我想起她的未来，童年的这种经历会在她长大以后的生活里刻下怎样的烙印？正常家庭里像这种年龄的孩子，肯定都在学校里读书学知识，享受童年的欢乐，前面这个小姑娘，等待她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这些念头还在我脑海里跳跃，突然间小曹把我拉住，指着前面一个公汽站点对我说：“跟不了了！她们要坐车。”
果然，老婆婆拉着小孙女的手，正夹杂在站台的人群中等车。我暗示小曹不动声色地跟上去，站在婆婆身后不远的地方。
几辆公交车在站台前缓缓地停下。突然，小孙女挣脱婆婆的手径自奔向后面的一辆，朝着刚刚打开的车门往上挤。老婆婆跟在孙女后面边蹒跚着往前走边喊出一句——
“慢点，小心摔着！”
那一刻，我有些愕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原来“聋哑”老婆婆是伪装的！
我对小曹说“上”，也一起登上了那辆公交车。车上人并不多，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女坐在最后一排靠角落里，我和小曹就坐在了靠近车门的地方。
车一路行驶，一直从市中心开到黄浦路以北。在靠近江边的一个站点，老婆婆牵着小孙女很小心地下车。我们也跟着下车，和她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后面紧紧尾随着。
这里算是汉口的偏郊区了，附近就是武汉长江二桥。在这座连通汉口和武昌北部地区的跨江大桥建起来之前，这里曾人烟稀少，一片荒凉。二桥建起来之后，这里成为升值极快的经济开发区，近几年发展很快，耸立起一栋栋大楼。但靠江边一带，依然是外来人口较为集中的生活区。
老婆婆和小孙女拐进了一条破旧的街道，街道两旁稀稀拉拉地开着一些卫生条件看上去不怎么好的小餐馆。一老一小两人的身影拐进了其中的一家。隐约可以看到老婆婆放下背上的大袋子，靠在一张长方桌旁，然后拉小孙女并排坐下。一会儿的工夫，店老板为二人端上了两碗汤面之类的主食，两人在那里边说着话边吃起来。
我和小曹大着胆子进了这家餐馆，这才看清婆孙二人吃的是面条。我们在老婆婆背对着的一张餐桌上坐下，也叫了一碗面条，我示意让小曹吃，自己则留心听老婆婆和小孙女在讲些什么。小孙女看起来吃饭并不老实，边吃边玩。老婆婆时不时地用筷子敲打着碗沿，厉声呵斥让小孙女别贪玩，快点吃。老婆婆的话有些吞吐不清，但从口音上依稀可辨，是河南一带的方言。
小孙女一直盯着隔壁桌上的我和小曹。我冲她做了个鬼脸一笑。她也突然咧开嘴羞涩地笑起来，并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婆婆跟前，在她耳边偷偷地说着什么。老婆婆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突然有些惶惶然，低着头只顾吃面，速度明显加快。
直觉告诉我，老婆婆认出了我们。果然，老婆婆不停地催小孙女快吃，一吃完就赶紧付了账，背起袋子拉着小孙女的手，匆匆离开了。
我和小曹很快跟了出去。这回老婆婆和小孙女走路的速度很快，小孙女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们。我想糟了，她们肯定把我俩当成坏人了，如果一直跟下去，她们也许会改变路线，不敢回到她们的目的地。
我改变了继续跟踪的念头，索性上去和她们搭搭话。
3、“骗人，我们也是没办法”
走出这条街道，前方是一片较为空旷的工地。我和小曹快步上去，追上婆孙二人，我说：“老婆婆，您别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有事想问问您！”
老婆婆并不理我们，反而更拽紧了小孙女的手，躲闪着我们继续前行。我看实在没法，突然急中生智，对婆婆说：“我们是有事想告诉您，您的钱掉了您知道吗？”
这回老婆婆停下了脚步，警惕地看着我和小曹，却并不说话。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元的纸币，举着对老婆婆说：“我们不是坏人，请相信我们。刚才你们从江汉路讨钱的地方走的时候，落下了五块钱在地上，我们是追着给您送过来。”
这个蹩脚的谎言显然并没能令老婆婆相信。不过这回她总算开了口：“说吧，你们到底有啥事？”我把钱往老婆婆手上塞，她根本不要，说：“别骗我们了，这不可能是我们丢的。我看你俩也不像是坏人，说吧，有啥事？为啥跟着我们？”
我一时语塞。倒是小曹找到了话茬儿，笑嘻嘻地对老婆婆说：“您是河南的吧？我也是河南的，我们是老乡咧！”
“你哪儿的？”“我唐河的。老奶奶您呢？”“我啦，是河南的，但离你那儿远着呢！”还是老乡的感情管用，小曹和老婆婆你一句我一句地拉上了家常。我说，边走边说吧。四人很快地一路走一路聊起来。聊家常的过程中，老婆婆对我们的戒心也一点点褪去，偶尔还开心地笑起来。
闲聊中得知，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女是河南清丰县农村人，她自称姓周，老伴早就去世了，一年前和儿子、媳妇带着小孙女几乎举家来到武汉，儿子、媳妇以捡破烂和帮别人打打零工为生，她则和小孙女在外乞讨。“为什么要装聋哑人？”我问。周婆婆说，不装聋哑人，别人给的钱就少多了，主要是为了获取别人的同情心。至于那张“乞讨书”上写的“家遇火灾”的事，周婆婆说那也是编造出来的。
据周婆婆介绍，她们家那地方有到外地乞讨的风气，像她这样举家来城市的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外面讨了几年饭反而发了财，在家盖起了砖瓦房，甚至盖起了楼房，很令人羡慕。但没讨到钱的也有，他们回去会遭到同乡的耻笑。因此，大凡出来的都想着办法讨钱。
“我们也不想骗人，但为了活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周婆婆感叹道。尽管这么说，谈起婆孙俩乞讨的收入，周婆婆“谦虚”地说，不多，每天30块到80块钱不等，遇到天气好、过节，给钱的就多一些，碰到不好的天气如下雨、天冷，讨的钱就少一些。有时也看运气，有时遇到有钱的，可怜她们的，100块钱的也给过，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婆孙俩的收入，看来和小曹猜测的相当吻合。周婆婆似乎并不知足，说：“比我们讨钱多的有的是！我们这些老年人，人家已经不稀罕了，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他们要钱比咱们厉害！”然后指着小曹的腿说：“像你这样的也行，你也可以要！”小曹不语。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一片居民区，大概是偏郊的某个村庄。周婆婆指着前方说：“你们俩再不能跟着俺们了，俺们快到家了。”周婆婆说，她们租的是当地村民的房子，和儿子、媳妇一共租了两间，月租是140元钱。我试探地问，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周婆婆忙说不行，儿子、媳妇知道了肯定要骂她的，再说这么晚了也不方便。我见周婆婆执意不肯，也只好作罢，和小曹驻足在路口，看着一老一小两人的身影缓慢地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
大约是深夜11点钟，周围一片宁静。我不知该用怎样的心情去解析60多岁的河南周婆婆和她的小孙女。这里面有酸楚，为一个老人在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以这种欺骗的手段、令人心酸的方式过着蹲街乞讨的生活而感觉酸楚；但同时也有宽慰，从与周婆婆的交谈中看出，老人的精神状态是愉悦的，甚至以每天能讨取近百元的人民币而感觉自豪。从生存的外相看，她是不幸的；但在精神内层里，她却并不如人们想象般凄楚。我陷入一种认知和评判的悖论旋涡。我想，不能简单地对一种人或一种生活给出一个非此即彼的论断，很多事物本身就是复杂的，如周婆婆，我们不能简单地凭想象或是凭感觉去给她某一种感情，同情她的际遇或是斥责她的行为。但对周婆婆的小孙女，我却始终抱有一种痛切的惋惜和伤感。一路上她有说有笑，帮奶奶回答着各种问题。她天真、活泼，宛如一颗尚在结苞的蓓蕾，在她还未开放的时候便经历了过早到来的霜冻，她还会如期地灿烂开放吗？儿时的经历是会让她日后的成长过程变得更为坚强，还是留下沉痛的难以磨灭的创伤？这一直成为我深深的担忧。
2002年12月5日，当我结束了这段流浪日子，在家思考我所经历的诸多人事的时候，我想起了周婆婆和她乖巧的小孙女。我再次驱车赶往汉口的那个江边村落，挨家挨户地询问，试图找到这家河南人，但始终没能问到有她们婆孙俩特征的人住在那里。她们是搬走了，还是周婆婆故意向我们隐瞒了她们的住址？
那天我本来是想找到周婆婆的儿子和儿媳，告诉他们在武汉漂着的日子里，也还是可以把孩子送进附近的某个小学校的，毕竟孩子的未来比讨到很多很多的钱更重要。我不知道对他们讲这些起不起作用。那天我找了一个下午，但结果谁也没找到。
第四章 猴子
1、流浪者的“床”
——他是这个地盘上的老大：“9岁我就出来混了，我在城里呆了20年！”
——深夜，他唱着自己编词的歌曲。如果从小能受到和现今许多孩子一样的教育，如果我们的社会再亲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