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是“因噎废食”的愚蠢行为。他提出，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煤窑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小盐场也应该开放。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他甚至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同上书，第151—350页。
还必须指出，1955年12月以来，周恩来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上阐明反冒进的思想，是同他从社会主义改造的角度反冒进紧密相联的，并且进一步拓宽了对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急于求成的认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超越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同样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党提出的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整体目标，正是对这一根本原理的自觉运用。在这一整体目标中，工业化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主体没有完成，两翼不能超前发展。正如周恩来在1953年9月所强调的，“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1955年12月以来，周恩来仍然坚持这一基本观点。他认为国家工业化还没有实现，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难以达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这是对当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的深刻而有力的批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五”时期，周恩来是从实现“一化三改”整体目标上全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的，如果只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计划、预算这一方面研究反冒进，是难以完整反映周恩来当时经济思想的全貌的。“一五”时期，周恩来从“一化三改”两个方面阐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深含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他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点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急躁冒进倾向的批评，字里行间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虽然，1955年下半年以来，他的这一思想未能贯彻实行，但它却是党的十三大提出并被党的十四大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先河。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这不仅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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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传达《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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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决不能够轻视这些困难。什么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道路呢？从最根本的方面说来，这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01页。简言之就是要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的积极性，也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包括民主党派和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从上下关系看，既包括中央的积极性，也包括地方的积极性；从民族关系看，既包括汉族的积极性，也包括少数民族的积极性。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以上思想，并且强调不仅要调动国内的积极因素，而且要调动国际的积极因素来发展生产、建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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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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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农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由于工人集中在城市，农民居住在乡村，工农关系在地域上表现为城乡关系。由于工人从事工业生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从社会大分工和国民经济部门的差别上看，工农关系又表现为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周恩来向来重视正确处理工农之间关系。1949年12月，他在阐述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时，把城乡关系列为诸种关系之首，并指出：“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页。1950年4月21日，周恩来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工农关系。要巩固工农联盟，要使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得到正确解决，对工农关系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五”时期，周恩来依据对工农关系的正确认识，进一步阐述了调动工人、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积极性问题。他常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群众力量是一个基本问题，在科学限度内，再加上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当时正在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怎样使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不影响生产和建设的发展？对此，在工业方面，周恩来强调不仅要调动国营企业工人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积极性，也要调动私营企业里的工人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积极性。1953年9月8日，周恩来指出：“目前私营工商业的比重还不小，在工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在零售商业中占百分之六十八，在私营工商业（不包括手工业和夫妻商店）中的工人和店员约有三百八十万人（在国营工厂和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是四百二十万人）。这是国家的一大财富，对国计民生还有很大的作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6—147页。他认为工人不论在国营企业还是在私营企业中工作都一样是光荣的。他提出私营工商业中的工人，应该像国营企业中的工人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质量等等，为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贡献力量。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周恩来强调不仅要发挥走上集体化、合作化道路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也要发挥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积极性。1953年9月29日，他说，个体农业、手工业今天的作用还很大，不可忽视。“农业是大家很了解的，除了合作化以外，还有个体农业（单干户），不要忽视他们。中国的个体农业、手工业这种生产方式，增加产量还是可能的。个体农业可以深耕、细作、积肥、锄草，增加产量”。同上书，第172页。他认为合作化要坚持“自愿两利”原则，不能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强迫命令，搞得“人叫、牛叫、猪叫”，不能影响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
1956年4月，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认为调动国内的积极因素，“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毛泽东提出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其主旨就是要发挥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对于工人，毛泽东认为“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这样才能使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持久。对于农民，毛泽东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但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此后，周恩来反复宣传、解释、发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他反复指出，如果处理不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生产和建设就不能顺利地进行。“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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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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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
在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中，周恩来同知识分子的联系最多，对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及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也论述得最多。
早在1950年8月周恩来就指出：“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论是私人开设诊所的医师，或是在私人工厂中服务的工程师，今天都是需要的。”同上书，第26—27页。
“一五”计划时期，周恩来在阐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人才的作用。1953年9月8日，他说：“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42页。一年后，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我国工业中原有的技术力量很弱。我们现有的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在数量上、门类上和质量上都还不能在短时期内满足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现有的技术人才，加强技术组织工作和在企业中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同上书，第185页。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全面、深入地阐述了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
首先，周恩来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关系。他说：“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160页。他举例指出，地质工作要先行，就得有一批地质专家，带上大批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到各处的荒山僻野去进行测量、普查、详查和钻探。我们要建设矿山、工厂、铁路和水利工程，就得有一批工程师和一大批技术员来勘测、设计、建筑和安装。工厂要生产，从产品设计到成品检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的技术力量。工业和商业的管理，愈来愈需要各种专门的知识。对于农业，他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农业发展纲要40条，关系到知识分子工作的有26条。其中有与科学研究方面有关系的，有与工程技术方面有关系的，有与卫生方面有关系的。单是农业发展纲要需要我们知识分子出力、动脑筋、动手的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总起来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页。
第二，周恩来根据对当时我国知识界面貌的分析，认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上书，第162页。他说：“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同上书，第164—165页。他指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和麻痹迁就两种倾向。特别是宗派主义倾向，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提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这种改造、扩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同上书，第167页。
第三，怎样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其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同上书，第168页。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中最宝贵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