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他举例说：“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重视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调动各个民族的积极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比较稳当，得到了少数民族的称赞。这不仅对推动当时的祖国建设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未来的祖国建设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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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因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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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率团参加的两个重大的国际会议。西方大国和众多的亚非国家分别在日内瓦和万隆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通过日内瓦和万隆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分别沟通了与西方大国和亚非国家的联系，增加了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周恩来参加的这两个重大国际会议的突出作用是缓和了国际局势，改善了中外关系。正如1956年11月周恩来所说：“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6页。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于调动国外的积极因素，毛泽东说：“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在国内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国际局势有所缓和的形势下，周恩来传达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主张，不仅在原则上作了重要的阐释和发挥，而且将其具体实行于外经、外贸等实际工作中。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传达毛泽东“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在讲到中外关系时，周恩来针对过去存在的好像只能学苏联、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学其他国家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不仅要向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学习，也要向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学习。“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7页。周恩来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应该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避免人家的短处和缺点。
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中外关系时开门见山地说：“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为此，不仅要加强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的协作与交流，而且要“努力发展同那些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同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贸易来往、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同上书，第326页。
半年后，针对香港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香港的积极作用在哪里？首先，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其次，“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怎样才能利用香港的积极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实行不同于内地的政策。他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2—354页。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其积极作用也才能为我们所利用。
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这不仅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
周恩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力作《论十大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一，周恩来在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五”计划的前几年所阐述的城乡（工农）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为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国际局势有所缓和的形势下，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吸收包括周恩来提出的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的思想，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十大关系思想观点。
其二，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周恩来迅即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阐释和发挥，并致力于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使之具体化。如：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积极性，1956年5月至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揭开了新中国体制改革的序幕。
其三，周恩来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丰富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思想；周恩来1956年至1957年关于中外关系的讲话，特别是1957年4月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丰富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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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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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未加论列，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周恩来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讲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关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具有极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论十大关系》的内容来说起了十分重要的补缺作用。
*运筹四个现代化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提四个现代化时，不再提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不再提工业化的目标。这是将富强的战略目标从工业化转变为四个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但是，“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不平衡和严重困难，迫使周恩来不得不集中主要力量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不得不将调整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这就是此后二、三年，周恩来没有强调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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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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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带病作《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当周恩来讲完“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段话时，代表们热烈鼓掌。
这次会议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的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
这段话，周恩来逝世后已作为终卷篇编入《周恩来选集》下卷和《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它是周恩来留下的关于国家富强的政治遗嘱。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三步发展的战略，高举的正是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的旗帜。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邓小平说：“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２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１８４０年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因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而处于被动挨打之中。一批批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之路，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抗争、奋斗，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在日本侵略者还没有被打败之前就提出了“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奋斗目标。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深入地分析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关系。他说：“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一方面，“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建国前夜，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建国后，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指出：“去年，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也就是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很清楚的，这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所寻求的。”周恩来：《建设与团结》。《共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与毛泽东在七大提出的奋斗目标相对照，以“和平”更换了“自由”。这两字之改，表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决策层认识的深化。其一，民主、自由并提，内容相同，可以合而为一；其二，争取国际、国内的和平是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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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确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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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主持起草《共同纲领》时，都把富强的战略目标确定为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然而，建国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恢复摆在第一位，经济建设尚属其次。与此相联系，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下，具体的现实的目标是努力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了具体的现实的目标。１９５３年８月，毛泽东指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３０１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周恩来说：“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１５３页。国家工业化是当时实现国家富强、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目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生产关系的具体目标。工业化与三改造并举，体现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科学认识。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的范畴，三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的范畴。联系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周恩来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坚持“一化”与“三改”并举，反对孤立地、片面地讲某一个方面。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周恩来致毛泽东并转高岗的信中，明确反对孤立地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周恩来书信选集》第４９１页。同时，周恩来也不赞成二者平分秋色、等量齐观。周恩来认为工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体，是关键。他说：“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１５２页。“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同上书，第２０１页。“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同上书，第２５２页。
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我国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提法，开始逐步地由单一的工业化转为实现工业现代化及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根据之一是：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周恩来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但是，这个根据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周恩来在这里强调的是工业化与三改造并举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工业化向现代化的目标转变的问题。根据之二是：１９５４年９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