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税漏税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现在不需要搞‘小五反’”。1957年4月28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再一次指出，“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同上书，第353页。显然，周恩来不赞成通过政治运动去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也不赞成把政治运动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高就不够了，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这就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从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到企业行政管理人才。”他指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是摆在组织工作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同上书，第160—161页。这是多么精辟的议论、多么深刻的见解。
第二，要正确处理财政和经济的关系，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适当增加经济建设的投资比例。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1954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1950年的六倍半；经济建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25。5％增加到1954年预算的45。4％。同时，财政支出中的国家机构经费即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60。8％降低到1954年的30。7％。他说：“这些情况充分地说明了我们国家的预算是和平的、建设性的预算。”《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94页。1955年2月3日，他强调：“我们国家大、人多，因此，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就多。但是，我们总要集中我们的人力和财力，用在主要的建设方面。”同上书，第206页。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立足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阐明了财政的“取”与“用”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同上书，第284页。
第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保证经济建设顺利地健康地进行。在国民收入是个既定的量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存在着此多彼少的矛盾。积累增加一份，消费就减少一份。反之亦然。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保证；而消费基金所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多少，则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着人民的当前利益。周恩来反对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96—197页。周恩来认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脱离生产水平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同上书，第220页。在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时，由于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人民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为了摆脱落后和贫困，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同上书，第201页。另一方面，积累率必须适中，经济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必须在人民生活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超过了，则会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周恩来不赞成苏联在建设上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他说：“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同上书，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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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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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重点建设过分突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结果会同有关方面脱节，而无法保证重点。“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如果“天女散花”、到处铺开、百废俱兴，就会影响国家的重点建设，就会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早在1950年8月，周恩来就提出国家建设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有步骤地进行，“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同上书，第44页。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思想已见端倪。在开始进行“一五”建设的1953年，周恩来一方面强调“我们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预防孤立地发展重点的做法，“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广大人民不仅需要重工业的生产资料，而且还需要一些轻工业的生产资料。因此，国家对工业（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例要恰当”。《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9页。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总结“一五”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系统论述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一五”建设的前三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但也曾经部分地犯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或者过分突出重点建设的错误，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和损失，今后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如果处理不好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人的精力放在政治运动方面，或者搞空头政治不抓业务，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政治的保障而流于空谈。如果处理不好财政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不能开源节流，财政支出不能首先保证经济建设的需要，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经济保证。如果处理不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超前消费、甚至吃老本，那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不顾国力、不顾人民生活搞高积累，那就会挫伤人民参加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经济建设内部，如果处理不好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那就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就不能保证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周恩来就探索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关系，并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五”时期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以恢复生产、恢复经济为中心，及时地、顺利地转到以发展生产、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尽管两个时期中心任务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其以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为中心的本质要求则是一以贯之的。
“一五”时期，周恩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拓宽了经济恢复时期对抓生产、抓经济的重要性的认识。他不仅论述了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深入论述了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探讨了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的上述思想认识对正确指导“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从“一五”计划到今天开始实行的“九五”计划，转眼间已是40多年了。40多年间，我国人民尝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甜头，也尝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苦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在“一五”时期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使我国的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不懈，毫不动摇，这才是实现中国的富强与腾飞的根本所在。
*以外交促外贸
1954年10月，和阿·伊·米高扬在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协定的文本上签字。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大外交家。他光辉的外交思想、丰富的外交经验、精湛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外交风格，是国人的骄傲，为世人所颂扬。但是，周恩来首先是总理，其次才是外交部长；首先是总管家，其次才是外交家。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始终围绕着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贯彻着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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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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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环境。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说：“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1955年5月23日，他同法国朋友戈登夫人谈话时指出：“法国在两次大战中损失很大，死人很多，所以法国人民更懂得和平的可贵，就像中国要建设，需要和平环境一样。”同上书，第143页。他还反复对日本朋友说：“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愿意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相处。”同上书，第410页。周恩来认为只有在和平环境下才能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才能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
周恩来外交活动首要的目标就是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持久的和平。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美国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饱尝战争苦难，渴望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民被迫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周恩来通过外交活动揭露和抨击美国的侵略政策，同时贯彻边打边建以争取世界和平的方针。1950年10月24日，他说：“最近拟定了一九五一年的经济计划，总想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但敌人不让我们这样做。”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如果我们不抵抗，敌人将得寸进尺。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9、 33页。经过艰苦的抗战、谈判和斗争，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1953年底，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8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当时是指导中国、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并且越来越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
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有中国、苏联、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下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使新中国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和风格展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力地挫败了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赢得了西方社会舆论对中国和平友好政策的普遍同情。经过日内瓦会议，沟通了中国同法国、英国的联系，架设了中国与美国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
1955年，周恩来不顾蒋台特务的破坏和自己的生命危险，率领中国代表团毅然出席了万隆会议。万隆会议是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周恩来提出并坚决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保证了万隆会议的成功，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成功，展现了周恩来外交的魅力，展现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勇气、智慧与忠诚。联系到1953年至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奠基性巨大成就，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争取和平环境的作用，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失之过高。正如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所说：“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同上书，第236页。
同样，70年代初，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高级会谈，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周恩来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高级会谈，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这一切不仅为改变世界格局，保持世界力量的均衡，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极大贡献，而且也对此后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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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封锁禁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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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促进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提出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欢迎各国与我建立通商关系。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说：“我们愿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