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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并指派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李大钊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处理改组事宜。这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改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这时的张国焘，其思想处于一种动摇和彷徨之中。一方面，他看到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从中共党内到共产国际内部，都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而且国共合作实际上已在进行之中，如果不顾现实，一味采取反对态度，显然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他对毫无保留地将共产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这一点还是无法接受。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反映在张国焘这一时期发表的两篇文章里。
据张国焘所说，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原因是这样的：
11月间，鲍罗廷给加拉罕写了一份有关广东真相的报告，并托人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张国焘参阅。通过这份报告，张国焘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团结一致，击退了陈炯明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这使他感到中共党员跨有两个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他回忆说：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廷的资料，在《新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地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
那么，他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什么呢？他说： “我发表文章是颇有用心的，借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此前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义。”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3、358页。
张国焘虽然如是表白了一番，但正如他后来所说： “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②从张国焘的性格来看，他绝不会将这种反对情绪长久地埋在心里。所以不久，张国焘就翻译了一篇《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并于12月20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
我们在这里不想对《宣言》本身作任何评价，只想对张国焘翻译这一宣言的动机作一探讨。张国焘翻译并发表这篇宣言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从宣言的内容来看，已经全然不是正统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了。他的真实动机只能解释成是为了冲淡当时国共合作的浓郁气氛。在张国焘看来，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相比，《宣言》所阐述的主张更接近于共产党人的思想。所以，他在译文之前专门加了一段文字，其中有这样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这意思无非是说，与其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进行合作，还不如与“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进行合作。
张国焘对国共合作的不热心还表现在国民党一大上。
国民党改组工作此时有了很大进展，各地的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在一些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也经过共产党员的积极活动建立起了一些国民党分部或支部。这样，孙中山等人便决定在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2月，各地开始推举出席会议的代表。
为了使共产党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中占有一定比例并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专门发出通告第十三号，提出： “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也许是为了促动张国焘改变对国共党内合作的态度，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推选张国焘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之一。但张国焘打心眼里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一大： 一方面，他对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没有想通，而且他目前正在从事铁路工人运动，所以不愿担任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另一方面，他还要负责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大罢工一周年纪念会事宜。但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李大钊则极力主张张国焘前往广州，以表示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意见已经统一；另外两人一同出席，遇事还可以互相商量。张国焘不好推辞，只得赴会。
大约在1923年12月底，李大钊、张国焘离京赴粤时途经上海。因为事前已接到通知，所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需在上海集合，共同讨论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应采取的态度。
1924年1月1日，在共产党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上，与会人员分别听取了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报告，并通过如下决议： “（1）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在听取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关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报告后，认为工作进行得正确；（2）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以后应该反对老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解；（3）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4）关于宣言问题，全体共产党员代表应当捍卫它的所有条款。在组织问题上，不应用章程来束缚代表。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3页。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表示希望张国焘能与李大钊和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共同组成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不料这个提议被张国焘拒绝，他的理由是： 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前，他就要赶回北京筹备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另外，他认为自己不适宜代表中央，因为对多数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这种做法他并不赞成。
张国焘仍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
到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了李大钊、张国焘等十几个新到的代表，并将他的《建国大纲》给代表们传看，征询大家的意见。
张国焘翻看了一下《建国大纲》，然后问孙中山： “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
张国焘认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是针对孙中山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线的根本所在。而他在那种场合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是要让孙中山和在座者了解他的基本看法。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5页。
孙中山听了张国焘的话后，没有作出答复，只是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
叶楚伧则说： “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张国焘讨了个没趣。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
在鲍罗廷处，他向鲍罗廷提出了国民革命中应否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 “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鲍罗廷的解释得到了多数同志的附和，大家都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张国焘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李大钊也说： “你这个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
但张国焘却总是抑制不住想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在见到即将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时，问道： “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谭平山告诉他： “我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我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6—317页。
当大家都沉浸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中的时候，张国焘这样做，连他自己也觉得仿佛成了“专泼冷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不顾一切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结果可能会遭到中共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一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趁早离开广州，以待机会。
党内同志大都了解张国焘的想法，有意无意间表示希望他选择第二条。所以，在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之前，他已做好了北返的准备。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1月23日，张国焘以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由，请假离开广州。
说来颇令人费解，张国焘回到北京后，对苏联代表斯列帕克谈到国民党一大时，却全然是另一种口气。他告诉斯列帕克： 他不但钦佩孙中山本人，而且非常赞赏那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 “现在同志们中间已经不存在是否必须同国民党一道工作的问题。现在都非常乐意做工作并且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以至于一直对国民党不怀好感的斯列帕克也十分肯定地认为： “在共产党内，在要不要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以及怎样工作的问题上，应该说，现在不会再有任何分歧意见，现在共产党人会同国民党一道工作，并且能在那里领导这项工作。”《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408页。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无论张国焘出于何种动机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一大的看法，事物总是按照自己的预定轨道发展变化着。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合力推动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不能不使张国焘感到震动，但他还是固执地保留着自己的看法。这样，他认为与其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导致无穷的烦恼，还不如消极地对待国共合作事宜，尽量不去参与。所以，当李大钊传达国民党一大选举张国焘为候补中央委员，并要他到武汉去担任国民党分部的工作时，他便以种种理由拒绝了。
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张国焘虽为其成员之一，却很少去办公。偶尔去一次，也是敷衍了事。当国民党员丁维汾提出一些事情和他商讨时，他也总是很客气地请丁做主，自己从不提出异议。
就这样，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不会从失败中寻找教训的人，他的成功之路是遥远的；而在寻找教训的过程中走向极端的人，却没有成功可言。
张国焘的可悲之处正在这里。
十六 牢狱之中
全国铁路总工会是在逆境中诞生的。
“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一蹶不振，尤其是铁路工人运动，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尚存的工会，其活动也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京汉、京奉、京绥、正太等路的工会开始逐渐恢复元气。京奉路唐山工会不仅秘密存在，并拥有一定势力，工会基金亦有1000余元；京绥路车务工会拥有会员1500人；正太路工会、粤汉路工会、津浦路浦口镇工会、株萍路工会等也秘密恢复，特别是胶济路工会在工人运动低潮中居然秘密成立，并拥有会员1500余人。《工人周刊》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依然继续秘密出版。为了进一步复兴铁路工人运动，振奋铁路工人的斗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1924年2月7日，在“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1923年2月7日这个血腥的日子，怀念先烈，汲取教训。
因为有关这次会议的史料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以下情况：
参加会议的有各路代表20人。中国九条铁路中有六条派出了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仍然有一条或两条铁路代表缺席；没有派代表的只有广州铁路、沈山铁路和中东铁路。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组织问题和红色搬运工人联合问题。《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407页。张国焘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宣言》提出总工会的宗旨是： “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和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除工人互相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宣言》号召工人参加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