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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地疏散干部虽然是一项细致而繁杂的工作，但却有着伟大而非凡的意义，它使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感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更重要的是为党保存了一大批精华和骨干，这样，就为革命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
由于李立三等人分途前往各地，疏散工作实际上是由张国焘和周恩来二人进行的。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却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地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所有同志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亲自经手。张国焘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同志们谈话上，他鼓励同志们在艰难的条件下要坚定革命信念，要有胜利的信心。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工作，革命定会成功。
7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已有了举行秋收起义的设想，并根据这一设想，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后来又根据这个议决案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8月3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便正式向各有关省委发出通知，指示按《大纲》要求部署秋收暴动。《大纲》详细地规定了秋收暴动的战略计划，指出，秋收暴动是土地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要以农会为中心，暴动后立即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在条件许可时应夺取县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农民夺取政权后，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对50亩以上的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50亩以下的地主，一律实行减租，以佃七东三为大致标准；拒绝向武汉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缴纳任何捐税，并实行经济封锁；组织土地委员会，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等等。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虽然在“八七”会议前没有实施，但却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并在“八七”会议后不久发动起来，从此在井冈山等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在决定秋收暴动的同时，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还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前往九江，准备依靠尚能倾向革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打回广东，继续革命，重新举起反对新老军阀的大旗。但他们到九江后，发现张发奎已有动摇迹象，便在7月20日举行了一次谈话会，会上提出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叶挺所掌握的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加上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保安队为主力，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将意见转告中央。
对九江谈话会上的意见，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全名维萨里昂？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俄共。1927年7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接替鲍罗廷和罗易的工作。1927年11月回国。1935年1月自杀。同月，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党籍。立即表示同意。7月24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上》第174页用了“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的表述。，张国焘、周恩来、罗明纳兹、加伦在武汉举行会议。会上，周恩来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 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上决定派周恩来到九江具体部署南昌起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请求指示。
罗明纳兹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改组中共中央。在他的要求下，临时中央计划在7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并由张太雷和李维汉协助罗明纳兹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形势异常紧张，会议通知很难送达，会议无法按期举行。 8月3日，临时中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各项议程。但因时局紧张，交通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至8月7日，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下，便决定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先后到武汉的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八七”会议成为扭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枢纽。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领导机构，在它存在的短短25天中，在党处于危难的紧急时刻，力挽狂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正确决定，使党避免了灭顶之灾，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向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干部传达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27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来到处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开到南昌。
这天，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张国焘、谭平山后来也参加前委的会议。前敌委员会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
正当起义的各项工作在紧张准备之际，29日上午，前委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内容是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26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大致是：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把张发奎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会议还决定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去九江传达国际指示。为什么会选中他呢？据张国焘回忆，事情是这样的：
罗明纳兹在会上说： “看来这两件事据张国焘回忆，是指国际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和国际电令禁止苏联顾问参加南昌暴动。（见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页。）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张国焘，并问是否可以派他去。张国焘对国际的指示很不满意，回答说： “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王一飞同志可以负责这一使命。”罗明纳兹说： “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启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于是，瞿秋白、李维汉都觉得张国焘去为好，说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284页。。于是，张国焘怀着一种极不情愿的心情上路了。
从国际指示的内容看，确实是模棱两可的，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也可以作那样的理解，这要根据个人认识问题的角度来决定。对张国焘来说，一方面他认定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国际方面既不给经费支持，又不让顾问参加，说明从国际方面就已对南昌暴动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他仍然认为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的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张国焘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何理解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当他作为中央代表奔赴九江之前，就抱着设法阻止南昌暴动的主意，而不是根据南昌方面的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7月27日，张国焘到达九江后，随即召集了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江西省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国际指示，提出应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他的提议遭到了与会同志的反对，绝大多数人认为，起义的有关事宜都已准备停当，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但张国焘却不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29日上午，他向南昌前敌委员会发出了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暴动的密电。
周恩来接到张国焘的密电后，当即与其他前委成员进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 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在他的要求下，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国际来电的内容，提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如果要暴动，也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李立三一听，就对他说： “什么都预备好了，哪里现在还需要讨论。”周恩来也明确表示： “还是干！”
张国焘见自己的意见受到大家的反对，便说： “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他本想用国际代表来压大家，没想到适得其反。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他对张国焘说： “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李立三说： “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迁延。张发奎决不能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说： “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大家遂告诉张国焘，张发奎现在已处于汪精卫等右派的包围之中，决不会同意暴动计划，而我们也不能再依靠张发奎。另外，暴动正在按计划进行，也决不能拖延。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来决定，所以会议不欢而散。叶挺： 《南昌暴动至汕头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当时前敌委员会诸人都在热心筹备暴动，张国焘的阻挠无疑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怨言颇多，谭平山竟然起了杀死张国焘的念头。他对一位师长说： 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前敌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 “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关于党的“六大”的回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其实，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张国焘并不知道他所寄予希望的张发奎已经追随了汪精卫。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以及张发奎部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朱培德部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等，在庐山举行了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加紧推行清共反共。会议作出三项决定： 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张发奎所辖之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共党分子廖乾吾、高语罕等四人。《南昌暴动纪要》，（台北）《革命文献》第25辑。
31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和张国焘再次开会。正在争吵不休时，叶剑英来报告说： 张发奎、汪精卫、孙科等人要在8月1日来南昌。这时，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了南昌起义的计划。中篇
一重尝失落
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城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
南昌城内一片沸腾，各界群众数万人召开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和久盼的解放。1927年8月3日的江西《工商报》登载当时的盛况称： “兹悉革命委员会委员即遵于本（二）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会场举行就职典礼，计到者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等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的旗帜，且成立了包括宋庆龄、张发奎、邓演达等国民党人在内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却丝毫没能减轻严重的军事局面。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刘伯承： 《南昌暴动始末记》，《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为了保存起义之后的革命武装力量，前委只能按照起义前中央的决定，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中篇
一 重尝失落
8月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从此，起义部队走上了一条凶多吉少的征途。
或许已经意识到前途多舛，8月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军，带走4500人，军心开始动摇。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700人投奔了唐生智。
由于起义军仓促南下，没来得及整顿，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加之天气炎热，士兵病倒很多；而且参加起义的部队大部分并不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这样，在自然环境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个别脱离部队或整团整营离开部队的情况时有发生。
起义军在临川休整了3天后，继续南进，于8月25日抵达瑞金以北之壬田附近地区，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虽歼敌大部，但起义军也伤亡1700余人。至此，起义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作战，减员近万人。
9月上旬，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进到长汀。稍作休整后，经上杭进入广东，于9月23日进占潮安、汕头，第二十五师进占大埔三河坝。
还在南昌起义后不久，8月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广东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并指定了南方局的分工： 以张国焘为书记，委员有周恩来、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
9月26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