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交往更加密切起来。在李大钊的热心指导下，他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对介绍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书籍也有涉猎。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参加各种研讨会，他对“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等新鲜名词开始有所理解。
此后，客观条件的变化加快了张国焘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还在这年3月，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其支部之一。1943年宣告解散。在其存在的24年中，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帮助，同时也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就派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全名为格利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在华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遣，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先后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东方部工作。1923年11月再度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夕回国，至1929年任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国际工人联合会太平洋书记处书记，此后长期从事研究和教育工作。1935年曾被特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等人来华，帮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建共产党组织。这对于已有建党打算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维经斯基到京后，举行各种座谈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加快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进程。
7月上旬，北京局势日趋紧张，直皖战争一触即发。为了躲避战乱，张国焘意欲前往上海。临行前，他向李大钊辞行。李大钊嘱咐他到上海后与陈独秀面谈建党事宜。
就这样，张国焘肩负着李大钊的重托，于7月13日启程，经天津、南京赴上海。
在上海，张国焘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接待，并应邀住在陈家。
当时，陈独秀已经开始建党工作。所以，张国焘有机会了解到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并有充足的时间与陈独秀就当前的局势、共产主义运动、党的组织等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陈独秀对社会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独到见解使他受益匪浅。所以无论从感性认识还是从理性认识上，都使张国焘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要投身的新的斗争，就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钊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这以后，他被全国学生联合会派往南洋募捐。10月初，当他回到北大时，李大钊已经在着手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了。
原来，9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迎接罗素来京讲学时，曾住在陈独秀家中。张申府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当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时，他就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此时，上海党组织已成立，陈独秀与他商谈了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要他转告李大钊，迅速建党，能发展的人最好都发展进去。
9月下旬，张申府返回北京后，即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他们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建党工作。
张国焘正是在此时回到北大的。他积极赞成尽快建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
五 抉择
1920年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发展党员。但在党组织成立后不几天，张申府就动身前往上海，准备11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样，发展党员的工作就落在了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身上。
当时，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黄凌霜、张伯根、陈德荣、袁明熊、华林、王竟林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就由李大钊吸收为共产党员。不久，张国焘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他们两人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这样，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成员，除张申府外，共有十人。
建党初期，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谁也不知道。所以，党组织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小组成员自认分担。于是，李大钊担任组内外的联络任务；张国焘担任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办《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工作刚刚起步，11月，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有二： （一）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是相违背的。（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共产主义者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过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出了共产党小组。
道不同不足为谋。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之后，小组只剩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五人。这一次分化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选择发展的对象也有了一定标准。
北京大学有一批优秀的学生，五四运动之后，他们一直处于学生队伍的前列。在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李大钊、张国焘认为这些青年人积极向上、思想进步，应是党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取向关系着党组织的兴衰。
不久，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优秀青年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渐步人正轨。
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党支部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至党的一大召开前，这个组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方面，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中共一大前活动十分出色的党组织之一。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
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劫、吴汝铭等40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高君宇为青年团负责人。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到会25人，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陈德荣等。此时，团员已发展到55人。在会上，李大钊提议，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团的活动。会议遂选举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及刘仁静分别为书记及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张国焘任青年团书记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在推动团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4月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一院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目前的工作共六项： （一）筹备五一节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工人游行；（二）为筹备五一节运动，刊行一两种宣传小册子，并广泛动员团员们撰写文稿；（三）讨论委托团员分别担任关于筹备工作的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与平民讲演所的情况，并设法加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内容的思想教育；（五）领导印刷及其他行业工人，动员他们团结一致，展开与资本家的斗争；（六）为讲演会做准备工作及加强社会主义宣传。
4月24日下午，青年团在北大二院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6人，其中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宋介、谌小岑等。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委会所议事宜及去天津、唐山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刷及散发五一劳动节宣传品问题。会议还宣读了何孟雄来信，信中说在满洲里有京、津、沪赴俄同志三人被拘，已转解黑龙江陆军监狱。为了营救被捕之人，李大钊当场捐出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捐出5元，其余各捐1至3元不等。会议还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由罗章龙等七人负责。
北京青年团在发展团员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却忽视了严格审查。他们不是个别吸收，而是通告开大会招收，结果，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泛劳动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参加其中，甚至还有个别北洋军阀政府的特务分子也混了进来。以上有关青年团活动的情况，就是特务分子关谦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的报告中所记载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6—512页。
为了纯洁团的组织，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解散青年团。直到同年11月26日，才重新组建。重建后的青年团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队伍纯洁、蓬勃向上，成为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在领导青年团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张国焘等人还把关注的重点投向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今天，当我们不假思索地道出这个尽人皆知的结论时，我们可曾想到作为桥梁的知识分子？可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是富裕人家的少爷、小姐？当他们抛开优越、安逸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而置身于贫困的社会阶层之中时，他们的身心将要经受何等的磨炼？
马克思认为： “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找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理想。”
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完美的理想，才将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张国焘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工人中间。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曾随平民教育讲演团来此讲演，所以与工人比较熟悉，他从同工人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希望办个学校，让子弟受点教育。这一要求启发了张国焘，他认为，把办学校作为一种接近工人、发动工人的方式，对于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是十分有利的。当他把工人们的要求和他的想法向组织汇报后，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讨论，决定在长辛店办一个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都能受到教育。
创办学校要有经费。但当时《劳动音》周刊的发行已由1000份增加到4000份，所需经费也相应增加。李大钊每月拿出的80元已不够支出，再加上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筹办经费，使北京小组的开支已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李大钊又将自己每月的捐献增加到100多元，张国焘也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100多元，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又向小组成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发动募捐。
这样，开办学校的经费基本得到解决，筹备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参与了这一工作。
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四人乘火车前往长辛店筹备劳动补习学校。
在长辛店车站，他们看见许多灾民围集在那里。这些人一个个憔悴枯黄的面容、千孔百结的衣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身躯，令他们十分同情。看着在饥饿和寒冷中挣扎的灾民，想到官吏、政客、资本家、地主的奢靡生活，他们真正理解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的内涵，真正认识到了这不平的世界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只有彻底打破这个世界，劳动阶级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今天去办劳动补习学校，正是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使工人受到教育，不再当牛做马。从这一点看，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离京城约20公里，有工人3000多名。
他们四人到达后，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将来意告诉工人后，立即召开了筹备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向工人们讲述了创办这个学校的必要性。他说：
“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而不得饱暖；那些不作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却住高楼大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他们的衣食住从哪里来的？都是由我们工人血汗换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生活的享受，只有贫困和压迫。现在，我们想得到幸福，非得先有知识不可。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让大家学知识。”
在讲了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必要性之后，张国焘继续启发工人们说：
“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就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受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