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对她发急。所以我一直对她有歉意。20多年后我有一次去周扬和她住的油房胡同的家“作客”，见到她时，谈起这件事，我向她表示歉意。她说这件事一点也记不得了，而我却没有忘。当时她的确对我很生气的。
五
粉碎“四人帮”后，我也不清楚周扬是怎么被解放的，对他做了怎样的“结论”。我没有同他谈过这方面的事。后来他到社会科学院，在他分配到社会科学院来之前我不知道，在社会科学院见到他时，我知道我们又成了同事一一第三次同事。
最初周扬到社会科学院时有一个“顾问”的名义。这当然是暂时性质的。后来改为“副院长”，没有分工管什么事。那时候社会科学院掌握实权的院长是胡乔木。协助胡乔木工作的是我和邓力群两个副院长。后来周扬来了，做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没有分配实际工作。他的这个职务是虚的。似乎一开始也没有让他参加党组。那时他来院部开会，我也不记得他发过什么言。他是个爱动脑筋、看到一些情况就会产生想法，而且是喜欢说话的人。而这期间几乎不发言。我知道这决不是表明他没有想法，一定是他心情还不那么好。那段时间我很忙，但是我还是去过油房胡同几次。在他家里，他说话就比较自由。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他倒是讲了些意见。当我告诉他那时我记取了1958年他对我提出的意见，改变了1956年时编1956－1967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方法，他听了是很高兴的。
1978年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研究生院。在1979年中国科学院就设立了研究生院，我受到启发，向胡乔木提出在社会科学院也应把研究生院建立起来。我还对胡乔木说，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各系集中的人才远远比不上哲学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可是人民大学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人，而哲学社会科学院没有抓培养人才的工作，各个研究所里的人眼看着老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必须积极改变。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当时在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中胡总抓，我分工管各学科建设。在讨论研究生院院长人选时，周扬提出请陈翰笙。陈翰笙不愿担任，于是就由温济泽以研究生院副院长名义主持了一个时期院务。以后温济泽提议，经过社会科学院我们几个做常务工作的人同意，作出决定，请周扬担任研究生院院长。这样周扬在社会科学院内才有了一个实际工作的岗位。大概也就在这时候周扬参加了院党组工作。
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他参加了。而且是11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在这个会上，理论界、新闻界的人比较活跃，文艺界参加的人不太多。会议是各界混合分组。周扬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不少议论，胡绩伟记得周扬曾经发表过一个意见：不要责怪青年们写大字报这样的事，这表明青年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认识，表明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务虚会的参加者是有不同看法的。
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我和黎澎、温济泽几个人提出要利用这个纪念强调在我国发展民主和科学的必要性。那时社科院的学术工作是我分工负责的，于是在社科院就成立了由周扬、温济泽、黎澍和我四个人组成的小组，负责筹备纪念会工作。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周扬作了“中国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讲话。
对于周扬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安排，胡乔木、邓力群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而我总感到不那么合适，而且不安。按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本应该明确地排在我和邓力群的前面，这可以使他在社会科学院多发挥一些作用。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他作为我们的老领导的地位没有变。
周扬在“文革”前是候补中央委员，1979年中央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把他补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记不清楚是1980年还是1981年，周扬在中宣部担任副部长。也有人说周扬只是中宣部的顾问，同时在中宣部担任顾问的还有李卓然等。后一个说法也对。周扬在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后，一次他见到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提出自己年纪大了是否可以同意改任顾问，胡表示可以，但是后未经研究，仍让周扬担任副部长。十二大前党中央成立了一个思想工作小组，其中有他。这个小组的成员按发表时排名的次序是：胡乔木、王任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华楠、邓力群（秘书）。这可以表明，周扬基本上恢复到了“文革”前的地位。
就在这个思想小组成立后不久，党中央委托中宣部召开了一个思想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思想小组没有出面，王任重以中宣部部长又是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主持会议。胡乔木在王任重上面领导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范围包括整个思想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到的也不少，但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白桦的电影《苦恋》，因此文艺界来的更多。周扬这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次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出现。他一直参加文艺界分组的会议。因为我在另外分组会议上，他发表了怎样的意见，我没有听到。
在这个会议结束时，除了胡乔木和王任重外，还要周扬和我讲话。冯兰瑞同志保存有周扬讲话的笔记。最近她给我看了这个笔记。从笔记中可以看出周扬讲话的方式还是与“文革”前当中宣部副部长时一样。他讲得很全面，虽然对白桦的《苦恋》进行了批评，但总的看来是保护文艺界的。从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口气来看，说明他完全恢复了“文革”前的地位。
在思想工作会议结束时，我的那次讲话也讲了有关白桦的《苦恋》和《解放军报》批判白桦文章的事。讲话前我没有同乔木商量，倒是问了一下周扬。我对他说，我想对白桦和《解放军报》各打五十大板，问他可不可以。他只笑了一笑，没有说话。
中央思想小组成立后只处理过几件事情，没有开过什么会，十二大以后，没有作出什么交代，这个小组就不再存在了。
1982年，党中央召开十二大。我因年龄已超过65岁，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周扬比我年龄大，也退了下来，也当选中顾委委员。我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还当了一个时期社会院的顾问，周扬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似乎也担任了一个时期中宣部顾问。从这时起我们不再是同事，而成了朋友。
在中顾委，周扬、夏衍、张光年和我都在一个支部。因为我们的支部文艺界的人多，有时发言就很自然地会涉及有关文艺的问题。有一回在支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时，有一位同志责备文艺界，说我国处在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领袖，但是出不了伟大的作品。当时周扬、夏衍、张光年他们都没有起来反驳这个看法。我知道他们是文艺界的权威人士，讲话可能有所不便，于是我就起来打抱不平，讲了一大篇话。指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给我国文艺界讲了一番好话。在中南海我的两次关于文艺的发言（思想工作座谈会也是在中南海开的），周扬都表示高兴，说“你现在关心文艺工作了，这是‘文革’后你的一个进步”。
六
1983年3月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我很重视这个纪念活动。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冷谈主义已经相当严重。我认为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适应历史的需要的结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下篇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下篇很不成熟，更应该得到很大的发展。至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要适应当代的需要有所发展。我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早期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要问题。我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居首先的地位，在哲学方面也强调指出当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讲得很不彻底，因而使之彻底化的研究比起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与周扬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我并不反对对异化问题的研究。我也承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在十二大前，作为副院长，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管学术研究，并且还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认为自己有部署这次纪念活动的责任。因此早在1980年我领导的马列所就着手部署这个纪念活动。在1980年12月召开了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的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我提出要积极筹备这个纪念活动，并提出17个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思考，并且建立了一个筹备班子。1981年又召集社会科学院各所的同志，再次提出抓紧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准备工作，举行学术讨论，把这个活动纳入社科院各所1981－1983的计划。但是在1982年我还在社会科学院担任负责工作期间，就有人利用我一次出差的机会背着我把开这个学术讨论会的领导权拿了过去。这不应该视为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是在这个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扬，这一点我还是很满意的。
这个会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第一天，周扬宣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论文。这篇写得很好的论文当时在会上受到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但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却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胡乔木认为文中强调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关于劳动异化等论述，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周扬对这不以为然。胡乔木理所当然对他很不满意。
对周扬那篇论文的批判，可以视作胡乔木、邓力群背着中央发动的所谓“清污”——“清除精神污染”这场政治运动的开始。周扬的文章是被看作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精神污染物。胡乔木等发动的这个‘清污”运动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虽然我未直接接触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是如何策划的，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也是明白的。这场运动受到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最后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和反对。而胡乔木发动这场运动，把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和它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视作是严重的政治上的、理论上的甚至是组织上的错误是毫无道理的。
最近我读到秦川写的一篇题为《1983年“清污”运动的追忆》。文中记载：在1983年，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和已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蛮不讲理地诬蔑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写了一个《中央宣传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报告中说，周扬“不顾自己的地位”，“不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周扬“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表现、希望他有认识、表示正确态度”。中央决定胡乔木、邓力群将此报告同周扬、秦川、王若水等见面，核对事实、听取意见再报中央。这一天，周扬在看了报告后，秦川见周扬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又坐了下来。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坐在他对面的乔木大概被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瞪大眼睛的胡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广周扬应声作答：“你不要戴帽了！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得寸进尺：“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寸土不让，“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见到这段对话，我真没有想到周扬会这样发火。看来他真是生气了。
以后胡乔木到周扬家去了几次，一方面因为周扬历史上是有恩于胡乔木的人，胡乔木对周扬表示敬意，一方面试图要周扬承认错误。周扬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就在报刊上开展对周扬的批判，使周扬处在一个被批判者的地位。这时候，胡乔木又去周扬家里，说服他接见记者，作一些解释，说周扬做了这件事，对他的那一批判就可以了结。开始周扬表示不想这么做，后来勉强同意了。结果在胡乔木的布置下，传媒就把周扬接见记者的谈话宣传成他作了检讨。这使周扬感到很被动，他认为自己受了胡乔木的骗，从此就变得郁郁不乐。
这次批判的实践效果非常之坏，不讲别的方面的影响，单讲对周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次打击。它毁坏了周扬的健康。周扬动过肺癌手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这些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虽然没有开他的斗争会，没有把它关起来，可是他心中的创伤却无法愈合。接见记者后，对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扭歪，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在胡乔木再三动员他接受记者采访后，他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结果却完全不是如此，使他处在无法声辩的地位。他感到抬不起头来。
我对胡乔木批评周扬人道主义这件事一直不赞成。我认为这种批判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胡乔木自己也没有力量写出一篇能自圆其说的文章，找了不少人帮他写，也没有写好。而他就在自己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却给周扬无限上纲。我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为周扬不平。我看到周扬那样不快乐，于是我去油房胡同的次数也就多起来，为的是安慰他。到周扬家里我并不多谈使他很不愉快的那件事，而是东讲西讲，让他多知道一些信息，多关心一些问题，少想这件不愉快的事。但还是不能完全不讲到他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那个发言的事。每当接触到这一件事，苏灵扬对胡乔木的作为极不满意，常常激昂慷慨地数说一通胡乔木。周扬则常在一旁默默不语，偶尔括几句话。1984年刚过年，胡乔木的那本批判周扬的书出版了。过了不久，春节到了，1月24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向周扬“问候”。这首诗有八行：“谁让你逃出剑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