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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小狗包弟（2）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决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
探索（1）
在最近的《大公报》上看到白杰明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①
在我的周围，有些人听见“探索”二字就怀疑，甚至担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吗？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没有读过这类刊物，没有发言权。我讲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说：
“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
不满现状，说对了。不满现状（也就是不安于现状）有多种多样。有的人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别人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小范围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大范围的现状。
谈到别人的现状，谈到大范围的现状，问题就大了，因为别人会觉得他的现状很好，会觉得大范围的现状很好，你不满意，当然容易引起争论。例如我们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领取几块、十几块钱稿费也得自己到邮局排队；一个几本书的邮包也要自己去拿；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办，我还有儿子和女婿可以帮忙，我一个朋友年过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处理这些事，就感到困难了。又如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教书，她说她有时得自己去搬运讲义、教材。对这类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各人为自己服务”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想来想去，现在却有了另一种想法：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这样的话近两年来我到处讲反复讲（“四人帮”横行时期我没有发言权），并不起作用。我不满意这些现状，别人却不是这样看。再如有人说我们社会里已经有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在电视机荧光屏上我却看见了审判盗窃杀人犯的场面，别人说这不是主流，他说得对，但他说的“美妙”里总不能包括盗窃杀人吧。争论起来是很麻烦的事，何况我缺乏辩才！
所以我只谈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顾我的过去，我隐隐约约记得的是在广元县知县衙门里的事情，这是最早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不过四五岁，人们叫我“四公爷”（即四少爷），我父亲在二堂审案，我常常站在左侧偏后旁听。这说明我是个官僚地主的少爷。我从小就不满意这个现状，觉得做少爷没有意思，但当时我并没有认为生在大户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谈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阶级。我只是讨厌那些繁重的礼节，而且也不习惯那种把人分为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分类法”。关于礼节，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过生日，我的父母在广元庆祝，要我叩头，我不肯，就挨了一顿打。幸而我的父母当时不懂得“无限上纲”，打过就算了事，还允许我一生保留着对礼节和各种形式主义的厌恶。
至于说到“分类法”，我对它的不习惯（或者可以说不满意）表现在我喜欢生活在所谓“下等人”中间，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讲故事，我觉得他们比较所谓“上等人”像老爷、少爷、老太爷之类心地单纯得多，善良得多。当时我绝没有想到什么“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欢到听差们住的门房里去，到轿夫们住的马房里去，只是因为我热爱这些人，这时我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孩子了。在我们家里人看来这是“不求上进”、“有失身份”的举动。可是没有人向上面打小报告，我祖父、父亲、叔父们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横加干涉，我照旧在门房和马房里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后，我发现了大门以外的广阔的世界，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少了，不久我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补习班。
以上的话只是说明：一，我不曾受过正规的教育；二，我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我家里“上面的人”从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都希望我做一个“扬名显亲”、“有钱有势”的人，可是我不会走那条现成的路，我不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从我生下来起，并没有人命令我写小说。我到法国是为了学一门学问。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在巴黎开始写什么小说，结果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学会，回国后却找到了一样职业：写作。家里的人又再三叮嘱要我走他们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没有人给我安排的那一条。尽管我的原稿里还有错别字，而且常常写出冗长的欧化句子，但是我边写、边学、边改，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一个道理：人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这几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我当初听从我家里人的吩咐，不动脑筋地走他们指引的道路，今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结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里写过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肺病患者）的死亡，这就是我可能有的结局，因为我单纯、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会讨好别人，耍不来花招，玩不来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云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诺诺地依顺别人，我祖父要我安于现状，我父亲（他死得早，我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要我安于现状，我大哥也要我安于现状，我就只好装聋作哑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
但是我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我总是在想改变我的现状，因为我不愿意白吃干饭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写些文章，多完成两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变我的现状。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动脑筋思考，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虽然我的成绩很小，虽然我因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打击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认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是我的幸运。我同胞兄弟五人，连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个，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纪最大，还能够奋笔写作，是莫大的幸福。这幸福就是从不安于现状来的。年轻时我喜欢引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现在我又想起了它。这十几年中间我看见的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意志的机器人。我为什么对《未来世界》影片中的机器人感到兴趣，几次在文章里谈起“它”呢？只是因为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探索（2）
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
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
这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
白杰明先生说，“想真正搞出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就要“让人家探索”。对，要“探索”，才能“创新”，才能“搞出一些尖端性的”东西。他的意思很明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应该让人家探索。但是据我看，一个“让”字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字，一个更重要的字——就是敢字，敢不敢的“敢”字。不久前在上海举行了瞿白音同志的追悼会。白音同志，不是因为写了一篇《创新独白》就受尽地狱般的磨炼吗？最初也是有人“让”他“创新”的。可是后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批巨灵神，于是一切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