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得就是幸运。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给戴上“右派”帽子，却写了一些自己感到脸红的反“右”文章，并没有人强迫我写，但是阵线分明，有人一再约稿，怎么可以拒绝！“文革”期间我靠边早，没有资格批判别人，因此今天欠债较少。当然现在还有另一种人，今天指东，明天指西，今年当面训斥，明年点头微笑，仿佛他一贯正确，好像他说话从不算数。人说“盖棺论定”，如今连这句古话也没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头却不知道给抛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庄严地放在八宝山公墓，但在群众的心目中他却是无恶不作的坏人。我不断地解剖自己，也不断地观察别人，我意外地发现有些年轻人比我悲观，在他们的脑子里戴帽或摘帽、溅不溅污泥都是一样。再没有比“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只要有具体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语都损害不了一个好人，黑白毕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
访问广岛（1）
这次访问日本，我实现了二十年的心愿：我到了广岛。
一九六一年樱花开放的时节我在镰仓和光旅馆里会见了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女士，听她谈了一些广岛的故事，关于那个地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从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么时候到广岛去看看那多好。六一年我没有能去，六二年我到东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以为这一次可以看到广岛了，可是出席大会的一部分人动身去广岛的时候，我要留在东京继续开会。杨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么羡慕他，我请他带一样纪念品给我，他带回来一扎明信片，我把它们当做珍品收藏着。六三年我又有访日的机会，我把广岛的明信片带在身边，我兴奋地想大概可以去广岛了，我和同行的人谈起，他们的反应并不强烈，主人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安排，结果我白白做了一场梦。再过三年连那一扎明信片也给拿走了。在“牛棚”里，除了“改造”二字外什么也不敢想。日子久了，思想活动了些，在“干校”的不眠的寒夜里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欢聚的日子，我仿佛又在东京秋田家同中岛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顺二先生在箱根喝茅台，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终于沉沉地睡去了。那个时候我正准备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绩回到上海作家协会传达室当一个看门人，我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我也不敢再做广岛的梦，因为一提到广岛，我便想起杨朔同志的悲剧的死亡。
十七年似梦非梦地过去了，我早已从“牛”又变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访日的邀请。主人问起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了去广岛的愿望，我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过两年我连出门也会有困难，更说不上去远方。
我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羽田机场辞别了东京的朋友走进机舱坐定以后，我频频地揩着眼睛：朋友们的眼泪引出了我的泪水。飞机平稳地前进，我望着下面的云海
我为什么这样激动？我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厉害地翻腾？为什么二十年来我一直忘不了这个地方？我走下舷梯，机场上一片阳光，我的心平静了，迎接我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我的思路清楚了，二十年来，不，不止二十年，应当说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关心广岛人的命运，我读过关于广岛的书和新闻报道，我也听人谈过广岛的事情，包括种种不真实的流言。五十年代后期我意外地翻看了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有几天睡不好觉。三十五年来我就是这样想：他们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不幸，他们应当生活得好一些、幸福些。这大概就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正义观吧。三十五年中间我并非时时刻刻都想在这个遥远城市发生过的大悲剧，想的时候并不太多。但是每一想起广岛，我就受到那个愿望的折磨，我多么想亲眼看看广岛人（包括当时的幸存者）今天的生活！
现在我终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我生活在广岛人的中间。我呼吸着少尘土的清洁空气。在安静、宽敞的现代化旅馆里住下来以后，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和平公园，我们把鲜花扎成的花圈放在悼念受难者的慰灵碑前，站在那里默哀行礼。是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公园里绿草如茵，樱花盛开，孩子们在草地上游戏，不停地发出欢笑。成群的鸽子从容地在草间找食物，同孩子们友好地在一起。马鞍形大纪念碑下面有一个石箱，箱里存放死者的姓名簿，箱上有三行文字，译成中文就是：“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这碑文据说是广岛大学一位教授在一九五二年写的。我默念着碑文，我的脑子里闪现了三十五年前那些可怕的情景，我又看到了蜂谷院长日记中所描绘的一切，我不敢搅动这一池记忆的黑水，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许多人的声音：“水，水，给我水！”我的嘴也干了。我转过身，本地记者拉住我问话的时候，我差一点发不出声音来。四周都是水池，要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就会俯下身去喝水了。
三十五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火海，今天面对着慰灵碑我还有口干的感觉。抬起头我望见了当年产业奖励馆遗留下来的骷髅般圆顶建筑物，这是惟一的旧时代的遗迹，只有它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大悲剧的见证。在慰灵碑后面隔着水池便是“和平之灯”，两只象征性的大手捧着一只杯形的火炬，火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点起来的，而且要燃下去，一直到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的时候。火熊熊地燃着，池子里现出火炬的倒影。火在水里燃烧！这不灭的火就是广岛人对和平的热烈愿望。
千羽鹤纪念碑下面挂着全国儿童折好送来的无数的纸鹤，我取下一只蓝色硬纸折成的小仙鹤放在袋里带回中国，可是今天我却找不到它了。难道它飞回了广岛？纪念碑是为了悼念受害的学生和儿童建立的，是全国儿童捐款建造的。碑的顶上立着一个小女孩，高高举起一只纸折的仙鹤。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两岁小女孩当时受到原子辐射，十年后发了病，她根据过去的传说，相信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得到幸福、恢复健康。她在病床上一天一天地折下去。她想活。她不仅折到一千只，而且折到了一千三百只。但是她死了。
和平纪念资料馆就在前面，在那里我们停留的时间不长，因为接下去还有别的活动。我只是匆匆地看了几个部分，那些鲜血淋淋的“资料”我早已熟悉，而且从未遗忘。我这次不是来挖开记忆的坟墓，找寻痛苦的。我走过和平大道，两旁葱郁的树林是从日本各地送来的；我看见许多健康活泼的广岛儿童，在他们周围开放着美丽的鲜花，它们是世界各大城市儿童送来的礼物。我在广岛看到的是活力和生命。资料馆里一位负责人给我们解释三十五年前的事情，他当时是小学生，手上还留着损害的痕迹，但是他一直坚强地工作，我不愿用惨痛的回忆折磨他。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我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主人要我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感想，我用不太灵活的手指捏紧日本的“软笔”写了下面的两行：
访问广岛（2）
全世界人民决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
世界和平万岁。
这两行文字并不曾表达出我复杂的思想感情。静夜里我在大饭店十二层楼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没有一点噪音来干扰，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想到了我们的十年浩劫——人类历史上另一个大悲剧。我不由自主地低声念起了慰灵碑上那一句碑文：“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眼前浮现了杨朔同志的面貌，老舍同志的面貌，我爱人萧珊的面貌我的眼睛润湿了。我坐到靠墙的小书桌前写我四天后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稿《我和文学》。
这一夜我只写成讲话稿的大半。第二天上午我们游览了风景如画的宫岛，在旧日的市街上悠闲地散步，用食物喂鹿，鹿像熟人一样亲切地扑到我的身上来。路旁樱花开得十分绚丽，我在东京只看到初放的花朵。天气好，空气格外清新，浅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濑户内海在短短的一个上午我们无法欣赏有名的宫岛八景，但是海中屹立的红色大华表和八百年前的古建筑物好像浮在海上似的，华丽而优雅的严岛神社长留在我的记忆里。
然后我们坐船回去，到东洋工业的招待所休息，下午我们参观了这个产量居世界第十位的汽车工厂，我们看了两个车间。我对汽车工业一无所知，但是工厂十分整洁，车间劳动紧张而有秩序，在这里亲眼看到了广岛人出色的劳动成果。出了工厂，车子驰过繁华、清洁的街道，一座一座的高架桥从我们的头上过去，茂盛的树木，整齐的楼房，身体健壮的行人这一切和蘑菇云、和火海、和黑雨怎么能连在一起呢？我疑心自己在做梦。
晚上八点我辞别了主人回到十二楼的房间。在广岛的访问已经结束，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乘“新干线”去京都了。我又在窗前的靠背椅上坐下来，开始了我的思想上的旅行。就这样离开广岛，我不能没有留恋，说实话，我爱上了这个美丽的“水城”。就只有短短的一天半的时间，我没有访问幸存者的家庭和受害者的家属，也不曾到原子弹医院去慰问病人，我感到遗憾。但是我找到了我寻求的东西，在宴会上我对新认识的广岛朋友说：“我看见了广岛人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繁荣、美丽的现代化城市，我看见了和平力量和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带着无限的同情来广岛，我将怀着极大的尊敬同它告别，一切梦魇似的流言都消失了，我又一次认识到无比坚强的人民力量。我不是白白地来一趟，我对未来的信念在这里得到了充实和加强。
城市怎么这样静，夜怎么这样静！我的思想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那样飞奔，忽然停了下来，好像给前面的车辆堵住了一样，我几乎要叫出声来：“敬爱的广岛人，我感谢你们，我永远怀念你们。”坐在静静的窗前，我仍然感觉到那股任何原子武器、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人民力量。它在动，它在向前。
于是我想起昨夜留下来的未完的讲话稿，已经夜深了，可是有什么力量在推动我，也许就是我常说的那种火在烧我自己吧，我移坐到小书桌前，一口气写完了它。一共不到三千字，我又立下了一个心愿：给自己的十年苦难做一个总结。公园里两只大手捧着的火炬在我的眼前时隐时现，我不会忘记这不灭的火。为了使十年的大悲剧不会再发生，也需要全国人民坚决的努力，让我们也燃起我们的灯，要子孙后代永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六月五日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1）
我听到一些关于某一本书、或者某一首诗、或者某一篇文章的不同意见，也听到什么人传达的某一位权威人士的谈话，还听到某些人私下的叽叽喳喳，一会儿说这本书读后叫人精神不振，一会儿批评那篇小说替反面人物开脱，或者说这部作品格调不高，或者说那篇小说调子低沉。还有人制造舆论，说要批判某某作品，使作者经常感到威胁。
我动身去日本前在北京先后见到两位有理想、有才华的比较年轻的作家，我劝她们不要紧张，我说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受到的责骂实在不少，可是我并没有给谁骂死。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不是朝生暮死的东西，总会让一些人喜欢、让另一些人讨厌。人的爱好也有各种各样。但好的作品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一部作品有不少的读者，每一个读者有自己的看法。你一个人不能代替大多数的读者，也不能代表大多数的读者，除非你说服了他们，让他们全相信你，听你指挥。即使做到这样，你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思路同你的思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直在同样的轨道上进行。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实在困难，结果不是给扔在垃圾箱里，就是完全走了样。“文革”初期我很想把我的思想灌输到我儿子的脑子里，这些思想是批判会上别人批斗的成果，我给说服了，我开始宣传它们，可是，被我儿子一顶，我自己也讲不清楚了，当时我的爱人还在旁边批评儿子，说“对父亲应当有礼貌”。今天回想起来我过去好像受了催眠术一样，这说明我并未真被“说服”。根据我的经验，灌输、强加、宣传等等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大，特别是有这类好心的人常常习惯于“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我”做了工作，讲了话，你总该被说服了，不管你有什么想法，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我”的话，不管你的情况怎样，总之，“我”说了你就得照办。而结果呢，很少人照办，或者很少人认真照办，或者不少的人“阳奉阴违”。而这个“我”也就真的“说了算”了。
我过去也常常想用我的感情去打动别人，用我的思想去说服别人。我也做过灌输、宣传的事情，至少我有这种想法，不过我的方式和前面所说的不同，因为我无权无势，讲话不受重视，想制造舆论又缺少宣传工具。我的惟一办法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书前写序、写小引、写前记，书后写后记、写附记、写跋。我从不放过在作品以外说话的机会，我反复说明，一再提醒读者我的用意在什么地方。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我开始怀疑这样“灌输”是不是徒劳。我才想起自己读过一些中外名著，除了作品本身以外，什么前言后记，我脑子里一点影子也没有。我这时才发现我读别人的书常常避开序文、前记。我拿到一本印有译者或者专家写的长序的西方文学名著，我不会在长序上花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