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
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我最近还在另一个地方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几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辩论时就说过：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眼些。他说：“流传久远的作品是靠文学技巧流传，谁会关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这仍然是在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我最恨那些盗名欺世、欺骗读者的谎言。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间我写了后来编成十四卷《文集》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园》，有《寒夜》。第二个二十年里面，新中国成立了，一切改变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写惯黑暗的旧笔，改写新人新事，可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结果写出来的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而且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写作的机会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订计划叫嚷要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然而计划尚未实现，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一下子变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经常给揪出去批斗，后来索性由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六个负责人王洪文等决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赶出文艺界。造反派和“四人帮”的爪牙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大字标语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张春桥公开宣布，我不能再写作。但是读者有读者自己的看法。张春桥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不能把我从读者的心上挖掉。事实是这样，“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仍然得到读者的信任。我常说：“读者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读者们要我写作用不着等待长官批准。“四人帮”倒了，我的书重版，却得到了更多的读者。
我虽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真是噩梦醒来，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岁，可以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也抓紧工作。
我制定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本来作者写作品用不着到处宣传，写出就行，我大张旗鼓，制造舆论，就是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让我从容执笔，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争取写作时间而奋斗。
我要奋笔多写。究竟写什么呢？五本《随想录》将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结果。我要认真思考，根据个人的经验，就文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本小说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写真人真事，也写可能发生的事。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种反面教员吧。我又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作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附录：我和文学（2）
于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读者许下的愿，我用读者的口说出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四月九日凌晨一时在广岛写完
《探索集》后记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
《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
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决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的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决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总会弄出点眉目来吧。尽管我走得慢，但始终在动；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洁癖，不愿意多看见“四人帮”的字样，以为抱住所谓“文学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牛棚”，一张“勒令”就可以夺去人的一切权利。极左思潮今天还不能说就没有市场，在某些国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怎样度过那十年的浩劫。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们遭受了苦难，才让你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据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曾对他们解释明白。
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我准备花五年的工夫，写完五本《随想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巴金
十月二十六日
真话集
三谈骗子
不久前我看过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他是谁》，接着又看到云南电视台的电视小品《似梦非梦》，两部作品写的都是骗子的事情。电视剧里的骗子冒充省委书记的儿子；在电视小品里，骗子就靠一张港澳同胞回乡证。小品的最后还有说明：这里表现的是真人真事，骗子是来自福建农村的社员，凭一张“回乡证”吃喝玩乐地混了好一阵子，欺负了三个女青年。我对着荧光屏，一边看“戏”一边思索。对在我四周发生的事情，我无法冷眼旁观。两个骗子的手法各有不同，但同样太拙劣了。任何人只要肯用脑子思索，就不会受骗。但偏偏有不少人上当。可以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自投罗网的，而且他们推波助澜，推动骗子朝前走，使“他们”欲罢不能。骗子能够一再出现，而且到处吃得开，正因为我们社会里还有不少像飞蛾那样的人，也因为我们的空气里还有一种类似旧小说中使人神志糊涂的迷魂香的东西，有的人见到骗子就头发晕，马上缴械投降。
我几次谈论骗子，并非对那种人特别感到兴趣。我没有忘记我们社会的主流，我也知道在新中国英雄和好人占绝大多数，应当多谈他们。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谈骗子就是给新社会抹黑。当然最好是生活里没有骗子，大家都说真话，彼此以诚心相待。不幸事与愿违，骗子竟然出现了。有人想把他一笔勾销，有人想一手遮盖，有人想视若无睹，反而怪别人无事自扰，少见多怪。这种做法也不见得妥当。你轻视骗子，你以为骗子起不了作用。他却在暗中放毒，扩大影响。吃亏的还是别人，一些没有经验的人。
揭露骗子的话剧没有公开演出就过去了。倘使骗子能像戏那样永远过去，那有多好。可是骗子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电视剧和电视小品又出来了。我希望这样的“剧”和“小品”多放映几次，它们会产生防疫针的作用。我看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揭露他，让大家都学会识别骗子的本领，时时处处提高警惕。没有人肯钻进圈套，那么连骗子也会失业了。
其实，骗子的问题并不简单，有各种各样的骗子，不一定全是坏人。在说谎受表扬、讲真话受批评的时期中，谁没有讲过假话？提起冒充的问题，它更是复杂。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不是也冒充过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吗？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和鲁彦、靳以同去杭州，帮助一位不认识的女读者脱离危难，我就冒充过她的舅父。这三十年来常常有人写信给我或者到作家协会、出版社、刊物编辑部找我，说是我的亲戚，不过是为了见我一面，同我谈谈。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朋友听见外面传说我二次结婚大摆酒席，传得太厉害了，他就出来证明确有其事，他也参加过宴会，还说明自己坐在第几桌。后来谣言过去，别人问他，他只好老实承认：“我是他的朋友，要是有这种大喜事，我怎能不参加？”他讲假话骗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还有一些人，平日喜欢吹嘘交游广、朋友多，说认识某某人，同谁来往密切，他们说谎，并不是想害人，也只是满足个人的虚荣心或者特殊的兴趣。只要听话的人脑子清楚，不去理他们，或者当笑话听听，就不会出什么乱子。对这种人，难道你也能把他们抓起来，依法判刑吗？
我不过是一个作家，却也有人冒充我的这个、那个。幸而我无权无势，讲话不起作用，有时“长官”高兴，还在报告中点一下名，免得我翘尾巴。因此那些冒充我的什么的人，在社会上也得不到好处，我才可以高枕无忧，安度晚年。
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长官”，或者海外富豪，情况就两样了，有人冒充我的儿子、我的侄子或者什么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