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马宗融大哥(3)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过成都探亲,不久他也来成都为罗淑扫墓。我们一起到墓地,只有在这里他显得很忧伤,平日他和友人见面总是有说有笑。一丛矮树编成的短篱围着长条的墓地,十分安静,墓前有石碑,墓旁种花种树,我仿佛来到分别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静,觉得死者只是在内屋休息,我们在廊下等待。我小声劝慰马大哥:“真是个好地方。世弥在这里安息多么好。”他摇摇头苦恼地说:“我忘记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头,他的手掌还是那么有力。我向他建议将来在这里种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后朋友们来扫墓,在小园中坐坐谈谈,仿佛死者就在我们中间。他连声说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别的朋友谈过,准备等抗战胜利后实现这个计划。当时谁也不是存心讲空话,可是抗战胜利后的局面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没有能再到成都,马大哥也被迫远去台北。解放后我两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罗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儿子也去那里寻找,才知道已经片瓦无存了。
在台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来过几封信要我去。他在那边生活安定,功课不多。但是他不习惯那种沉闷的空气。新的朋友不多;他关心上海的斗争,又不能回去参加;一肚皮的愤懑无处倾吐,经常借酒消愁。台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许寿裳(鲁迅的好友)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杀害后,他精神上的苦闷更大,他去看了所谓凶手的“处决”回来,悲愤更深,经常同一位好友(乔大壮教授)一边喝酒一边议论,酒越喝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他病倒后还吵着要回上海,我去信劝他留在台湾治病,但是他说他“愿意死在上海”。靠了朋友们的帮忙,他终于回来了。如他的女儿所说:“他带着我和十岁的弟弟,躺在担架上,让人抬上了民生公司最后一班由基隆返沪的货船。当时的上海正是兵荒马乱,我们只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联’的一个联络站内。”①
复旦大学的朋友们负责照料他。孩子们同他住在一起。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肿,但仍然满脸笑容。他伸出大手来抓我的手,声音不高地说:“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没有听你的话就回来了。”我说了半句:“你回来就好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泪,没有想到他会病成这样。火在逐渐熄灭,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我看:这次的旅行不利于他的病,但是留在台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吗?
这以后我经常去看他,然而对他的医疗我却毫无办法,也不曾尽过力。他一直躺着,我和萧珊去看他,他还是有说有笑。我暗中为他担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结局来得这么快。关于他的最后,他女儿这样地写着:
父亲得不到适当的医治和护理,在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弥留之际,因为夜里戒严,连送医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两个孤儿束手无策地看着父亲咽气。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联络站里的复旦友人的电话,告诉我“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后才赶到联络站。孩子们小声地哭着,死者静静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殡仪馆的车子,只有寥寥几个朋友向遗体告别。
但是在殡仪馆开吊的时候,到灵前致敬的人却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会感到寂寞。他身边毫无积蓄,从台北只带回几箱图书。有人建议为子女募集教育费,已经草拟了启事并印了出来,但不久战争逼近上海,也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仪式完毕后遗体由回教协会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们起初不同意,经过说服,一切都顺利解决。我也参加了公葬仪式,我后来也去过公墓。公墓在徐家汇,地方不大。两个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学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儿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扫父亲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么地方。
关于马宗融大哥我还可以讲许多事情,但是对于读者,我看也没有多讲的必要了。我们有一个习惯:写纪念文章总喜欢歌功颂德,仿佛人一死就成为圣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还有人把文章作为应酬的礼品,或者炫耀文学的技巧,信笔书写,可以无中生有,逢凶化吉,夸死者,也夸自己。因此许多理应“盖棺论定”的人和事都不能“盖棺论定”,社会上还流传着种种的小道新闻。
然而关于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盖棺论定了吧。三十三年来在多次的运动中未见有人出来揭发他,也不曾为他开过一次批判会。他虽然死亡,但死后并未成为圣人,也不见一篇歌颂他的文章。人们似乎忘记了他。但是我怎么能忘记他呢?他是对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也会跟人打架。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我从来不把他当做圣人。他活着时我常常批评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贡献出来。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写的《法国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还有两本翻译小说: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尔博的《仓库里的男子》,字数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是他有一个长处,这长处可以掩盖一切的缺点。他说过: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可是我不曾学到他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地学过。过去有个时期我习惯把长官的话当做真理,又有一个时期我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对亡友。这才是我的欠债中最大的一笔。
怀念马宗融大哥(4)
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我怎么还得清呢?他真应当替我担心啊。我明白了。那一团火并没有熄灭,火还在燃烧,而且要永远燃烧。
一月二十九日写完
《随想录》日译本序
日本东京筑摩书房要出版《随想录》的日文译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译者来信征求意见,并要我为日译本写一短序。我感谢他们把我的著作介绍给日本的读者。我回信说,还有一位刈间先生也在翻译这两本小书,我也同意了。至于写序的事,我说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不写什么了。
我讲的是真实情况。但是回信寄出以后,傍晚在院子里散步,我想起了这两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别是那两本引起了强烈反应的《随想录》,我的心也不平静。我担心日本的读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觉得我应该向他们讲几句话,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说过我要写五本《随想录》,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闯进”文坛,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结束文学生活之前,我应当记下我对艺术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个人的独特的看法。通过了几十年的创作实践,经历了多少次的大小失败,我总算懂得一点创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权向读者谈谈它们。
日本的读者也知道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但是这浩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可能也讲不清楚。我以为不是身历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十年浩劫。两年前我在东京同木下顺二先生对谈,我说我们吃够了苦头,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十年浩劫是和全人类有关的大事。我们的惨痛的经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极左”的空话会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去。我又说,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我们没有一个人逃掉,大家死里逃生、受尽磨炼,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写下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我对日本作家说我们历尽艰辛,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国汉学家对我说:“你们遭逢了那样的不幸,却能够坚持下来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说:“我出尽了丑,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严肃地坚持说:“还是值得尊敬。”我听说那个时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风暴”。
他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我要求的并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静。只有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只有把堆积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几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我才会得到心的平静。
我经常思考那位汉学家的谈话,我感觉到在十年的惨痛生活中我并不是一无所得,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它是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是它在发光,它在沸腾,它在成长。我也要挖出它来,才能结束我的《随想录》。
是的,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
前些时候有人批评《随想录》“忽略了文学技巧”。我不想替我的小书辩护,不过我要声明:我也不是空手“闯进”文坛,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随想录》便可以给我的话作证。
二月二十日
《小街》(1)
近来在家养病,星期天下午看电视节目,没有人来打扰,我安静地看完了影片《小街》。
早就听说有这么一部影片,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两三年没有进过上海的影剧院,只是在家看电视,而且只能“有啥看啥”。这次总算看到了《小街》。
影片不是十全十美,它甚至使我感到十分难受。然而它又是那么真实,使我看后很难忘记。“青年司机”和“黑五类”的女儿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徘徊”。
我不是在这里评论影片,我只想谈谈自己看过《小街》后的思想活动以及影片给我引起的一些联想。
在影片的最后有几种不同“结尾”的设想,我不管这些,我只说有两句话(不仅这两句,还有些和这类似的话)打动我的心。说打动了心也许不恰当,更可能是一种启发。我打一个比方:我的思路给堵住了,想前进,却动不了,仿佛面前有一道锁住的门,现在找到了开门的钥匙。像钥匙一样的两句话就是:
夏司机说的:“经历了十年悲剧之后,我们应该感到,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意义了”
俞姑娘说的:“十年的动乱卷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但它卷不走我们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抓住了!”我在探索中所追求的正是这个。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探索了几年。一九七八年我说:还需要大反封建;一九七九年我的内伤还在出血;一九八○年我告诉日本朋友:我们做了反面教员,让别国人民免遭灾难。去年我离开法国的前夕,在巴黎和几位汉学家聚谈,有人提到我在浩劫中活下来的事。对我们看做很寻常的事情,他们却严肃地对待,我不能不思考。我回到旅馆想了好些时候。第二天到了瑞士苏黎世,在一家清静的旅舍一间舒适的客房里休息,我坐在窗前椅上苦思。我明确地感觉到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这是在十年动乱之前所没有的。一九八○年我在东京说,经过了生死考验的大关,我感觉到骄傲,其实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呢?第一次侥幸活下来,第二次也会死去,倘使我不珍惜这一段时间利用它多做一点好事。在东京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在心灵中新生出来的东西,但是到了半年以前我不但感觉到它的存在,我还好像看见它在发光,它在沸腾还有什么,我就说不清楚了。
我继续探索,思考。我需要更深地挖掘我的心灵。但是不知怎样我无法前进,仿佛我走进了影片中的小街,不停地敲着两扇黑漆的旧木门,一直没有应声。我一连敲了几个月,但我并不是白白在敲打,我从门缝里逐渐看到院子里的情景。
现在有了应声,而且门缓缓地开了,虽然只开了一个缝,但是我可以把头伸进里面,我瞥见了我正在寻找的东西。
这不是让人猜谜。我在讲自己的探索和它的一点收获。我仿佛在一条小街上,挨门挨户地询问,想弄清十年的压迫和折磨给我留下多少东西。
我终于明白:除了满身伤痕,除了惨痛教训,我多了一颗同情的心,我更爱受难的同胞,更爱善良的人民。我并不想夺回十年失去的时间,我却愿意把今后的岁月完全贡献出去。这才是我的真实思想,只有做到这样我的心才会得到安宁。
我提到心的安宁,因为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我受够人们的折磨,那以后又是回忆折磨着我。我忘不了含恨死去的亲人,我忘不了一起受苦的朋友,我忘不了遭受摧残的才华和生命,我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们,我忘不了那些惨痛的经历,那些可怕的见闻。但是这一切的回忆都只能使我感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对我的“大批判专栏”、熟人在路上遇见不敢相认的时候,我仍然感觉到人间的温暖,我的心上还燃烧着对同胞的爱。我的记忆里保留着多少发亮的东西,是泪珠,是火花,还是使心灵颤动的情景?我还记得在机关的“牛棚”里我和一位朋友分吃一块面包,因为食堂不把晚饭饭菜卖给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受到无理批判和粗暴申斥之后,我对朋友说:“保重身体啊。”他拍拍我的胳膊说:“你也要保重啊!”我感到两个人的心,许多人的心互相靠近,贴在一起。除了给揪到机关和学校批斗不让回家,在“五·七干校”劳动和学习一共不到三年之外,我每晚从“牛棚”回家,走过门外竹篱,心里十分激动,仿佛一根绳子拉着我的心进了家门。这样的对亲人的感情我以前从未感觉到。
前些年我朦胧地感觉到的东西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它应该是爱,是火,是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