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赢得了同仁们的欢迎和尊敬。这个部门也吸收了别的作家：乔治·奥威尔，他在牛津街的英国广播公司录音棚里对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播音；格雷厄姆·格林，他也在情报部针对拉丁美洲地区展开工作。
（图片伦敦的景色）
格林和莫格里奇由于工作关系，彼此很熟。格林住在情报部附近一幢鸽笼似的狭小公寓里，莫格里奇有时候前去拜访他。如果留下来吃饭，他就会发现菜谱很简单，主食是香肠。他注意到格林不管境遇如何，好像总是过着最节俭的寄居生活，他很像是一个流亡者。二战后期他重逢格林时，格林所住的克拉彭公共宿舍在大空袭中已经被炸毁了，他的家人都搬到了乡下。在莫格里奇的印象中格林喜欢一个人独居。
几个月后，莫格里奇参加了汉普郡阿什维尔的陆军秘密警察部队。一旦穿上制服，在军纪约束下，他就感到这种呆板的生活令他很不自在，不免又向往在情报部里那段坐办公室喝茶的惬意日子。他学了一门安全情报课程，他对课程训练中的某些荒唐之举，诸如利用最初在布鲁塞尔创建的戴姆斯·布兰奇斯组织很不满。那个组织的成员是一群坐在窗前一边织毛线一边数军列车厢，估算德军集结动态的比利时妇人。这门老掉牙的课程中还包括从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之类的老百姓那里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的方法。虽然有教材，但却散发着一股子外行做戏的强烈气味。学员们一致认定这种情报网太落后了。最后，莫格里奇被调到谢佩岛，核查德军入侵法国时溃逃的法国军队的情况。他在那里获得了比较实用的保安工作经验。
（图片老妇女坐在窗前或织毛衣）
艾恩赛德将军被撤职
莫格里奇的下一个工作是在伦敦奈勒大楼内的统帅部值勤。随着德国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渐渐陷入千篇一律的事务里。值班军官的职责就是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发出德国进攻的警报。万一德国果真进攻英国，他们就要立刻警告总部。随后总部就会对广播大楼和电话局之类的通讯枢纽展开大规模的保安行动，并把一些人员调往弗吉尼亚湖边的一座构造特殊的地下指挥部，在那里设立紧急行动中心。此外，莫格里奇的职责还有参与防止敌国间谍打入总部的反间谍工作。
莫格里奇不喜欢他的行伍生涯。“我不受人欢迎，”他记得，“我被赶出了那个鬼地方是因为我的说话方式太特殊的缘故。”然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机敏过人的人。他在奈勒大楼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就是调查总司令员恩赛德将军——巴肯笔下的理查德·汉内的原型——此人和某些法西斯组织有着颇为可疑的神秘纠葛，后来他被撤了职。
在大空袭中，莫格里奇常会穿越因爆炸和防空炮火而被照亮的街道，走在伦敦黑暗空荡的马路上。有时候，格雷厄姆·格林是他的同伴。格林还会和他一起去“风车”剧院看戏。那里的观众无聊乏味，上演的全是低级庸俗的戏。莫格里奇觉得格林之所以喜欢格调不高的东西是因为他偏爱观看恶魔戏的缘故。这种悲凉的心态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肯定有突出的体现。格林还告诉莫格里奇，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在“风车”剧院里坐在何处才能获得最佳视角。
莫格里奇注意到空袭时格林在冒险外出之前都要作特别的忏悔，这使莫格里奇心里很不安。他觉得自己好像手握一张三等车票和一位重要人物一起乘坐头等车厢旅行。他心想，格林一定会升天堂，而他则要入炼狱。莫格里奇从认识格林起就注意到，他对他的小说中描绘的激情抱有一种特殊的超脱态度。在他看来，格林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当他偶遇格林时，常常发现他脸上有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神情。伶牙俐齿的莫格里奇有一次公开说格林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罪人的圣人；而他，莫格里奇，则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圣人的罪人。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语激怒了格林。莫格里奇说：“格林的观点是如果你出卖你的祖国，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出卖你的朋友，那就大有关系了。他总是说他宁愿住在俄国，我看他准是疯了。这肯定不是真的。”至于格林笔下描绘的秘密情报处，莫格里奇对此也有他的非常深邃的看法：“我认为以特雷弗·威尔森（一名军情六处办案军官）为原型的《人性的因素》是一部三流作品。他最优秀最真实的间谍小说是《我们的人在哈瓦那》。”
（图片伦敦被空袭后的废墟）
莫格里奇遇到的一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借住在本廷克街一幢地下公寓里的盖伊·伯吉斯。伯吉斯和莫格里奇只见过一面，但印象深刻。如今莫格里奇把伯吉斯形容为：“经受道德折磨的邪恶的化身”。伯吉斯在空袭时常常没完没了地发牢骚，莫格里奇认为他说话过于随便。例如，他知道伯吉斯把D日计划随身带到了美国。大多数时间他和基姆·菲尔比的公文包里都带着秘密计划。尽管伯吉斯得了某种顽症，但莫格里奇并没有感觉到他身上有任何阴谋气息，他只是散发着一种腐朽衰亡的气息，象征着一个阶级和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
非同寻常的审判
莫格里奇的第一个任务是在1940年10月出席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法官私人办公室里进行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审判，由于他在统帅部里的新上司罗斯·埃特金森上校对军情五处管辖的事务很有兴趣，他列席旁听了那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审判。
美国外交官泰勒·肯特和俄国流亡者安娜·沃尔克夫受到破坏安全罪的指控。安娜的父亲，海军上将沃尔克夫曾是沙皇俄国大使馆里的最后一任海军武官。俄国革命之后，他们父女俩流落英国，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对面开了一家俄国茶馆。安娜是一名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肯特在苏联待过一段时间，对反苏也同样着了魔。而且他还激烈地反对罗斯福。他涉嫌把秘密文件拿出美国大使馆（当时大使是约瑟夫·肯尼迪）交给安娜，而安娜把其中一些文件转交给了威廉·乔尔斯。后者欣然收下，把它用作柏林反盟国广播的宣传武器。莫格里奇把肯特视为“穿着精心裁剪的定制西服，喝着葡萄酒，脾气极其暴躁”的美国绅士。
莫格里奇透露，当时军情五处的反颠覆部门负责人马克斯韦尔·奈特出庭作证指控肯特，但他并不觉得奈特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证人，军情六处肯定认为奈特宝刀已老。此案中另一个奇特的人物是阿奇博尔德·莫尔·拉姆齐上尉。后来奈特把他扣押在曼岛上，因为他也看到了邱吉尔和罗斯福交流意见的有关文件。要是文件内容泄露出去，罗斯福再度竞选的机会也就断送了，美国参战也可能因此受阻。
拉姆齐是一个单纯的爱国基督徒，他坚信世界正遭受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共济会的三角阴谋的威胁。1939年他创建右翼俱乐部，企图利用日渐高涨的反犹太反共产主义情绪，把势力渗入伦敦城和白万。莫格里奇是在法庭上见到拉姆齐上尉的，当时他与一大批被拘留的同伙一起正在接受有关他和沃尔克夫案件之间关系的审问。莫格里奇觉得他们是一伙可怜虫，他说：“他们代表着上流社会的意志。那些女人浓妆艳抹，奇形怪状。”肯特和沃尔克夫都被判有罪，肯特服刑七年，沃尔克夫十年。战争后期，肯特被押解到美国释放了。安娜·沃尔克夫在狱中服刑两年多后，于1947年释放。她一直住在伦敦，1969年去世。
国际联运货车上的一份密件
1941年，莫格里奇被调到设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朗福德城堡的第五军司令部担任安全情报局一处二队情报官。数月后，他高兴地接到秘密情报处里一名秘书的电话，奉命前往伦敦候选一个“特殊”的情报官职位。在“野人”俱乐部里，另一个惊险小说家艾伦·威廉斯召见了莫格里奇。艾伦的兄弟道格拉斯是莫格里奇在《每日电讯报》报社时的同事。莫格里奇后来尖锐地指出，惊险小说家进入秘密情报处就像思想不稳定的人成为精神病医生或阳痿的色情狂一样，虽然不很合适，但轻而易举。威廉斯把工作要求告诉莫格里奇，并告诫他对可能面临的危险要有思想准备，譬如，一个已暴露的间谍不得不被舍弃。莫格里奇很想知道如何舍弃。
不久，莫格里奇接到情报处通知，他作为合适的人选已被正式录用，并命他到伦敦圣詹姆斯公园地铁车站对面布劳德威街的一间办公室报到。他加入的是军情六处。他终于成为一名像洛克哈特那样操纵阴谋世界的间谍了。莫格里奇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年轻人，他一想到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打破常规、蔑视道德便感到极为振奋。作为毛姆的《艾兴顿》的热心读者，他一直期待着更为职业化的谍报氛围，然而：“那一切都太孩子气了——就像小孩子戴着假胡子装大人似的。”
在军情六处里，莫格里奇结识的第一个熟人是曾经派驻里加的特工莱斯利·尼科尔森。此人举止温文尔雅，性格有些像伯蒂·伍斯特——总而言之不太像一个间谍。尼科尔森正式通知：莫格里奇和格林将被派往非洲，他去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格林去塞拉里昂的弗里敦。
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莫格里奇必须迅速弄到假居民身份证。为此尼科尔森给了他一份盖过印的护照，假称他刚刚到英国，住在圣厄明旅馆。莫格里奇顺道去那个旅馆里喝上一杯酒，以便熟悉那个新家的环境。他发现旅馆休息厅非常幽静。尼科尔森叮嘱他拿着护照去考克斯顿大楼，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有必要时须向办理人员解释他是刚从国外归来的，很快又要离开美国再度远行。莫格里奇平生第一次要欺骗当局，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要是有人细细盘问他归国旅行的情况，那怎么办呢？他脑子里设想着各种各样的提问，并据此编造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来。但当他忐忑不安地踏进考克斯顿大楼，踏进通向官方接待处的那条积满尘灰的走廊时，焦虑到极点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结果根本没人问他什么问题。他克服了当间谍的第一个困难。
此时军情六处的处长是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处里人称他为“C”。他偏爱格外复杂的极富戏剧味的保密方式。莫格里奇回忆道：
在任何人获准进门之前，门外必须先亮一盏绿灯；而且在谈话中，他要把他的外套盖在电话机上。令人惊异的是，他甚至不辞辛劳地用这种方式接电话——只是为了安全起见这一时期，军情六处的军官从来不从正确的角度看待战争，他们把一切事物都分割开来，结果造成情报部门里再也没有什么卓越非凡的个人智慧。例如，大家上完密写课，千篇一律用牛奶调制密写墨水，真是可笑之极。
莫格里奇曾经在一列国际联运货车上发现一份密写文件，倒霉的是在他搞到文件之后才弄清楚它一点用也没有。“那些幼稚的理论把我们引入了歧途，我们是在莫名其妙之中进行活动。”
在莫格里奇看来，秘密情报处里的原则好像就是“兵不厌诈”。他很快发现密码联络，以及利用临时住址进行完全合法，而又无关紧要的通讯，都是秘密情报处老牌间谍的第二本性。例如，基姆·菲尔比用小块的薄纸给他的妻子写情书。他解释说如果这些信需要保密，可以舒舒服服地咽下肚去。“秘密，”莫格里奇在《地狱之路》中写道，“对于情报部门来说就像法衣和香火对于弥撒，黑暗对于招魂仪式一样必不可缺。不论秘密是否有用，都必须不惜一切地加以保守。”
菲尔比叛逃案
在圣·阿尔本斯负责海外反间谍活动的第五科总部里，莫格里奇重逢此时是伊比利亚地区组组长的基姆·菲尔比。从前他们在《旗帜晚报》的“伦敦人日记”编辑组里有过一面之交。当时菲尔比刚从剑桥毕业，在替《评论大观》的W·T·斯蒂德工作。编辑威尔弗雷德·希德介绍他们两人认识，并顺口补充说菲尔比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约翰·菲尔比爵士。据莫格里奇分析，菲尔比完全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结巴得很厉害，酗酒也同样惊人，几乎天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莫格里奇记得以色列领导人在——古里安曾评论菲尔比：“如果基姆的父亲成为一名穆斯林，那么基姆基姆·菲尔比：打入英国情报机构的苏联间谍，著有《我的无声战争》一书。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呢？”然而尽管如此，军情六处里的人对基姆仍然极为尊敬。莫格里奇觉得是“他迷惑住了他们”，菲尔比之所以觉得当叛徒很容易正是因为别人对他怀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敬畏之情。莫格里奇还了解到菲尔比很讨人喜欢，那是由于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替佛朗哥作战。对菲尔比的这种崇拜，竟然达到了外交部第二把手，众议员狄克·布鲁曼·怀特也来奉承拍马的地步。后来在菲尔比投奔俄国之际，布鲁曼·怀特突然神秘地死去了。
菲尔比毫无疑问是圣·阿尔本斯的实权人物，他使五科科长费利克斯·考吉尔完全失去了光彩。菲尔比满怀雄心壮志，结巴也不能妨碍他。实际上他的结巴差不多可算得上一个宝。莫格里奇在他身上发现了天真的稚气，他在《地狱之路》中写道：
现在，当我想到他在莫斯科那想必十分阴郁的环境里，从伏特加酒瓶里寻找快乐，在过时的旧《泰晤士报》上研究板球比赛积分，想方设法搞来英国赛手牌小雪茄，只要有可能就偷听BBC海外广播时，我就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迷路的童子军，而不是一个冷酷无情、城府很深的长期潜伏的叛徒角色（我敢肯定他本人喜欢这么自我评价）。
菲尔比上班时喜欢穿他父亲在一次大战时穿的一套旧军官制服，所以莫格里奇确信他喜欢的是当兵而不是当情报处特工——但是不难预料，结巴妨碍了他当兵。根据第12款乙项条例，约翰·菲尔比爵士这时候正被扣押在曼岛上，因为他曾劝他的私交沙特阿拉伯的沙德国王不要参战，因为他认为希特勒必定会打赢。这自然是英国当局所不能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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