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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新产品之一。他们都是些绅士，通常是些中年人。他们聚合在一些时髦的餐馆里。当他们品尝着只有这些餐馆供应的美味佳肴，畅饮法国和西班牙名酒时，他们宣布自己是左翼信仰的追随者。
著名的左翼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也是一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当他还不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时，他就已同情他们的观点，并与共产党员约翰·斯特富奇一起，在1936年3月成立了“左派读书俱乐部”。奈特对这个俱乐部发生了兴趣，因为它明确表示，团结英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党员是这个俱乐部的宗旨。虽然他们的主张遭到了与之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狂妄思想的攻击，但奈特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隐藏在这背后的目的。第一年这个俱乐部出版了一本《世界政治1918——1936》，作者是帕姆·杜特。在以后的十八个月里，这本书的预订数字竞达到了5万册！他们经常组织群众集会，直到战争爆发才告一段落。奈特急于监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的行动，因为他常在一些集会上发表演说。这样，德莱伯格成了最佳人选。
比弗布鲁克在“伦敦人的日记”这同一专栏里，发表挖苦人的议论——这个专栏可以不用真名，他钻了这个空子：
另一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专栏作家汤姆·德莱伯格。由于他的观点与他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德莱伯格先生受到了指责。但他反驳说，他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得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弊病——营养不良的牺牲品；条理清楚的思想并不一定要指出饮食不当这一点；既然他工作中最伤脑筋的是偶然得与阔老富豪、达官显贵们交往，那他在这种场合自然需要一种麻醉剂；而且他还不得不发现一种真正“美味”的西班牙酒。
奈特下一步是问德莱伯格，能否将他在英国共产党党内发现的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传递给他。德莱伯格答应替他这么干。奈特并不要求他监视任何人，或为逮捕某个人制造些条件，只让他注意动向。党性不是很强的德莱伯格，并没把自己的这种行为看作是对党不忠的表现，但他默许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德莱伯格需要奈特帮他隐瞒同性恋的丑事。当时这种丑事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即使比弗布鲁克出面加以粉饰，恐怕也无济于事。当奈特得知德莱伯格老爱光顾埃塞克斯郡的一家男妓院时，就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以便他在那儿遇到麻烦时能打电话叫人帮忙。奈特不仅欣赏德莱伯格一流的新闻业务水平，而且乐意有他作陪，因为他是一个情趣横溢，富有感染力的伙伴。不过作为一名特工人员，他是靠不住的。然而，他有他的用处，他不仅同哈里·波利特的关系十分友好，而且与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该党的一位著名领导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斯普林霍尔1943年被指控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罪行，而德莱伯格无意之中提醒了奈特，注意苏联对军情五处的愈益严重的渗透。
败露
安东尼·布伦特让德莱伯格在军情五处的工作突然中断。当时布伦特负责检查中立国家的外交邮袋。他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1944年。他还代表军情五处，出席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每周例会。布伦特虽然不在同一部门工作，但在伦敦圣詹姆斯大街的某人办公室内，他看见过德莱伯格的一份报告的副本，他立即注意到，它涉及一架英国飞机秘密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当时他无法弄清楚谁是这份报告的作者，因为上面的落款只是个代号M8。随后布伦特向苏联的情报官汇报了这个报告的内容，苏联情报官要他查明M8是谁的代号。由于奈特的部门不受军情五处支配，所以要破译这个代号不容易。六个月快要过去了，布伦特仍一无所获。只是以后当他读到另一份报告时，他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因为在这份报告上提及了德莱伯格最近出版的一本书。
英国共产党迅速作出严厉的反应。那天德莱伯格与他的一位非常可靠的老朋友，名叫哈里·肯尼迪的印刷工去出席一个支部大会。途经一家小酒馆，他们进去喝了杯酒。这时肯尼迪结结巴巴地说，他受命通知德莱伯格，他已被开除出党。德莱伯格大为震惊，怒气冲冲地要肯尼迪说出理由，但肯尼迪说，他只是个传口信的人，根本不知道个中原委。惊恐不已的德莱伯格便去拜访他所认识的在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罗宾、奥利夫、佩奇·阿诺特和道格拉斯·斯平霍尔。他挨个儿问他们为什么把他开除出党，而他们的回答都和肯尼迪一样。
惟一使他得到一些慰藉的是，1942年德莱伯格可以以左翼无党派人士的资格参加议员竞选，因为他能坦然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党派。然而布伦特怒不可遏，因为如此干脆地把德莱伯格开除出党会使他暴露的，任何受到牵连的人都非常清楚，告发者一定来自军情五处内部。
两只公文包
1981年3月，英国记者，爱刨根究底的查普曼·平彻，声称自己掌握了有关德莱伯格间谍生涯的证据，并在3月23日星期三的《每日邮报》上，以及在《背信弃义的交易》一书中加以披露。平彻认为德莱伯格是军情五处招募的最出色的间谍之一，他伪装得极其巧妙，谁也不曾怀疑一个将要成为劳动党主席的人，会受雇于安全机构。
（图片两个公文包）
平彻宣称，德莱伯格还在兰辛学院念书时，奈特就招募他了。是奈特要他参加共产党布莱顿支部的。他还说，尽管俄国人知道M8是谁，然而当德莱伯格在1942年6月当选为议员时，军情五处还是雇用了他。他向奈特汇报下议院左右两翼的活动。战后，克格勃试图收买德莱伯格，让他向奈特传递假情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格勃肯定命令哈里·波利特，重新吸收德莱伯格为秘密党员。波利特宽慰他说，下议院内好几位议员发挥着秘密党员的作用。然而，德莱伯格向奈特汇报了这一情况。奈特指示他，只要使这种同波利特的接触公开化就行了。
1956年德莱伯格去莫斯科拜访盖伊·伯吉斯，因为他正在写盖伊·伯吉斯传。后来以《盖伊·伯吉斯：一幅有背景的肖像》为书名出版了。回国后他向军情五处汇报说，俄国人要他定期向他们传递有关劳动党内部活动的情报，而当时德莱伯格所处的地位也确实使他能提供这方面的情况：1949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一直担任到1974年他退出政界。由于劳动党那时已成为在野党，接触不到政府机密，所以军情五处同意德莱伯格向前苏联汇报他选定的任何情报。作为回报，德莱伯格保证站在军情五处的立场上与克格勃的联络员接触。
平彻说，克格勃给了德莱伯格两只完全相同的公文包。当他把一只装有情报的公文包递给在伦敦的俄国人时，俄国人也给他一只装有情报酬金的公文包。军情五处指示德莱伯格，将钞票随同他写的情报材料副本一起上交给他们。尽管他上交了数千英磅，但毫无疑问，他一定私藏了一部分。他说他给克格勃的报告，包括了与他共事的高级行政官员的私生活内容，那克格勃就能利用这些材料，为他们的招募工作服务，尤其是当这些情报涉及淫荡和犯罪的内容时，更便于他们打开缺口。据说德莱伯格把他在伦敦的公寓借给下议院的同僚们，供他们在午餐时间玩女人。这一切材料他都充分加以利用，写入送交克格勃的报告之中。
上钩
为了写好盖伊·伯吉斯的传记，德莱伯格前往莫斯科拜会伯吉斯。此行是得到军情五处和克格勃双方同意的。军情五处十分清楚，这本书的内容不会是真实的，无论是在成稿阶段，还是在校样阶段都受到克格勃的控制。军情五处也知道，德莱伯格会把校样送交他们审查的。这样，他们就和克格勃“共同承担”对这本书的监督责任了。在德莱伯格的书中，伯吉斯否认他为克格勃提供过情报。德莱伯格声称自己相信这一点。很明显，军情五处想获取不利于伯吉斯的有力证据，从而防止他动心回国。平彻相信，军情五处一定指令德莱伯格，诱使伯吉斯回忆他在“特别行动小组”的短暂工作期间，参与秘密活动的情况细节。他们还希望他提及一些与他共过事的人的姓名。伯吉斯傻乎乎地中了圈套。德莱伯格的出版商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没看出他们玩的花招，结果受到警告：除非他们在出版之前删去手稿中的某些部分，否则就有受到违反公务保密条例的指控危险。他们老老实实地照办了，而军情五处也就获得了不利于伯吉斯的许多情报，足以使他不再返回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一位局外人要求查普曼·平彻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一篇报导，说明由于伯吉斯向德莱伯格透露了一些事情，使得有关当局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一旦伯吉斯返回英国，就有可能逮捕他，并对他提出起诉，因为他违反了公务保密条例，而且证据确凿。结果伯吉斯被吓住了，然而他从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从军情五处和克格勃那儿收到三份报酬。
“间谍巨头”
但是平彻认为军情五处并不信任德莱伯格，因为他们怀疑他提供给前苏联的情报，远远超过他给军情五处的报告中的内容。1969年当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局长约瑟夫·费罗利克，提供了一些不利于数位劳动党议员的情报之后，这种怀疑加剧了，其中涉及到议员中一名劳动党高级官员的情报。这位劳动党的高级官员被认为是个同性恋者，他受雇于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并使用代号“鳄鱼”。后来弗罗利克在军情五处看了照片之后，证实“鳄鱼”就是德莱伯格。当受到讯问时，德莱伯格对办案官员说，他只是替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写了几篇文章，但在进一步的追问下，他脱口说出，他还曾卖给他们一些有关劳动党内部的争吵和涉及个人的各种丑闻的情报。他声称这“都是些毫无价值的材料”，他不承认他在当劳动党主席期间继续在干这种事。对此军情五处除了警告德莱伯格，传递未经他们审查的情报会使他遇到危险以外，便无能为力了。他们最不愿干的事，就是公开他们雇佣劳动党主席当双重间谍的秘密。尽管他是不可信的，但军情五处仍然使用他，即便在他以布拉德韦尔男爵的身份升任上议院议员时，也还保持着这样的关系。由此，他在军情五处内部以“间谍巨头”而闻名。
1976年德莱伯格去世后，军情五处渐渐相信，自战争结束以来，德莱伯格一直受到克格勃的控制。虽然他更加左倾，但他受到胁迫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当然，他也是自觉自愿的。平彻说，克格勃掌握着大量显示德莱伯格有罪的照片，其中包括他与伯吉斯同性恋的镜头。
撒切尔夫人的指责
迈克尔·富特对平彻的断言作出了强烈反应。他为德莱伯格辩护，称这种指责为“英国当代新闻史上最离奇的断言之一”。在一年一度的“新闻广角镜”奖授奖仪式上，富特发表了演说，并进而谈道：
两个国家的特务机关都不曾受到过如此严厉的指责。我不清楚究竟哪一个情报机构受到的冒犯最严重。更为离奇的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断言从未明说过。你们本可以把德莱伯格改造成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之一从他早期在公立学校读书时开始改造。那时候他为了效力于秘密情报机构，在各个发展时期，都承担了牺牲个人前途的风险。
1981年迈克尔·富特赞扬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抨击《背信弃义的交易》一书，因为这本书公开了对德莱伯格的指责。那年3月26日，首相在下议院否认这些诋毁德莱伯格的说法时说：“在这本包含着一些虚妄断言的书里，有些内容是错误的，或者说被歪曲了。”
“失踪”的外交官
1956年德莱伯格重访莫斯科，与伯吉斯一起审阅那本书的校样。他有时留在莫斯科的一幢公寓里，有时去伯吉斯的别墅。伯吉斯非常孤独，他的住宅外面有保安人员严密监视着。他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兼职，刚说服出版社出版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沉默的美国人》。他也是各种涉及西方外交政策的委员会成员。德莱伯格第一次见到伯吉斯是在战前，那时候伯吉斯是BBC广播电台“议会周”节目的编辑。他好几次请德莱伯格提供节目内容。德莱伯格在他的自传《主导的情感》中写道：
无论是英国的还是前苏联的特务机关，都不必为我引述我私下同盖伊的未被监听的谈话内容而感到不安，我们没有做出卖国家机密的交易。我们只是闲聊伦敦的生活；他要我带信给他以前的情人。他老是回到这样一个话题，即他能否有一天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回到英国。
根据平彻所言，德莱伯格为了发财而出卖伯吉斯，有效地阻止了伯吉斯返回英国。德莱伯格自己则说，伯吉斯请他出面谈判，让他安全回国。但他一再表明，无论是当面还是在长途电话里，他都重复讲着这么几句话：英国政府不可能事先许这样的诺。能否回国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德莱伯格还提出了令他担心的问题：俄国当局会放他走吗？
平彻指责德莱伯格出卖伯吉斯，这不可能是事实。德莱伯格非常仁慈，不管他陷入如何严重的经济困境，他都不会去阻碍伯吉斯任何可能的回归。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德莱伯格从军情五处那儿接受了用作怂恿伯吉斯违反公务保密条例的酬金，因为他清楚伯吉斯不可能回国，除非国际形势有了明显的缓和。
1956年9月15日《每日快讯》报导说：“埃塞克斯郡莫尔登地区的前社会党议员，汤姆·德莱伯格结束了对俄国的访问，昨晚在抵达伦敦机场时说，把失踪的外交官，目前在莫斯科的盖伊·伯吉斯称之为叛徒，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德莱伯格对《每日快讯》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