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鬼，你不在家，我就是一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南庄北村的一些讨债鬼（农村称那些游手好闲的有些劣迹的人）看到我就不怀好意地笑，眼睛里头就冒火，我什么看不懂，晚上睡觉我就格外的小心。有一年冬天，我的左邻右舍的几个壮劳力都上河堤去了，我在家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门闩上，还要用一把三叉顶上，一天晚上，我听到门拴响，我走进门前一看，果然是门外边，有一个手指头从门缝里伸进来拨拉门闩，眼看就要被拨拉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抡起三叉从上面爽了下来，就听“哎哟”一声。那人挣脱了，我开门一看，一滴滴血迹一路滴过去，后来在东西二庄就传开了，那个偷鸭蛋被判五年的李大山的老婆，李大丫了也了不得，谁的坏主意都可以打，千万不要打大丫的主意，那个女人，厉害。在那几年里，我们旮旯村的好几个妇女，家里有男人，因为饥饿，到苏北去讨饭，一去不复返，在那里跟了人，有人也伙过我，我心里想着你呀，大山，你知道吗？我要是那种人，有一百个李大丫也跑掉了。我李大丫，在家里为你守身如玉，这些，你都知道吗？”
“死鬼，有些话我对你都说不出口，不对你说，你又是俺的男人，对别人更没有办法说。每年抢场夺麦的时候，别人家条件好一些的，割麦子的时候，人家都穿着很厚的衣裤，我们家穷呀，我没有厚的衣裤穿，都是从苏北买来的那粗大布，穿了几年了，膝盖和裤裆都是窟窿，那麦茬子和麦芒子都像刺一样，还有那麦地里的荆棘什么的，都扎人的很，蹲在地上崴着割，我这腿上胸脯上都被扎破了，这些都还不要仅的呀，我能够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我的下部也被扎破了，有几根麦芒子还扎到了里面，叫我难以忍受，站起来疼，蹲下去还疼，只能弯着腰割，这一天割十几个小时的麦子，我哪能受得了呀，想在家歇几天，可是歇了就没有工分了，这割麦的当口上，一天就算两天的工分，我哪能闲着，我要是挣不到工分，到秋来，你那两个孩子喝西北风去呀。没有办法，我找唠叨妈，说了这么回事，她和我开玩笑的说，“我的乖乖，这麦芒子八成是个公的，它哪来不好钻，专门跑你那里去，”说着他把扎进去的麦芒给挑了几根出来。这个女人口无遮拦，我是知道的，我说，今天的事你可不能乱说，他说，你把我大唠叨看成什么人，不能说的事，我这嘴还是有铁将军把门的，还好，这个事情在旮旯村除了唠叨妈知道，你是第三个人知道。”
“死鬼，死鬼，我比那做童养媳的刘支女还苦啊，”说着，李大丫依偎在李大山的怀了，哼起了《刘支兰哭叹十声》的小调，那声音如泣如诉，伴随着暮春时节的淅淅沥沥的小雨，声声敲打在李大山的心上。
刘之女我哭叹一声，
我十七八岁进了婆家的门，
挨冻受冷又挨饿呀，
好可怜呀，
我一阵想起就泪纷纷，
好可怜呀。
刘之女我哭叹二声，
家里人多都指望我一人，
家一把来湖一把，
好可怜呀
累得我腰酸腿又疼，
好可怜呀。
刘之女我哭叹三声，
我的丈夫是个无情的人，
我哪点做得不如意，
好可怜，
他棍棒就打上了我的身，
好可怜呀。
刘之女我哭叹四声，
我婆婆是个毒心的人，
她把儿媳当作畜牲，
好可怜呀，
铁打之人也难撑，
好可怜呀。
刘之女哭叹五声，
世上留下我苦命的人，
头发乱的像一蓬草，
好可怜呀，
没有钱木梳也买不成，
好可怜呀。
刘之女我哭叹六声，
世上留下我这受罪的人，
我穿一条裤子露大腿，
好可怜呀，
哪有裤子来换身，
好可怜呀。
刘之女我哭叹七声，
人人都说黄连苦，
好可怜呀，
我比黄连还苦十分，
好可怜呀。
刘之女我哭叹八声，
我的哥哥是个老实人，
小妹妹受罪你也不知道，
好可怜呀，
我什么时候能够熬成人上人，
好可怜。
刘之女我哭叹十声，
我是妈妈心上的人，
熬到我出头你再来，
好可怜呀，
你来了人家也不理睬，
好可怜呀。
李大山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的肩上的责任重大，“一定要给大柱子找到一个媳妇，不然我对不起他死去的妈呀。
第二章：难题 第二章：难题（6）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十多岁的大柱子喜欢听大鼓书，跟着大人东庄听到西庄，西庄听到东庄，而且每次都听到散场子为止，只要哪个书场上还有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是大柱子。大柱子当时听书，那简直是走火入魔，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天到晚听得咪咪糊糊，甚至睡梦里都在学着说书的呓语。这些，现在的小青年也许不理解，可是那个时代确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的时候，听大鼓书，虽然不能说是农民的唯一的娱乐方式，但也可以说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能够请得起戏班子的大队生产队毕竟很少。这说大鼓书的比较简单，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报酬也很少，有钱的生产队唱一场子给个二块三块的，没有钱的，唱一场子给个十斤二十斤粮食，也就行了。更有甚者，有些混穷的说书的，或者是技艺差一点的说书人，什么也不要，给口饭吃就行，所以哪一个生产队都能唱得起。有些比较富裕的人家遇到什么红白喜事，也有请说书的来捧场的。
收清麦子，打清场，除了秋田管理之外，没有其它的活儿干，每个村子都要请说大鼓书的艺人，到村庄上做场子，一部书一说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有的甚至要说上一个多月，一本书接着一本书的说。许多人惊讶，那些说大鼓书的人，记性怎么这么好，肚子里怎么这么能够盛货？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实际上这些说书的，所说的书大都是程式化，公式化和格式化，每一个故事，除了故事的人名地名和主要情节的不同，其他大都是大同小异的，特别是那些唱段，在这个故事里是这样，在那个故事里还是这样。例如，观战篇，行军篇，夸美女篇，贬低人篇，都是一样的，因此只有记住个故事的大纲，主要人名和地名，把这些一组合，就能够唱十天半个月，听书的人，大都是听个热闹，也没有谁去认真研究。
那些说大鼓书的艺人，很会抓住人心，一回紧接一回，故事一个套着一个，听得许多孩子入了迷，就像现在好多的孩子迷恋网吧游戏一样。大柱子就是这些迷恋听书的孩子中的一个。一些黄花大闺女，听书听得入了迷，跟着外乡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了的，也大有人在。旮旯村先后就有两个大姑娘，长的十分的抢眼，跟着苏北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掉了。这个村的何半仙曾经说过，“我们旮旯村最美的两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那两个说书的，三斤半的鸭子，二斤半的嘴，论体力不如大柱子，论智力，不如大黑子，可以说是文不能卖油条，武不能挑水，我们旮旯村那两个姑娘，骨是二郎山的石头做的，肉是桃花坞的桃花做的，那可是足斤足两的美人儿，若是生在东周列国时期，不亚于褒姒，若是生在唐朝，造成安史之乱的恐怕不是杨玉环，这两个姑娘，可惜呀，实在可惜。凭着她们的长相，找个城里吃粮票的，完全没有问题。这两个小子，光屁股跌在大闺女身上，该屌走时呀。”通过这个小小的事情，可见说大鼓书的，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
农村人对大鼓书的迷恋，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电影的普及和电视的出现，以及各类县乡文艺团体的活跃，人们的娱乐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人们的娱乐渠道，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倾向，这说大鼓书的才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
人们对于说书的偏好，在农村持续了好几百年，可以说从明清市民文学兴起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说唱文艺一直占领着农村文化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兰芳说《杨家将》时候，还是倾倒了全国人民。那时，每当广播里、收音机里到了播送刘兰芳说《杨家将》、《岳飞传》的时辰，农村的、城里的大喇叭底下，都聚集了好多人，都伸长脖子，聚精会神的听。特别是在农村，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生产队劳动歇息的时间，往往也都安排在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如果队长还不安排歇息，那活儿也就没有人干了，大家都拄着锄把子，眼直勾勾的朝村头的大喇叭望着。要是不等刘兰芳说书说到“且听下回分解”时候，就叫社员们干活，那这个队长就是不识时务的，会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毫不夸张的说，刘兰芳那时候在广播里说评书，就像现在的高考指挥棒一灵验，不亚于现在的人们，对世界杯的迷恋程度。那一阶段的收音机非常畅销，你要问他买收音机干啥？回答要么是听天气预报，要么就是听刘兰芳说大鼓书。当初，儿女们孝敬父母的方式，不是买脑白金，不是买黄金搭档，而是买一台收音机，送给父母听刘兰芳说书，可见说书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很有魅力的。
大柱子学说书，完全是被生活逼出来了，1963年他的父亲虽然做牢回来了，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又被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和地、富、反、右并列成了五类分子。这五类分子在当时就是阶级敌人，是被专政的对象。
就是这样的背景，望子成龙的大柱子爹，他宁可让比较聪明的、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的大兰子退学，还是叫笨的不能行的大柱子去上学。
他和大柱子妈共同的的理论：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读个一二年级，能够分清男女厕所，到城里能够找到厕所拉屎撒尿，能够认得钱，认得工分就行了，女孩子不做生意，不做买卖的，认得那么字有什么用？那字里也长不出葱花油盐来。
可是有心栽花花不发，这个大柱子实在笨得可以，连上了三个一年级，三年各门功课加起来不到100分，本来上学就晚，又蹲了几年，到第三年一年级的时候，大柱子已经人高马大的了，按照农村人的话说，是个半拉橛子小伙子了，比教他的老师还高，他自己在教室里坐着，也感到丑，又跟不上班，经常逃学，去听大鼓书，鉴于这多种因素，老师把他撵回家。大柱子爹找到学校，“我虽然是个坏分子，可我们家的出身还是贫农，不管怎么说，大柱子也还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吧，你们怎么把他撵回家去呢？”校长苦笑着说，“实话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孩子，是因为你头上有个帽子，我们才叫他退学的，这个孩子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说，叫做“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涂也。小板凳的料怎么都不能做成大桌子，你还是叫他学点出苦力的手艺吧，让他上学，我看呀，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第二章：难题 第二章：难题（6）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大柱子失学了，十四五岁的孩子，有个头，没有体力，做农活也不行，家里又天天吃不饱饭。饿的没有办法，就去听书。这精力集中到书上，就不饿了。大柱子当时对于大鼓书的入迷，可以说是走火入魔。一次一个说书的在旮旯村说《杨家将》，说了20天，说到杨文广下狱，因为报酬问题，和这个村的干部闹的不愉快，走了。这可苦了大柱子，吃饭时念叨，睡觉时做梦都是杨文广的事情，走路都在念叨，“杨家满门忠良，这个杨文广在狱中也不知是死是活？”这话恰好被他的好朋友黑子听到了，黑子急中生智，把锄头一敲，就唱了起来，“锄头一敲叮当响，南牢救出杨文广。”大柱子一听，杨文广救出来了，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说大鼓书的，也有不少好人。人都散场子了，看到有个小书迷饿的可怜，谁不希望有崇拜者，追随者呢？就给他一口吃的。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帮助人家做点事情。做什么事情呢？那时农村集镇上，唱大鼓书又没有人包场，靠拿点签子（收钱）来取得报酬。怎么取得报酬呢？都是唱到关键处，说书的卖一个关子，“你要问扬文广牢中死没有死，俺说书的也要吃饭也要喝汤”，意思就是要拿签子了，听到这话，一些狡猾的书迷，听骗书的纷纷走人。大柱子的任务，就是在外场拦住他们不让走，这是其一；其二呢，稳住之后，大柱子端个盘子上场，给人家作揖打躬，说好话。让人家主动掏腰包。你别说，大柱子念书不行，干这一套的确不错，也许是各练一家工夫的原因。
“各位老少爷们，有钱的帮个钱场，没有钱的帮个人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何人不出外，何人不帮人。俺们就是要饭的，要到你家门口了，吃饭时，你也得留俺们过个饭时，你说是吧。”
“不要走，不要溜，俗话说，要饭要不穷，老鼠盗不穷，你家丰收了，麻雀能够嗑你几个籽，你有钱的，就给个三分五分的，没有钱的，你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也行，总而言之，你不要走，不要溜。”
大柱子一开始的时候，就做这些事情，收的钱多了，说书的艺人也会论功行赏，给他个三毛二毛的零花钱，以提高他的积极性，按现在的时髦的说法，就是提成。不过，这没有一个标准，完全是小孩吃奶头随娘赏。大柱子是个孝子，腰包里有了钱，从来不乱花，基本上分文不留的交给他妈妈。
刚开始的时候，家里人是不让他学说书的，在农村有个不成文的看法，认为凡是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人，都是吃浮食的，特别是对说书的这一行，更是存在着偏见，认为那是下九流的职业，坐席都不能入正席的。跟好人学好人，跟着花子学流民，姓李和姓赵的就这么一个独葫芦系子（那时还没有二柱子），不能成为有多大本事的人，但是千万也不能走上什么邪路。这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