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说，苏联停止援助以后，那么多环节，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直到铀…235，铀…235弄完了以后，又还原成金属铀，那么多环节，怎么办？特别是矿山，能不能跟上进度？那个时候原子弹还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设计，所以，回想起来，你说不承担风险，那确实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应该这样做，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再冒多大的风险都应该。后来有同志讲，假如当时不下两年规划的决心，很有可能会拖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工作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未知数。你不要说别的，就青海那么大的工程，后来做实验，要没有两年规划的话，那再拖一年是肯定的，那工程太大了。李觉同志那个时候从平地起家，一下子搞起来了，没有军队的大力支持，没有地方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段，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以及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怎样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力量，形成局部的优势来突破它。所以，后来那个美国人刘易斯不都讲了嘛，你们在大跃进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关键是你们充分地发挥了人才的作用。
研制原子弹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需要有一个代号，以便于保密。1963年5月中旬，在考虑用什么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刘杰和核武器研究所的吴际霖、李觉、朱光亚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596这个数字。刘杰说，两年规划制定了以后，当时就考虑第一颗原子弹应该以什么命名。我考虑，赫鲁晓夫从1959年6月毁约停援，还蔑视我们，说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我们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以这个日期——596来作为代号，就是要大家奋发图强啊。你不给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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