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农历癸丑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辞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二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因此宋之党中同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续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所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品如开国史料和‘革命文献’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这时因为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对袁总统搞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笔者在上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怎能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呢?因此老袁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像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袁氏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收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万金以维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着孙传引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页四二六】。更早时,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二八二】。袁之对宋,可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而宋不为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一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而贻乱民国,也有他的缺点。遁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笔者附注】:余曾闻之于一前辈学人,自云二战前在政府服务时,某银行总裁曾为其设一两千元户头,任其随意提取,而存款数目不变也。此公言来甚为得意。与宋公遁初相比,贤与不肖之间,何以竟悬殊若是哉?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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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子,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枪杆子出政权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底同志们目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他儿子袁克定和汪拜把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笔者附注: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宋、胡之上。笔者早年曾撰有‘恩怨尽时论汪精卫’一长篇细述之。此文遗失,有暇当补作之。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诗人、情人,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环境引诱他误入政坛,用非所长,接连犯了十大错误。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敬之、爱之、厚望之、原谅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全国人民和绝大多数的历史家都无法原谅,汪氏就遗臭万年了。】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军区司令员的周恩来。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当然周恩来也是慢慢地磨练出来的,三十岁的伍豪(周用过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岁的周总理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可怕之人。相反的,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的、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中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底‘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征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国务员一律脱党),不孚众望,称病辞职(民元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果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由清一色国民党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二二 ─六三选辑‘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原载民元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报’;及‘宋教仁谈话’,原载民元十月七日上海‘民立报’诸篇。】
不重用之就杀之
可是在民元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笔者附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曹告诉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一下把刘备的筷子都吓掉了。刘备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这则古典老套路。‘三国演义’在传统中国政治中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民二春初,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揽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谁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电召于三月二十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众。这时孙中山正率大批民党随员戴季陶等,东渡作访日之行。中山纺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资,来中国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时国民党选战新胜,中山的信徒和从龙之士都相当骄纵,他们四出活动,孙大总统卷土重来之声浪也不绝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谣言更是传遍全国。如今孙公重访日本,大唱其大东亚和中日联合的高调,而远在甲午战争之前,袁在朝鲜作‘小钦差’时,与日本便有杀身之仇。现在孙公要引进日资来中国筑路,同时因为俄国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动,要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袁政府无如之何?中山乃密电袁总统,建议联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为此而活动频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为之惴惴不安,就不难理解了。在此关口,赵秉钧是否乘机进谗,外人固无由知晓,然赵于此时正在暗中积极布置杀宋,则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人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乃乘机逃去,无影无踪。
可是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正在‘转型’运动的早期,一转百转的时候,他们袁、赵诸人搞后来所谓的‘特务工作’,也还不够现代化。他们还是用‘买凶杀人’的老勾当。这个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乃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本名应夔丞)所临时收买,来对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职业杀手,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作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了,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陈其美等乃报请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才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报告‘极峰’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辞,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再者,另据原对袁党甚为不满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告诉张继说:‘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按指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翦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页四五九,引张继回忆录】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英美的法治国家,或世纪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台湾,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三月二十五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他不动声色的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蒋、毛二公后来动不动就用革命手段来对付政敌,历史家又如何下笔呢?这就是笔者一再不揣浅薄所说的‘转型’问题了。从专制转法制,在咱中国至少要两百年长时间啊!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
袁世凯的‘水门’和‘江南’
再者,宋案发生于华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应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及中国法庭主审。袁总统得报乃连电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会同黄兴上将,和前司法总长伍廷芳、王宠惠,根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证物,呈报袁大总统。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之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子,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我倒觉得此事颇像尼克森总统的水门案。事发时总统可能不知实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后,发现确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图为犯案人隐瞒,因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诚的干部也。人家本为你犯法,你现在要执法以徇,倒打一耙,岂不令忠贞之士寒心哉?总统想为自己人隐瞒,因为政敌太多,愈要隐瞒,愈瞒不了,知法犯法,尼总统就被逼退位了。另外,民初的‘宋案’读来也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