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上青天。对付蔡锷，袁军毋须作战，只要据险防守数月，蔡军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饿也饿死了，会不战自溃也。
原来蔡锷犯蜀这个计画，是他们梁蔡师徒远在天津便已拟定了的。他们原意本是在控制云南之后，用云南全部军力民力，倾巢而出，一举占领四川全省。然后再发动四川全部军民力量，北出祈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把老袁小袁一举打垮。他师徒这项战略，原甚周详，谁知它第一步（占领云南的计画），就未能实现。这计画只是一个湖南佬和一个广东佬，一厢情愿所拟订的。在这区域主义已迅速抬头的中华民国里，其难于执行，是不待蓍龟的（且看今日台湾）。如今蔡锷以数千羸卒，裹二月之粮，北犯巴蜀万重之山，意欲何为？蜀人纵开门揖盗，你数千烂兵，又能盗得几许？所以蔡锷伐蜀的关键便是唐继尧的大力后援，谁知唐氏把蔡送上征途之后，便再无一弹之增，一斗之济。他二人的关系何以一寒至此？卫唐卫蔡之士，一百年来就各为其主了。
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但我们大致可以说，两方皆在闹情绪；皆为情绪所累。也不会太错。君不见他们护国三军之中，竟然没个主帅。三军函电来往，悉用‘咨文’。咨者，彼此不分上下，绝对平等之谓也。这在自号‘东大陆主人’的唐氏看来，云南是吾土吾民，尔等远来就食，自当客随主便，反帝抗袁，总应以我为尊。衣我之衣，食我之食，还要骑我头上，未免太不自量力矣。要我接济，磕头来请。可是从蔡锷立场来看，哼，尔唐蓂赓之有今日，不知饮水思源，还要恩将仇报哉【见上节故事】？嗟来之食，丈夫不屑；反主为奴，焉有此理？何况反帝抗袁是为全民伸张正义，为此反要丧志辱身，服侍小人，情何以堪？朋友，读者，你说他二人都对？都不对？总之，他二人这样一闹情绪就三军无主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军事史上，哪一支军队，没个上级呢？有之，就是这三支护国大军了。虽然他们后来于民五五月初旬【见下表】也在肇庆组了一个‘两广都师令部’，选岑春煊为都师令司梁启超为都参谋，企图先把两广的护国军统一起来。接着又设立了一个‘护国军军务院’，选唐继尧为抚军长，这显然又是梁启超这个聪明人，亡羊补牢的办法，然为时已晚；这个新建制，徒徒把中华民国政府，一分为二，搞出个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府’来，它本身未发生任何作用，中国近代史就进入‘后袁世凯时代’军阀乱政的阶段了。
以上所述，只是举一个当国者的情绪影响行为，行为又影响政治的小例子。更大的问题还多着呢。本篇限于篇幅，就不能继续追根了。
泡沫战争的顺利收场
所以蔡锷的伐蜀实在是个泡沫战争，脆弱之极，所好的他底对方也是如此。曹锟、张敬尧、冯玉祥，乃至其他的袁党中人，如湖南的汤芗铭、四川的阵宦、陜西的陈树藩也是如此。他们何厚于帝制？又何薄于共和呢？对他们来说，生存（survival）才是真理。例如汤芗铭这个湖北人做了湖南将军，为着报效袁公，他在湖南乱杀民党，如今湖南人要向他收复失地，讨回公道，袁党又无法保护他，那么汤氏的自全之道，就只有加入民军，宣布湖南独立，美国人所谓搞不过他就加入他（Ifyou cannot lick him；join him），此之谓也。陈宦在四川亦复如此。蔡锷之兵近在咫尺，相互砍杀，两败俱伤，而一无是处，加以袁在此时，民心全失，蔡锷与陈个人亦无宿怨，罢兵言好，生民同庆，何乐不为。最重要的还是袁氏鞭长莫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对他私谊虽恩重如山，他在此时放下屠刀，又何负于袁呢？所以陈蔡双方在川南搞拉锯战，不二回合，两方就私通款曲，言归于好了。云南后方唐某拒发补给，蔡索性把两个支队拨归陈氏指挥以就食，血浓于水，有何不好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共内战，旧戏重演。傅作义在北平与林彪搞和平解放，至少保存了个文化古都不受糜烂。你说傅氏是里通外国，晚节不保？据说蒋老总统败退台湾之后，检讨战局，发现四百万大军，兵败如山倒，而军人战败‘殉节者’却寥寥无几，因曾痛恨‘武德’不修，人心败坏，而痛心疾首，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袁世凯当年正是如此。
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
可是在袁生命最后的月日里，他似乎对自己热中帝制，误信小人，也有深度的忏悔，第一他显然认识到他对日本的估计是个绝大的错误，当此欧战正烈之时，他这个‘欧美派’，纵使内无反侧，一个日本的外在反对，也足够使他的皇帝之梦化为乌有的。克定伪造的顺天时报，欺父误国的影响，是无法挽回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只有人死病根断，撤销帝制。
云南起义的爆发，和它所引起的骨牌效应，在偌大的中国，顾此失彼，他也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当袁军与蔡军在川南拉锯，各有胜负之时，他就决心把帝制叫停了。三月二十二日袁氏正式撤销帝制之后，在各方要求连总统一道退位的叫嚣声中，烂摊子如何收拾？袁氏此时已是个绝对的孤家寡人和独夫。积劳成疾，已重病在身。有关军国大事，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什么六君子杨度等人，和十三太保的段芝贵等，都上不得台盘。内安反侧，外和强邻，军事政治一把抓，就非老段不可了。所幸段祺瑞颇识大体，三月二十二日，出任参谋总长；经过一个月的周旋，四月二十二日乃拜相组阁。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各方叫嚣，正此起彼落，省县独立，也接二连三。南方独立诸省，在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之后，对袁氏下野之要求，更趋激烈。五月十七日在冯国璋与张勋联合邀请之下，尚未独立的十七省各派代表会议于南京，各省虽仍效忠枢府，尊重元戎，但奉劝息肩荣休，则是多数之决议。纵是有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义婿四哥’【袁家幼年子女多呼冯国璋夫人为四姐，国璋为四哥，见袁静雪忆父文】，也不避嫌疑，迭电劝退，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则日夜不绝，衰病残年，何堪对此。袁氏自知不起，在六月六日，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此‘他’是谁？就永无定论了，袁氏一死，全局皆松，中国就是另一个面貌了。
袁公我民国史上之开卷英雄也。然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细评之，关系篇幅，有待专论。三言两语带过，则袁世凯，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也。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Post Western Democracy）。则此项转变，非有两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炼不为功。袁世凯之当国则正值此一转型的开辟时期，而他又天生是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底曹操型的人物，主观的个性，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轨迹，两者凿柄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凿柄不投是普遍现象，袁氏则较甚于他例而已，无足怪也。今只略言其抽象部门，具体例证，当另作别论。
今且把护国战争期间的大事，排列个时间表如下，以便读者一目了然也。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接受‘推戴’，决心做皇帝
十五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不受
二十日…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
二十一日…册封冯国璋、段芝贵、唐继尧、阎锡山、曹锟、靳云鹏、朱庆澜、刘显世、许世英、卢永祥等四十余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二十五日…云南宣布独立；唐继尧、蔡锷等领衔；组护国军讨袁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
一月十九日…日本警告；延缓帝制二十七日…贵州独立；刘显世领衔
二月 十七日…外国公使团访外交部关心中国内战
三月 十三日…广西独立；陆荣廷领衔
二十二日…袁撤销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参谋总长
三十一日…四川将军有意倒袁，与蔡锷军停战
四月六日…广东被迫独立；龙济光领衔
十二日…浙江被迫独立；都督屈映光
十七日─冯国璋、张勋提‘调停办法八件’
二十二日…段祺瑞出任国务卿，组新内阁
二十六日…冯国璋电劝袁下野
五月一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都司令岑春煊，都参谋梁启超
八日…‘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抚军长唐继尧，岑春煊代；是为近现代中国‘一国两府’之始
九日…陜西独立；陈树藩领衔
十七日…‘南京会议’，冯国璋、张勋策画，十七省代表参加
十八日…国民党领袖陈其美被刺于上海
二十二日…四川独立；都督陈宦
二十九日…湖南独立；都督汤芗铭
六月 六日…袁世凯病死，虚龄五十八岁
七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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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失足的帝王梦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覆无常，而心比天高，囗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nk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 advisor ）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