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年五十四岁，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大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晨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两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镳，真是飞向枝头作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晋见袁总统。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氏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莅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载。不幸的是，这一年半载，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底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窨，都是无法估计的了。
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大存档，古致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再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草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草，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原著。笔者服务哥大期间（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今次为撰写本篇，曾再往原馆查阅，其书卡犹存（书号分别为 B342。511 C44 及 441）而两书皆佚。遍询上下负责人，皆不知所终，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见U。S。Dept。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pp。42─51。】可供参阅。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则是那些在国会之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党派偏见（ partisan ）太深，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见‘天坛宪法’第八十一条），纵在国会休会期间，他们还要保存个‘国会委员会’，以代行国会职权（第五章各条）；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这一来不但把‘三权分立制’，变成了一权独大的‘国会独裁制’，那个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也就变成个橡皮图章了。（等于是后来国民党政权中，汪、蒋合作时期的林主席；和在共产党政权中作橡皮图章的人大委员长。）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 Legislative Power ），侵犯行政权（ Executive Power ）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无前例的，和不应该存在的。袁世凯显然是受古氏评语的影响，在‘天坛宪法’经国会通过后，未出四天，袁氏便于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也就随之瘫痪了【参见上引郅玉汝讲稿页三四一三五】。
【笔者附注：此事在美国宪法史上，亦数见不鲜。在笔者撰写本稿期间，一件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正把美国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笔者不学，由于个人治学上的兴趣，曾把这宗宪法纠纷，从开头就跟踪到底。这位生就帅哥而好色的柯大总统，由于行为不端，偷鸡摸狗，被国会内的右翼共和党卯上了。他们借口总统在大陪审团之前说谎和作伪证，犯下宪法规定应受弹劾的重罪，要赶他下台。其实此案从头到尾，只是一桩三权分立的政府之内，立法与司法部门勾结，打压行政部门的无烟内战。话说从头，是七十年代水门案之后，国会中人认为总统权力太大，为防制将来的总统再越权，乃拨下钜额预算，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监督总统和最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这就是我们孙文主义里面的监察院，和美国立国哲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验主义，也是邓小平‘黑猫白猫’哲学，在政治上的实际而有效的运用。不幸近二十年来，风向右吹，最高法院、国曾，和独立检察官。都被极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他们对一个民主党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总统的社会和外交政策，早就深恶痛绝，而无如之何。正好这位帅哥西门大总统，又好色过度，就被独立检察官史达捉了奸。共和党和它的极右翼联盟，乃以此为借口，来把这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斗垮、斗臭。史达的权力，本极有限，要查明享有特权，而夫人又着意维护的好色总统，婚外奸情，原属不易。谁知这个为极右势力盘据的最高法院，不顾国家荣辱，和宪政原则，竟与史达通力合作，赋与史达一切权力，把总统奸情，查得须眉毕露；也把自己国家的元首，变成全世界媒体上所共赏的西门庆，成何体统。如今更让众院投票政客，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美国潘金莲的亵衣之内，并将这位淫荡的莫妮卡，捧上千万富婆的宝座，向全国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话了。简言之，这也是民主国家三权失调的政治斗争中，走火入魔的怪现象。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今后那个独立检察官的偌大权力，肯定是不会再有了。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 Pragmatism （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当年在中国大力推荐实验主义的胡适老师，实未尝参透也。盖实验主义一定要有个有‘定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始能搞‘一点一滴的改革’。美国今日这个‘独立检察官’之存废，和两党在绯闻案中的斗争，若没个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会为基础，那就要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人头滚滚了。姑引目前这段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关于近年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之滥觞，及其对美国政治社会之影响，下列论文，颇堪一读： Andrew Sullivan，“ 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 1998。 pp。 46ff。 】
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载，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总统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古教授的适时出现，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在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 Keynote speech ）时，即以当时的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辞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顾维均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见十一月二十日，纽约时报：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 advice ），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而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帝制优于共和论’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作旧梦。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就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行的国体，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密件’，以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并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凊，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即颇思一读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之原著，以见其真相。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未能如愿。战后留学来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