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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组织的政学系，在曹锟贿选后，已不能复振。民国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因冯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张作霖、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合营公司，并以段为‘临时执政’。政学系遂又依附于三派中较为进步的冯玉祥。但这时冯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学系本身也已成强弩之末，迨冯玉祥败出南口，政学系在华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绝如缕了。
至于华南，政学系则已被连根拔去。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他们憎恨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只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开河。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试看变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将军’冯玉祥。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屠杀共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后游美又作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试问这样一位变来变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个阶级；那一种社会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谈政党的代表性，第一要有个各种社会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会；第二要有个守法而有效的议会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来争取政权，政党始有代表性。
我国民国初年的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具备‘政党政治’的条件。搞政党的人不是社会任何力量所产生的代表，而是我国‘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官僚传统产物。他们离开了‘议会’离开了‘官’，那就如鱼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轨，国会上下两院亦如台湾以前的‘国大’与‘立院’，由‘客观环境’所限而不能改选，议员先生有干薪可拿，锋头可出，胡同可逛，万寿无疆，皆大欢喜。谁要打掉我的铁饭碗，我就要和谁拚到底！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他们不是只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却是够得上与‘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行动就只受两种力量支配了。第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来说，他们原系有‘道’之士。但是当他们由于无拳无勇，有道难行之时，他们又没有孔二老头子‘乘桴浮海’的决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战国时代‘游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们要向有权有兵者游说，以图合作了。从政治信仰来看，他们可能为着原则，有时还要摆一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架子！从利禄着眼，则有时难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挟纵横之术，来干禄公卿，至于原则也早就收起不谈了。这便是早期政学系成员的本质。不过民国还粗具大一统之外表；他们也还有个‘国会’为老巢，所以政学系事实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其动机虽万难与孟轲、荀卿的游说相比；其作风亦尚略胜于‘收两国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在岑春煊、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五）
当政学系在华北华南皆无立足之地时，天无绝人之路，华南的革命政权发动了有名的北伐；和由这北伐而带来了的左右两派的分裂，天下又复多事。历史事实告诉过我们，统兵善战的将材，和口若悬河的策士们士唯恐天下无事的。天下愈多事，他们的机会也愈多。政学系的枯木因而又在这多事的国民党两派的夹缝中开始发芽了。
今且检讨一下国民党分裂的经过。
国民党在民国十二年打走了陈炯明，孙中山又在广州挂起‘大元帅’招牌之后，开始改组和联俄容共了。但在这改组之初，当权派的首领人物都是一字号‘中华革命党’的老班底。他们一致认为‘政学系’是革命党的叛徒，甘心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们不能容忍的则是出任张绍曾内阁的李根源，竟在民国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国务会议中主张下令讨伐广东。虽然这一议案被黎元洪拒绝盖印而打消，广东国民党人对政学系实在是恨得牙痒痒的。
谁知政治的变化是莫测的。国民党改组之后，党权逐渐旁落，老一辈的‘中华革命党’终于变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广州。民国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后，广州方面竟形成汪精卫、蒋介石联合独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风气笼罩之下，中华革命党的老领袖都已被目为‘反革命’；那些依附军阀的‘政学系’的反动性，就更不必提了。当时汪精卫所领导之下，‘国民革命’的‘内容’便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谁呢？政学系自然也在内了。谁知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第一位独裁者汪精卫不久也垮台了。掌权落道自称为‘党中后辈’的青年军人蒋总司令之手。
当民国十五年底北伐军声势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联合了共产党，对这一位以枪杆起家新领袖实行反击。这位新领袖原以一介匹夫，于三数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因而在军事胜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党内党外一致围剿他之时，为着扩展力量，为着自身生存，他便发现他的四周的军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贫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权和地盘，但是他环顾四周穿草鞋打绑腿的忠实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产党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号的新进少年。例如当时像程天放那样一流的人，做个乡长尚且才有不济，做到江西教育厅厅长便已天旋地转了，遑论其他。但是反蒋的却都是一时俊彦，都有萧、曹之才的人物。蒋公要开府东南，囊括天下，光凭几杆破枪，和一些只能喊口号耍皮拳的喽啰实不足以成大事。这位才大心细的领袖因而开始在党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内阁总理王正廷和黄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报人陈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网罗之列。
（六）
不过精敏如蒋氏者，他对前来投奔的高级人员亦有其取舍的标准。第一，那时反蒋的人都骂他是‘新军阀’、‘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贻人口实。他选择高级幕僚总要多少有点光荣的革命历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乱用。第二，蒋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经验有干才，能‘治国用兵’的人。真脓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贞’分子，在党内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产派、西山派、汪胡派，蒋均敬而远之，存有戒心，绝不让其襄赞枢机。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槃槃大才一定要是走投无路的亡命者。他们除依附蒋氏以取富贵之外；别处是投奔无门的。蒋氏盛衰也就决定他们的荣辱。只有如此，他们才会死心踏地为蒋效命。
数数这四重资格，则政学系诸公不禁捋须微笑，有舍我其谁之概了。
据当时的可靠消息，首先动这念头的便是政学系中最长于策划的杨永泰（畅卿），以畅卿之才华，恐怕在国民党左右派中鲜有其匹。论经验，他从旧国会到广东省长的经历，可说是内为宰辅，外为封疆皆能‘胜任愉快’。北伐初期总司令部内那批革命同志有几个能和畅卿比呢？若论恩怨，蒋氏资望太浅，北伐之前，他在党内尚不够资格与政学系结怨。至于说政学系曾‘倒’过‘总理’，究与姓蒋的何干呢？再从政学系的观点来看，这时只有蒋氏才可做他们的救命恩人。在当时革命空气之下，‘政学系’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反动派’代名词；纵使‘反动’的西山派得志，‘政学系’也断无死灰复燃之理。因此在国民党之下除依附蒋氏一人之外，‘政学系’诸公断然无路可走。就在这种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学系便枯木逢春了。
不过政学系在当时究竟是革命党人一致公认‘反动派’，他们树大招风，蒋氏在宁汉分立之前还不敢公开‘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宾的并不是政学系的主力，而是最初只能替政学系巨擘当当随员，跑跑文书的张群（岳军）。张氏是早期留学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蒋公本人的军事教育事实上尚未达到进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谓士官系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军事教育。辛亥革命时，在上海隶二十三师，虽未作战，也算是有汗马功劳的志士。嗣后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称帝，岳军亦南下从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后又北上襄赞教育总长黄郛。经验和训练皆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很难找到的。加以岳军人情练达，对政学系尤有渊源，而当时又名不见经传，别人笑骂无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总司令部总参议，作了蒋氏朝夕咨询的智囊。随着武汉方面反蒋空气之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