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奠坤说道：“日本人侵略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反对，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审讯官大概觉得有门，竟耐心地开导他：“皇军不是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我们都是亚洲人，要共存共荣，中日要亲善。”
杨奠坤立即接口反问：“既然是亚洲人，要亲善，为什么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
“皇军杀的都是坏人！”
“在南京杀害了十几二十万的中国平民，难道他们都是坏人？！”
“不许你诋毁皇军！交代实质问题！”
“把中国军队派到日本去杀光、烧光、抢光，你反对不反对中国人？”
“混蛋！良心大大的坏了！”
日本人看杨奠坤针锋相对，步步不让，大骂他顽固，继续对他用刑。几个大汉在地板上将他摔了好几个跟头，用大皮靴狠踢他的头部，又用火烧他的大腿、胳膊、手指，直到把他打得昏死过去，又拖到院里用冷水泼醒。
第三次审讯，审讯官更进一步交底了，他说道：“乔琪承认与你秘密进行了反对皇军的事。你还把一个女人介绍给乔琪，又转而介绍到另一个外国人手里。”
杨奠坤一听立刻明白，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说：“他们说的都是假话，要么就是你们造谣！我介绍女人给他是作朋友的。”
“那你不是承认了反对皇军吗？凭这一条你们就是同党。”审讯官指责道。
“我反对皇军侵略中国，没有对皇军采取破坏行动，充其量只是个思想上的问题，你们无权把我和破坏分子连在一起。”杨奠坤申辩道。
审讯员骂道：“你的狡猾、狡猾的。”接着又恶狠狠地对他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照样杀你的头！”
杨奠坤心想要杀就杀吧，反正自己也活够了。与其这样活着，不如去黄泉路上见自己的好兄长杨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湾日本军事法庭对杨奠坤等人进行公开宣判。杨奠坤因为刚患了一场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来，只好由两名宪兵架着他走进法庭。他模模糊糊地听到：杨奠坤因参加苏联派遣的破坏团进行反对皇军的活动，被判处8年徒刑。首犯苏联人乔琪被判处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随后杨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监狱。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关押近5年的杨奠坤终于获释出狱。随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被转送到青浦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根据地。不久，杨奠坤转入华东局，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第七章 “谋略放火团”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2月，苏联，莫斯科。
阿尔巴特街兹纳缅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楼的宽大房间中，代理情报部长谢苗·彼得洛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他满头黑发，黝黑的脸膛儿，胡髭修得很窄，一双棕色的眼睛闪着聪慧、坚毅的目光。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站在他身旁注视着他。
乌里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说道：“瓦西里，你记录一下。”他思索片刻说道，“鉴于日本军阀在满洲地区不断地加紧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我命令：满洲境内的各个情报小组应以空前的热情行动起来，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及交通，给日本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各小组均独立作战，不发生任何联系。每个小组以作战成绩来进行奖励的评定。”
廖雯初见乌里茨基停顿下来，便问道：“将军同志，您还有指示么？”
乌里茨基微笑道：“没有了，亲爱的瓦西里同志，你可以发报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夹，转身离开了乌里茨基的办公室。
廖雯初，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捕，遣往苏北科美自治共和国劳动改造。在中共中央的过问和关怀下，1951年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员。1964年病逝。
第2节 “满洲”第一情报组
“自昭和九年秋开始，前后经过七年时间，依靠极端暴戾的抗日意识和根深蒂固的妄想而形成的，联系顽固而巧妙的组织网，以智能的、化学的手段睨视日、满、中枢轴要港——大连地区及以此为中心的各地国防用材，已完成百余件令人为之战栗的谋略破坏工作，并进一步企图向满洲、支那的重要地区及朝鲜、日本本国的重要城市加强和扩展其潜在势力，逐步而断然地实行对重要设施的破坏工作，以达到其搅乱后方，使日本的势力衰减，进而消耗日本军队活力阴谋。这一暗中活跃的阴谋组织，便是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
这是1941年2月6日，大连《日日新闻》发表的一篇题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大检举”文章的部分内容。其中被日寇称之为“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就是共产国际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领导的“国际抗日行动队”。
1934年7月23日，刚刚从苏联归来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纪守先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馆，秘密会见了国际情报组织中国地区负责人A。鲍威尔。
A。鲍威尔，苏军少将，总参情报部情报专家，以美国公司商人的身份坐镇上海，指挥中国境内各情报组织的工作。
鲍威尔向纪守先下达了命令，迅速建立以大连为中心的国际情报组织，对日军后方基地进行最猛烈的破坏。同时他让纪守先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兼翻译，全权处理各地情报组织的工作事宜。
这样，从工作代号上被称作“满洲第一情报组”的情报组织开始了活动。
由于A。鲍威尔的极度信任，情报组织的工作部署、人员调动、经费分发等都由纪守先来完成。各地情报汇报也要经过纪守先，尔后再上报鲍威尔。黄振先为天津地区负责人，兼上海、天津、大连的交通联络员；赵国文为大连地区负责人，兼管安东；李志贤为安东地区负责人，后兼管营口；营口地区的负责人是安得利；旅顺地区的负责人是李寿山。A。鲍威尔还向日本大阪、神户、长崎和朝鲜派遣情报人员。1934年夏，各地情报组织负责人各自就位后。A。鲍威尔曾数次听取纪守先的工作汇报。他指示各地，特别是大连，要迅速扩大组织，发展情报队伍、大力进行放火爆破活动。
1934年夏，国际情报组织派进大连地区的第一个负责人是赵国文。
赵国文，1912年2月生于河北省昌黎县一个店员家庭。1920年因生活所迫和母亲一起迁居吉林。第二年母亲病逝，入哈尔滨第一孤儿院， 1925年靠公费入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铁血救国团。后又加入李海清义勇军、东北民众救国军等抗日组织。1932年返回哈尔滨，经北满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王北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后经杨奠坤介绍，于1933年12月赴苏联受训。回国后即被派到大连开展工作。
赵国文来到大连后，由于没有找到有利于开展活动的掩护职业，不久就被派遣到奉天，随后又被派往安东。此后，上级又调旅顺地区负责人李寿山为大连地区负责人。李寿山来大连后，发展了第一个情报员邹立升。但不久，李寿山在大连找到了公开职业（汽车司机）作掩护，由于收入不薄，从此对情报工作消极起来。上级决定调李寿山去天津受训，李怕受到上级处罚，逃跑了。1935年，纪守先先后把他在北平发展的王耀先、张守义派来大连为负责人。王耀先在大连时间不长，就被调往唐山开展工作；而继任的张守义则由于私吞活动经费，也很快被召回天津受训。1936年3月，上级将秋世显由北平调来大连。
秋世显，生于长春一个官宦之家。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当过旁听生，后在北大附属景山实习学校学习。1932年11月加入反帝大同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2月经张守义介绍加入国际情报组织。
不久，上级又将赵国文从安东调回大连。在赵国文、秋世显的共同努力下，工作有所发展，并发展了石永贵、宋德贵等一批成员。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上级将破坏的重点转向华北，将秋世显、石永贵、宋德贵、邹立升等骨干由大连调到天津，将赵国文调往青岛，开展对日放火爆破活动。大连的工作转由王木青负责。
1939年9月，上级又将赵国文、秋世显、黄振先调回大连，并指定黄振先为大连负责人。
黄振先，山东招远县孙家洼村人。1919年赴哈尔滨市学印刷，后又自营印刷业，不久停业。 “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铁血救国军。后经杨奠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赴苏受训。1934年5月回上海，后调往天津指挥大连地区的工作。
为了对大连地区造成空前规模的破坏，大连情报组织成立了“抗日行动队”，分别由赵国文、秋世显率领。赵国文行动队成员有油坊工人黄振先，周水子陆军仓库工人王有佐，日清油坊工人刘永禄、孙文芳等，主要活跃在甘井子地区一带；秋世显行动队成员有红房子码头工人王金泰、李化钧，小车夫于守安，油厂工人吴成江、陆炳义等，主要在寺儿沟一带活动。
另外，为配合大连行动队的活动，国际情报组织还分别成立了天津、青岛行动队，一般是由大连地区负责人交替指挥。天津行动队成立于1936年，其成员多为东北学生，如东北大学学生凌玉安、李国栋，东北中学学生张文奎。1938年3月，上级又从大连选派有经验的行动队员石永贵等人来充实天津行动队的工作，而精明能干的石永贵则很快又发展了于锡政、李玉生等人。1938年2月，秋世显奉命潜入青岛，创立青岛行动队。7月，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又和秋世显对调，来青岛工作，很快发展了张同宴、黄成山等人。
纵观国际情报组织“满洲第一情报组”的工作，在1935年至1940年之间基本上属于动态情报活动，而其属下的三个行动队则在大连、青岛、天津地区造成了空前规模的破坏。仅以大连为例，行动队从1935年至1940年，共放火爆破57起，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日币两千多万元（据1941年2月6日《满洲日日新闻》），按1938年物价折算，能买白面一千万袋以上。再加上青岛、天津两地的战果，日寇损失的总币值近五千万日元。
第3节 烈火雄心
★ 复仇的火焰
1934年7月，纪守先根据A。鲍威尔的命令，派旅顺地区负责人李寿山来大连，接替调往奉天、安东等地区活动的赵国文。
来到大连以后，李寿山进入一所汽车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修理技术，结识了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学员邹立升。经过一段时间考查，李寿山决定发展邹立升为国际情报组织大连地区的成员。鉴于今后开展的活动主要以爆破、纵火为主，张寿山便对邹立升重点传授纵火技术，很快邹立升就掌握了放火药的调制技术，他曾多次出入市内桥立町丙寅医院购置放火药原料，并在石道街自己的家中试制了一个放火药包。经过试验，发火效果不理想，故没有投入实战。
1935年3月，李寿山又发展了满洲油漆会社职工高绪慎为情报组织成员。
正当邹立升积极准备开展活动之际，李寿山却由于领取汽车牌照，成为一名收入可观的司机，逐渐产生了消极的工作态度，企图过一种所谓“安静”的生活，放松了对部下的领导。邹立升毫不犹豫地挑起了组织工作的重担，成为该组织的实际负责人。
6月，邹立升在自己的住宅中又调制了一个放火药，交给高绪慎，让他在满洲油漆会社做个“试验”。由于高绪慎考虑在会社放火，弄不好会被日本人发现，丢了饭碗，产生了抵触情绪。在实施放火的时候，故意将放火药丢弃在会社附近的水沟里，而对邹立升却谎称已将放火药装置在会社的场区内。
几天过后，邹立升见会社货场没有起火，知道高绪慎说了假话，便再次调制一个发火药交给高绪慎。他语重心长地对高绪慎说：“高大哥，上次的事我也不再追究，不过，这次无论如何要成功。小日本在我们家乡横行这么多年，也该让他们尝尝苦头。干吧，让日本人吓一跳！”
也许是邹立升的话起了作用，高绪慎在6月25日潜入会社货场内，在清漆罐中放置一个放火药。下午8时05分，清漆堆放处燃起了大火，据悉造成了一万二千五百元的损失。
满洲油漆会社的起火，在当时影响并不大，日伪当局仅把它当作一起意外失火的案子，造成的损失也微乎其微。但是，这把火却是大连地区的首次“反日纵火”，以这一天为开端，在以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国际情报组织行动队燃起了一次又一次极为猛烈的大火，将反日的烽火逐渐燎遍关东大地。
1936年初，日军在京津一带到处屯兵，大有一举吞并华北之势。纪守先根据鲍威尔的命令，向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下达指示：组建行动队，在平津地带展开对日军后方基地的大破坏。黄振先身为各地区情报组织的总联络人，早已考虑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一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行动，将东北大学学生凌玉安、李国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张文奎组织起来，成立了以学生为骨干的行动队。
5月25日，凌玉安来到天津英租界二十一号路耀华里72号黄振先的住处。黄振先取出一包TNT炸药交给他。“这是10公斤炸药、雷管、引线都在上面。记住，按操作规程办。”
凌玉安接过炸药包，准备起身离开，又被黄振先叫住。
“你就这样走吗？” 黄振先说着拿出一个篮子递给他，“把炸药包装进去，你拿炸药包大模大样走出去，让英国巡捕看见可就坏了。”
凌玉安急忙将炸药包丢进篮子中，又将一些蔬菜胡乱盖在上面
尽管凌玉安胆小怕事，缺乏经验，但仍然由他射出了天津行动的第一箭。
5月28日下午7时，凌玉安身穿铁路员工制服，挎着一个装满炸药的工具包，悄悄潜入天津、塘沽之间新河附近的路段，埋设了黄振先交给的那包炸药。他将长长的导火索拉到一处土坡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