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行动中担任指挥官。“他就那么逃离了战场，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么评价他的。”
克里早早地便离开了，这意味着他把与自己一起浴血奋战的队员独自丢在了越南——但最后他的队员都幸存了下来。由于他担心自己的队员在以后执行巡逻任务时牺牲，他设法把他们安排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当梅德罗斯试图留在掠行艇上时，克里“过来对他说：‘我真的很想让你离开这里我想知道你是安全的，更安全的。’”
对于他的队员来说，克里是成功的。“克里真的很出色，他把我们全都调离了那里。”大卫·奥尔斯顿说道，他在九十四号快艇上是司职两门50毫米机炮的操控手。“我们并没有赢得越战的胜利，但是约翰·克里却在他自己的战争中获胜了，因为他让我们都幸存了下来最后回到家乡。”
尽管克里所有的队友在越南之旅都幸存了下来，可是至少五个克里的朋友却死在了越南，其中包括他耶鲁的同学理查德·潘兴和圣保罗学校的同学彼得·W。约翰逊。仅仅在克里离开的几天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唐纳德·德罗兹也在敌人的一次伏击中阵亡，在克里获得银星奖章的那次行动中，这位船长（唐纳德·德罗兹）为他提供了支援。几十年后，德罗兹的遗孤特蕾西·特拉格将为她从未见过的父亲写一本纪念回忆录，而书名就取自于德罗兹在写给妻子信中的署名：“好好活着，快乐微笑”。 特蕾西·特拉格是这场战争导致的2万名遗孤中的一位。
美国巨大的牺牲让克里越发不了解自己究竟在为什么奉献生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美国人成为了解放者，到处受到欢迎，克里在法国的祖父祖母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在越南，许多人都把美国人看成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侵略者。克里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和美军全盘的战略感到不安。许多朋友和无辜的人在这次战争中致残或死去，这让克里更加质疑越战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是把那里发生过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了，”他回忆道，“我对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愤怒不已。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它真是错到极致了。”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1）
1971年4月28日下午4：33，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接到了法律顾问查尔斯·W。科尔森的一个电话。
“他们上周找来做节目的家伙叫克里。”科尔森告诉总统，提及一个约翰·F。克里露面的电视节目，当时他正任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的领导。
“哦。”尼克松回应道。
“他可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科尔森说。
“哦，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属于伪君子之流，不是吗？”尼克松说。
是的，科尔森说，并告诉总统当其他反战者在华盛顿国会前露营示威时，克里正在乔治敦一个社会名流的家中。
“他在越南待了四个月，”科尔森嘲笑道，他并没有提及克里获得了三枚紫心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也没提到克里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战就是在找个政治机会。”
“是的。”
“他回国的时候是个鹰派，等看到政治机会就立即变成了鸽派。”科尔森说。
“的确，”尼克松回应道，“无论如何，坚守立场。”他们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但是这秘密的对话记录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对克里的态度是多么重视。一天天过去了，根据磁带和备忘录中所记载的，尼克松的助手担心克里是一个独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如果那样的话，他将会影响甚至逆转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态度。
其他反战老兵是政府很明显的目标，他们蓄着长发，展示越共的旗帜，甚至还经常叫嚣要推翻美国政府。与之相反，克里是个干净整洁、谈吐文雅、功勋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克隆——他们都去海军巡逻艇上服役并成了战斗英雄。
白宫惟恐克里是个不同于其他反战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对克里的担心和阻挠远远比克里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这注定是克里生命中一个辉煌的篇章，它帮助克里从一个年轻的斗士变成了一位全国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里从越南返回了美国，海军给他安排了一个舒适、高薪的工作——在布鲁克林给海军上将沃尔特·F。施莱克当助手。这个战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愤怒，对未来一片茫然。早在战前，他就考虑复员后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当他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像约翰·F。肯尼迪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被当做英雄对待。
“我回来了，头脑里一直想着战争，对它既悲伤又愤怒，”克里说：“我似乎一直无法放松。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你怎么了？你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里。’你心里的紧张和身体上的创伤让你不能轻松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在越南的美军数量又创历史新高——543万名，33 400名美军阵亡。反战浪潮不断高涨，但是克里此时仍旧是一个海军军官，对反战运动抱着局外人的态度，直到后来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战运动中来。佩蒂·克里一直在纽约的一个反战机构中工作，这个机构一直在策划一个多城市并发的罢工和平集会。1969年10月的一天，这个机构中的一位领袖亚当·瓦林斯基——曾是罗伯特·F。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说他需要一个飞行员和一架飞机，这样他就可以在整个州发表反战演讲。他问同事们是否认识飞行员。
佩蒂·克里推荐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约翰·克里被委以任务——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送瓦林斯基去纽约。他没有穿海军制服，也没有就任何事件讲话，但是这些经历让他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帮助领导反战运动。
“他仍旧在海军服役，仍然是那个海军上将的助理。”瓦林斯基回忆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个在职军人居然帮助我们反对越战，我当时可能心里想：‘哎哟，如果这个家伙、这个严肃的海军战士愿意帮助我飞来飞去发表反战讲话，我们完全可以策划更多的反战运动，吸引更多的人。’”
当时，一些越南老兵和他们的家庭也加入到这场刚刚发起的反战运动中来。在11月，一次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吸引了25万名游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罗兹，她是唐·德罗兹的遗孀，唐·德罗兹曾是掠行艇船长，在克里获得银星勋章的行动中，唐·德罗兹的船为克里提供了掩护。在克里离开越南的两星期后，唐·德罗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离开了妻子和仅仅十个月大的女儿。23岁的朱迪·德罗兹领导了这次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她在一条横幅上画了一口棺材，上面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着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到的。”她向群众控诉战争的残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莱克请求准许他提前辞职，这样他就可以以反战为背景来竞选国会议员了。“我就对海军上将说：‘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要做我回到这里要做的事，那就是结束战争。’”克里回忆道。这个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荣地辞职了，他说这离他服役期满还有六个月。
几年来，克里一直梦想着进入国会。当他与朋友和家人提及此事时，他们都争论克里是应该以越战英雄还是反战英雄的角色去参加竞选。现在，他密切注视着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竞选。
现在看来，克里试图进入政界的第一次竞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仅仅在马萨诸塞州长到七岁，此外还有在牛顿学校的一年时光，以及在亲属家中度过的一些暑假。克里希望从第三选区竞选众议员，部分原因是他想取代来自克林顿的现任议员菲利普·J。菲尔宾的位置，他是一个71岁的保守民主党人，是对越战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物。当时，克里持有激烈的左派政治观点。他对《红色哈佛报》（Harvard Crimson）《红色哈佛报》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所办的一份日报，职员为两百五十多位热爱新闻与写作的历届哈佛学生，红色是哈佛大学的标志颜色——译者注记者说他想要“取消中央情报局的所有活动”，还想把“除美国本土以外的驻军全部遣散，除非联合国需要”。但是一位强大的竞争者——罗伯特·F。德里南牧师——却极受反战民主党人的青睐。作为前法律学院院长和波士顿大学教务长，在第三选区，德里南更被看好，也相当受大家的尊敬。而克里才刚刚试图去了解这个选区。
1970年2月22日，在波士顿郊外17英里处的康科德卡莱尔高中礼堂中，一个2000人的政党选举候选人大会召开了。这些人里有852名市民符合投票条件，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一个反战民主党候选人去挑战菲尔宾。刚刚从海军离任的克里“用自己的演讲震动了与会的代表们”，杰罗姆·格罗斯曼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当时任德里南的竞选主席。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2）
“与德里南不同，克里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年轻，也很温文有礼。”
随着投票的进行，克里从其他那些被淘汰的竞争者那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格罗斯曼回忆道：“演讲和投票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晚上6点半。在第四轮投票之前，我看到德里南的支持者们准备离开了，这时，我使用我们市长德雷的策略，把这所高中所有的门都锁上了，不许任何人离开。”
这个策略奏效了。在第四轮选举之前，克里撤出了，并公开声明支持德里南，以免这次初步选举陷入僵局——他此举赢得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我走到他的跟前，然后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格罗斯曼回忆道。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诺：他和其他一些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都将在以后的竞选年里支持克里。
3个月后，也就是1970年5月，克里和他相处了六年的女朋友朱莉娅·索恩结婚了，她是克里的密友大卫·索恩的妹妹。由于克里是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的后裔，早已树立起来一个完美的贵族形象，因而他在这场华贵的婚礼上更加引人注目。
《纽约时报》这样描述道：“朱莉娅·斯廷森·索恩小姐——她的祖先在美国建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约翰·福布斯·克里——这个期待重现家族荣耀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今天下午在索恩家族在长岛200英亩的土地上举行了婚礼。”
这篇报道提及，索恩小姐在婚礼上穿着的奶油色的婚纱是她的祖先凯瑟琳·皮尔特里·史密斯曾穿过的。凯瑟琳嫁给了伊莱亚斯·布迪诺四世。联邦党人文集中记载着，伊莱亚斯曾是大陆议会的议长。“在那次婚礼中，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伴郎，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出席了那次婚礼。”“今天的婚礼是否将会成为历史的再现，这将取决于新郎，作为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和一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来自于马萨诸塞的克里一直在考虑竞选国会议员。”（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克里不久前在竞选中落败退出。）婚礼后，克里选择了一个美丽的、意义深远的地方度蜜月——潘兴家族在牙买加的故乡。在越南的水田里遇害之前，理查德·潘兴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朱莉娅也已经从一位社会名流向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转变了，在反战运动中，她支持克里要更加积极，更加激进。克里曾写过一封自己称之为“写给美国的信”，其中的内容主要是他在越南的所见所闻，他把它“卖”给许多杂志社，但是却从未能够发表。
1970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克里加入刚刚组建的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在宾夕法尼亚州弗吉谷（Valley Forge）的一次反战集会，并进行了他在马萨诸塞州以外地区第一个获得广泛关注的反战游行演说。那天，在弗吉谷的第一位演讲者是简·方达，她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同时也是积极的反战活动家。在那时，她一直在为VVAW调查在越美军暴行的计划募集资金。最后一名发表演讲的是克里，他说：“让美国人为这个错误而牺牲并不是一种爱国精神的表现。”这也是他随后将要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的前奏。
克里的演说给方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哇，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一个具有林肯风范的领袖。’”简·方达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她还喜欢克里演讲时的文风，她认为，与那些激进的老兵相比，他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更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她不记得当时曾和他交谈或与他握过手。实际上，她说直到若干年后，他成为了一名参议员，他们才交谈过。但无论如何，她将在克里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直以来，方达都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说，在她所进行的24场演说中，她把每场演说募集到的2000多美元全都捐赠给了VVAW，以资助VVAW对美军在越暴行的调查。1971年1月，调查美军在越南暴行的为期三天的“冬日战士”听证会（Winter Soldier hearings）在底特律拉开了帷幕。克里和方达都参加了这次听证会，但是方达说，她不记得曾与克里见过面或是和他交谈过。克里并没有在公共场所表态，取而代之的是他听了大约150名老兵令人惊悚的陈述。
在大多数生动的陈述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出自中士斯科特·卡米尔之口，他描述了一系列断头和其他暴行。“两个人的头被砍了下来，并被放在了树桩上，然后插在了田地的中央。”卡米尔证实。
这些事件不久后便被拍成了一部名为《冬日战士》（The Winter Soldier）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有一个片断是克里在越战老兵详细描述他们的暴行之前与他们交谈。影片播出之后，一些批评家质疑部分老兵以及他们所作陈述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