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说道，“我认为，他们伤害了在越南的所有的人。我认为他们是不道德的。”
在问及他是否同意一些观察家所说的“克里永久地被这场战争改变了”时，奥尼尔回应道：“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克里）。我认为他是一个被野心驱使着的家伙。我认为他在去越南之前和今天都是被野心所驱使的。”
就在克里这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他也开始黯淡了。当克里与一些战俘的家人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们遭到了四位妇女的诘问，这些妇女的丈夫也是战俘。“你们这些笨蛋，克里为了自己的野心一直在利用你们。”1971年7月，专栏记者Mary McGrory采访其中一位妇女时记录道。
此外，尼克松也察觉到了公众的反战趋势，他竭尽全力地使美国公众确信，他正在退出这场战争。当克里全国巡回演讲时，他发现，甚至连一些大学生对他的演说都不再感兴趣了。1971年10月9日，《国家观察者》（National Observer）说，克里的大学巡回演讲“伴随着冷漠”。1971年12月，据克里自己说，尼克松“非常成功地平息了人民的反战情绪，他使很多人相信，他正在结束这场战争”。
有些VVAW的领导者把克里看做一个争权夺势的高手，一个令组织内部分裂的导火索。“组织内部存在一些分歧。”巴特勒说，他当时与克里站在一起。“VVAW中有一派太过于左倾了。每当克里为组织做有用的事，诸如集资，或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前演说，或是参与采访，他都被这些人鄙薄为在媒体前做秀。”
卡米尔是一名曾与克里共事过的越战老兵，他说克里“并不像我们当中的某一部分人那样偏激。他会相当坦率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总是因为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大肆批评”。
卡米尔继续回忆道，克里的贵族气质遭到组织内很多人的嘲讽，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工人阶级、退伍老兵们构成。卡米尔说，有一位成员用电话联系克里时，他被某人——应该是女佣告知“主人克里不在家”。在随后的会议上，有人就在克里的坐位上挂了一条标语，写着“解放克里的女佣”。
就这样，在VVAW扮演领导角色仅仅五个月之后，克里退出了。随后，他把精力转投到了帮助组建一个新组织，该组织的目的就是关注退伍老兵的福利待遇，但他仍然是受到关注的反战领袖。随后，还在水门事件爆发之前，克里就要求弹劾尼克松。这引起了总统的注意。
一些反战运动的成员开始怀疑——出于善意的动机——尼克松政府的线人已经渗入到他们的领导层之中。克里本人长期以来也被怀疑是CIA或FBI安插的内线。而且，尽管克里已经离开VVAW领导的位置，但他仍是耀眼的反战领袖之一。
例如，1972年4月22日，也就是克里在参议院作证的次年，他与前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一同出现在了纽约的一次集会上，这次集会人数超过了20万，其中还包括从波士顿乘坐几十辆巴士赶来的游行者。像克里一样，列侬也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名领导者，他归还了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国勋位以抗议英国支持美国对越政策，就像先前美国越战老兵归还奖章和绶带一样。列侬名为《想像》（Imagine）的最新专辑也极大地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它梦幻般的题目和歌词触动了无数越南老兵和家人的悲伤、痛楚和激情。他对激动的人们唱道：“我不想成为一名士兵，妈妈，我不想死。”
现在，列侬身着他的标志性服饰——圆框眼镜和军帽，在布赖恩特公园带领群众随着他最经典的反战歌词齐声唱：“我们都在说给和平一次机会。”
当轮到克里发言时，他不仅仅利用这次机会呼吁政府从越南撤军，还要求解除尼克松总统的职务。克里的朋友巴特勒趁机拍了一张克里和列侬的照片，这位参议员一直把这张相片当做他最爱的珍藏。在白宫看来，这次集会是偏执狂们针对白宫的一系列攻击之一。尼克松曾经建立了“堵漏小组”去调查和堵住敏感情况露洞，如五角大楼的档案泄密事件。他现在怀疑，他的民主党对手乔治·麦戈文私下与VVAW串通。
“尼克松认为反战运动会影响他的连任。”科尔森在谈及白宫与反战运动时回忆道，“过度的猜疑最后终于导致了水门事件。”
1972年6月17日，五个人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竞选全国委员会总部。随后，这些人被揭露与尼克松政府有关。在随后的数年里，有关这次最终导致了尼克松辞职的潜入有很多解释，当时给出的一个借口就是政府正在调查民主党竞选全国委员会是否正在与VVAW合谋要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制造暴力事件。詹姆斯·麦克德是水门事件中的五人之一，随后他作证说：“我认为水门事件可能为回答那些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在之前我被告知这次行动得到了白宫的批准。”
这后来也让有些人怀疑，这些窃贼是否在寻找有关克里的资料，克里当时领导着ＶＶＡＷ，还准备通过竞选进入国会。（水门事件中的五人之一伯纳德·巴克在2004年2月表示，他不记得曾被告知去搜寻有关克里的材料。）现在，反战运动已经让他家喻户晓，克里想借此时机实现从马萨诸塞进入国会的愿望。作为一名反战领袖，他已经谙熟竞选之道，他知道如何去搞竞选活动，如何组织人员，如何筹措资金，如何吸引媒体注意，当然更熟悉如何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进行辩论。
他曾经在越南作战，还与尼克松政府和反战组织中的左派斗争。现在，他踏上了新的战场——他要在波士顿以北选区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赢得民意测验中的胜利。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1）
到1972年，约翰·克里已经是全国闻名的人物了，但却始终是个没有根基，确切地说，没有家乡的漂泊者。他的青年时代是在两块大陆辗转度过的。在他不到七岁的时候，他家就搬离了马萨诸塞，直到从越南战场返回，克里才又回到马萨诸塞。对于一个拥有政治雄心的年轻人来说，没有政治根基真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28岁的年轻人相信他在反战运动中的表现足可以让他在众议院赢得一席之地。他准备离开游行街道进入反战伙伴们所蔑视的“体制”内工作。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参加波士顿西部郊县弗雷明翰的公开州众议院席位选举，“交上几年会费”。
但是克里的政治雄心是全国性的，对政治充满了天真的遐想。他奔波于各个众议院选区宣传自己。在1972年初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反战领袖就在马萨诸塞三个选区中宣传了自己。这种各区拉选票也为自己招来了投机分子的恶称，克里也承认那段时间是自己在故乡的一个“负担”。
1972年初克里仍然住在沃尔瑟姆，两年前他就在这里挑战过老谋深算的民主党鹰派人物菲利普·菲尔宾，沃尔瑟姆也位于第三选区。然而克里当时的计划被反战耶稣会牧师罗伯特·F。德里南的出现打乱了，他最终赢得了议院席位。就在德里南于当年春季开始自己的竞选活动时，克里接受了《洛厄尔太阳报》的采访。该报是洛厄尔市所在的第五选区的主要报纸，他对两个记者说他打算挑战F。布拉德福·莫尔斯——一个支持尼克松越战政策的共和党，一直是国会议员。然而，那年克里折戟沉沙，在1970年的选举中，他早早便失败退出了。但是在下一个众议员改选期，克里重新振作起来。他离开沃尔瑟姆搬到了25英里外的伍斯特。1972年2月7日，朱莉娅为位于欢乐大街690号的一处价值为29 500美元的房子交了6000元定金，这样房产就在她自己的名下。她的丈夫此时正在挑战哈罗德·D。多诺霍——一个坚定的民主党议员，他也对竞选踌躇满志，甚至从《伍斯特电讯公报》（Worcester Telegram & Gazette）雇了一个记者为他的竞选开始宣传。
克里夫妇没有搬进新居。相反，克里在获知第五区的议员莫尔斯将被任命为联合国总次长（undersecretary general）后又将注意力转到了第五选区。3月末，这对夫妇收拾行装来到位于麦瑞马克山谷（Merrimack Valley）的洛厄尔市租了一处公寓。莫尔斯即将赴华盛顿任职，这也就意味着共和党人曾把持的一个席位要重新公开选举产生。
克里寻求议院席位的政治雄心也有一种肯尼迪情结。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战斗英雄肯尼迪为了在政治领域一展宏图，也展开了竞选活动。他在马萨诸塞第八选区做了竞选开始演说。“这里我们有一位候选人，一个百万富翁，可是他却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址。”肯尼迪的一个助理帕特西·墨尔肯回忆了他们在位于波士顿灯塔山的老贝尔维尤饭店（Old Bellevue Hotel）竞选战略会议上的谈话。墨尔肯提到了肯尼迪的外祖父——波士顿前市长约翰·F。菲茨杰拉德（人们都亲昵地叫他亲爱的菲茨），建议道：“把这里当做住址怎么样？”
“于是我们在饭店租了一间两室的套房，那就是候选人手册上所写的地址。”菲茨说。
26年以后，克里的政治追求过程甚至更加困窘。在注意到克里是“政治移民”后，《波士顿先驱旅行报》（Boston Herald Traveler）在标题为《多人角逐议院席位》的社论文章中尖刻地讽刺道：“如果克里仍然居无定所，他将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竞选总助理，还需要一个全职地产经纪人。”克里的父母曾经在这里住过10年，但是除此以外，克里在第五选区没有任何关系网——结果证明，毫无根基的外来政客根本无法抵御即将来临的猛烈攻击。对于有关他是个外来客的问题，克里常见的回答就是：“我是在第五选区学会走路的。”没错，当克里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时，他的父母和孩子在洛厄尔市西边的格罗顿镇度过了一年的田园生活。他的父亲理查德在格罗顿学校（Groton School）任教，那是一个寄宿学校，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校友，著名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理查德从外交官职位上卸任后，他们一家又回到了这个小镇，此时约翰刚刚进入耶鲁。格罗顿与洛厄尔近在咫尺，只有15英里的路程；但在这里度过幼年时光的克里却无法被洛厄尔接纳。
洛厄尔的显赫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在历史书中还能窥见其往日荣光。数年以后，高科技公司和乡村国家公园又使这个城市重新繁荣起来。1972年，洛厄尔像过去一样又陷入了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旋涡。工业不景气极大地打击了洛厄尔的经济，而70年代初就开始的经济低迷导致该城失业率达到12％。几座纺织工厂还在苟延残喘，还可窥见当年纺织工业蓬勃发展的盛况。正是纺织业振兴了洛厄尔，它是美国第一个计划经济城市，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奇迹。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2）
从附近城镇和乡村招募的北方女工是最早的劳动力，现在她们早已与众多外来移民融为一体了。爱尔兰人最先移民到此地，帮助开掘了动力水路；随后是法裔加拿大人、希腊人、波兰人、立陶宛人、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等等。
劳伦斯是位于第五选区的另一个衰败的纺织业城市，也是一个颇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像洛厄尔一样，劳伦斯市的工人也是各地移民。1912年，该城因为工人的示威游行而在美国劳工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当时，2万多纺织工人走出工厂，抗议减薪。参加了“面包与玫瑰”的罢工者竟然讲着多达24种语言，甚至到了1972年，其中的很多种语言仍然可以听到。像洛厄尔一样，劳伦斯也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当时失业率达到了9％。在这两个人口复杂的城市，政治通常受到残酷的种族生存第一论影响。在这两个政治上民主党控制、社会风气保守、信奉天主教的城市中，谋取政治职位颇为困难。此外，洛厄尔还因为它独特的血腥政治文化而闻名。
1972年初，贵族约翰·福布斯·克里来到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他是一个民主党员、天主教徒，但对于城中的居民以及保守的郊区居民来说，他是个外来的政客，是个与洛厄尔格格不入的人。他的高贵血统在这里毫无价值。
“我理解那些对我不满的人，”克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国会竞选时说，“我冒冒失失地闯进了这个选区，大声宣布‘我来了！’这对当地人来说确实是个无法接受的粗鲁举动如果我当时像现在这样了解政治，恐怕就不会那样做了。”
但是在第五区，另外一些地方却对像克里这样的候选人给予了足够关注，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地区。洛厄尔和劳伦斯市约有一半民主党预选选民——周围的保守城镇中占了30％——剩下的五分之一的选民都居住在这一选区南部和西部人口稠密的城镇中。在那里，反战情绪很强烈，平民们大多是革命祖先的后代。在这样的中等住宅区，如康科德城和来克星顿，克里是个充满活力、让人激动、有摇滚歌星般轰动效应的新人。而城镇中的政客却被平民们看做糟糕的倒退者，甚至更糟。莫尔斯的调职升迁激发了许多人的政治雄心——所有人都开始关注着两个纺织城市。除了克里之外，加入到这场众议院席位争夺战中的还有洛厄尔地区的七个民主党人，以及劳伦斯地区的两个民主党人。在共和党一边，保罗·W。克罗宁，前众议员以及莫尔斯在安多弗（Andover）的前助理，也要竞选这一席位，他还有三个同党竞争对手。此外，罗杰·P。德金——洛厄尔的保守民主党人，也将作为独立候选人直接参加11月的终选，使得竞选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克里的竞选费用数目巨大，主要来自于选区外富有人士的赞助。此外，一些理想主义的年轻军人作为克里狂热的支持者也在四处筹募资金，志愿发起预选前的民意测验。克里的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