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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会后头一个星期就突然得到了大量的“坦白”。内务部特别政工局某处处长尤日内，是个道德败坏、声名狼藉的恶棍，他领导的那个侦讯小组，一下子就使五个被告作了坦白，而且这五个人的供诉都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五个是来自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马列主义教员，不久前才入狱，并且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对派。他们的罪责只在于他们的学校里发现有非法的托洛茨基小组在活动。尤日内的成功秘诀很简单。他得知头头们是怎样对付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情况后，马上就对可怜的教员们采取了同样的简单易行的手段。
莫尔恰诺夫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严厉批评尤日内及其助手们的做法。原来，在他们审讯的案件中，不允许用“为党的利益”这种说法去劝说被告，让他们做出供诉。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必须强迫他们认识到自己罪大恶极，并愿意悔改；莫尔恰诺夫说：“你们这样做根本不是真正的审讯！”
“哪怕现在我也可以到卢比扬卡广场上去”，莫尔恰诺夫继续说道，“召集一百个党员，对他们说，党的纪律要求他们为党的利益起来揭发手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需一个小时，我就可以收到一百份有他们签字的供诉！谁也没给你们权力以党的名义去对犯人许诺！这种方法嘛，”莫尔恰诺夫教训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对特别重要的被吉才能使用。而且事先必须得到叶若夫同志的特许。而你们在进行审讯时，则必须使受审人每时每刻都相信你们确确实实认为他们有罪。你们可以利用他们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可以利用涉及他们的子女安危的特别法令，干脆说，可以利用你们想得出的一切手段。然而，若要迁就被告本人的意见，承认他本人无罪，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供诉，却是决不允许的。”
审判的组织者们把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变成了听使唤的“三套车”之后，便着手扩大案件的规模，
首先，被内务部抓来开刀的，是被奥利别尔格按莫尔恰诺夫的指令加以诬陷的那些人。明斯克有很多人被捕，因为奥利别尔格当年从德国来莫斯科的时候。曾在明斯克的亲戚家呆过；高尔基市也进行了大逮捕。因为奥利别尔格曾在那里当过教师。在高尔基市被捕的人当中，有我提到过的叶林，他是高尔基州委常委委员，有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还有索科洛夫、孔托尔和涅利多夫，他们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员。
正是这个叶林，曾把自己对奥利别尔格的怀疑报告给内务部和党中央，并在电话中接到叶若夫关于不准再刁难奥利别尔格的命令。所以叶林明白，奥利别尔格根本不是审判组织者向全国宣布的什么托洛茨基的密使、而是内务部的奸细。总而言之，叶林知道得太多、所以未经任何审判便被枪决了。但奥利别尔格后来在法庭上列举那些蓄意杀害斯大林的恐怖分子时，还是提到了叶林的名字。
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也是奥利别尔格“供”出来的。起初，他在高尔基州内务分局受审，后来，又被押往莫斯科，在莫尔恰诺夫和科什的监视下受审。我曾有幸读到费多托夫的供诉，所以我估计他一定会在被审席上占一个显著的位置，因为供诉中说他是奥科别尔格的得力帮凶，并蓄意杀害斯大林。可是他根本没出庭。也许，审判的组织者们信他不过，害怕他改变在内务部受审时所交待的口供。
费多托夫本人也“供”出了不少人。当然是在莫尔恰诺夫的要求下“供”出的。在这些“同案犯”中，本来还有在列宁格勒工作和著保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约费。但莫尔恰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向斯大林汇报费多托夫的供诉时。斯大林突然说：“把约费的名字删掉。我们根本用不着他！”这话使莫尔恰诺夫大感意外，因为在两周前，正是他斯大林亲自下令把约费当作同案犯写进费多托夫的供拆之中
索科洛夫和涅利多夫都是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教员，奥利别尔格在供诉中提到过他们。对他们的审讯，是由克德罗夫进行的。克德罗夫原是内务部外事局的工作人员。后编入该局副局长鲍里斯·别尔曼领导的侦讯小组。我们在此说到的克德罗夫是小克德罗夫，大约三十二岁，出生于老革命者家庭，父亲是物理学家，曾与列宁一起住在瑞士。十月革命后，老克德罗夫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任职，以在阿尔罕格尔斯克极其残暴的镇压沙俄旧军官而出名。那次镇压，是在红军刚刚攻克这座城市后进行的。两年后。老克德罗夫被诊断出息有精神病，并被送去治疗。后来逐渐恢复正常，但医生认为他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于是中央就让他退休。为他拨了一笔特别养老金。
老克德罗夫的外貌特别引人注目。高高的个子、腰板始终挺得笔直，相貌英俊，脸色黝黑，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象火球一样灼灼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性好斗，充满反抗精神的人。他那一头象乌鸦翅膀一样的黑发，始终是蓬松散乱的。那双特别生动的眼睛，好象时刻都在燃烧。也许，那是疯狂的火焰。
小克德罗夫形似父亲。但没继承下父亲那令人注目的古怪外貌。他很谨慎，性格内向，始终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由于缺乏批判思维的能力，他总是把党和上级所说的一切都当作不可违抗的金科玉律。
索科洛夫很快就被克德罗夫制钢了。他同意为奥利别尔格的供诉作证，说打算在红场上举行“五·—”节游行时派学生代表团刺杀斯大林的阴谋属实。
克德罗夫利用了京科罗夫眷恋家庭，害怕株连亲人的弱点，以及他对党纪的笃信。作为一个每天都必须教导学生仇视反对派领袖的历史教员，索科洛夫原则上并不反对在抵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假供诉上签字，何况这还是党中央的需要。实际上，索科洛夫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才更容易得救，是在强迫他签字的“认罪书”上签字呢，还是拒绝污蔑自己。
假使索科洛夫相信法庭能公证地审理对他提出的指控，使他免受内务部的栽赃诬陷，那他肯定会表现得十分坚强。但他对法庭毫无指望。作为党的一名老练的宣传家。他很清楚，既然诬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政敌的事件发展得这么快，那么，法庭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便是做听命于中央的辅助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庭还是内务部，都得按同一渠道发出的命令行事。索科洛夫显然别无他法，只有屈服于侦讯人员的压力，无条件地向内务部投降。
克德罗夫还撬开了另外五个犯人的口。谁也弄不清他能够感化受审人的真正秘诀是什么。反正，莫尔恰诺夫很满意他的工作，特别在例行会议上表扬了他，说他是个有本事的侦讯员。
有天晚上，我同鲍里斯·别尔曼去见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正打内务部大楼的一条走廊经过时，突然从克德罗夫的办公室里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我们见然止步。掀开门一看，见到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化学教师涅利多夫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此人是原沙俄驻法大使的孙子。涅利多夫的面孔因恐惧而变了形。侦讯员克德罗夫也正处于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一见到自己的上司别尔曼，克德罗夫赶紧进行解释，说涅利多夫刚刚供认了想杀害斯大林，却又突像翻供。“瞧吧，瞧吧”克德罗夫歇斯底里地嚷道，“瞧吧，瞧吧，他已经写了：‘我承认自己参加过’可突然又停笔了，不愿再写下去。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我要亲手掐死他！”
克德罗夫在上司面前如此不检点，真使我大为吃惊。我诧异地看着他。猛然间，我发现他眼中有一道磷光和闪烁不定的火花，与他发疯的父亲双眼中的一模一样。
“瞧吧！这是他亲自写的”克德罗夫继续嚷道。
克德罗夫的那副模样。仿佛是他因涅利多夫的罪过而失去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仿佛他才是涅利多夫的受害者，而不是相反。我又注视了一下涅利多夫，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一张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文静脸蛋。很明显，克德罗夫把他吓坏了。他陪着负罪的笑脸。喃喃地对克德罗夫说道。“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握住的笔不听使唤。”
别尔曼命令克德罗夫停止审讯，把受审人送回囚室。
进了斯卢茨基的办公室后，我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在那里我才知道这样的场面已经屡见不鲜。别尔曼对我和斯卢茨基说．几天前，他和几个干部听到克德罗夫的办公室里有疯狂的尖叫声，马上就冲了进去。他们发现克德罗夫失去了理智，杀气腾腾的，正在指责受审人妄图吞下他桌上的墨水瓶。这个受审人是列宁格勒马列主义学院的教授弗里德兰。“我一下子呆住了”，别尔曼讲道，“能看到了那个墨水瓶，菱形的，又大又重，格当于男人的两个拳头‘克德罗夫同志，你不能这样呀，不能说这种话呀！’弗里德兰这样低声嘟哝着，显然被侦讯员吓住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克德罗夫发疯了”，别尔曼继续讲道“假如你们能听听他是怎样审问犯人的，就一定会下决心把他赶出侦讯小组，他的逻辑太混乱，思维太模糊不过话说回来，他在瓦解某些犯人时。的确又比最优秀的侦讯人员来得快。真奇怪，好象他对某些人有一种魔力”
别尔曼还说，在墨水瓶事件后他找过莫尔拾诺夫，请求他别再让克德罗夫作侦讯工作。但莫尔恰诺夫不同意，并说克德罗夫只要还能从犯人口中挤出口供，他就不会辞掉他。
许多对莫斯科审判持批判意见的外国人士都有这样一个猜测：被告之所以认罪，一是因为受了催眠术或特殊的刑的影响。但我从没听侦讯人员们说起过这种事。至少在第一次审判时没动用过这种手段。即使用过。我也一无所知。我确信，克德罗夫具有某种催人入眠的奇异本领。尽管他本人也许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涅利多夫当时的表现，正好说明他具有这种功能。
克德罗夫最终还是没有征服涅利多夫。与其他被告相比，涅利多夫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出生于一个被革命推翻了的贵族家庭，没入过党，因此没有丝毫“党员的责任感”。任何诡辩也不能说服他，使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跪在党面前。诬陷自己，承认自己企图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审判的组织者们曾打算制造一种有关托派分子与沙皇大使的子孙，为实现共同的“恐怖纲领”而狼狈为奸的神话，但由于涅利多夫的“冥顽不灵”，这一打算未能得逞。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时，听到身后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一回头，看见是克德罗夫。他急匆匆地赶上我。白天他就给我打过两次电话，约我见面，但我太忙，没机会与他交谈。现在。克德罗夫追上我后，便向我说，他想与我商量一件很棘手的私事。他认为要商量这件事只能找我，而不能找任何其他人。
事情是这样的。他父母有个朋友。姓伊利英。是个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早在革命前，老克德罗夫夫妇就与伊利英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结成了朋友。过去，伊利英和妻子经常到克德罗夫家喝茶聊天。“前天，也就是星期六，他们还来过我家”，克德罗夫紧张不安地说道。“可昨天他们都被捕了”他望着我，心慌意乱，好象一个癔病患者，在等候医生诊断。
他接着又问道：“您怎么看。我父亲是否该给中央写一份书面报告？我父亲说，他有义务告诉党，说伊利英夫妇作为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老朋友，如今还经常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聊天。”
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到惊奇。那些日子里已经形成一个规矩：“每一个党员在得知自己熟悉的人被捕后，必须不等上级传唤就主动去党的监察委员会交待与被捕者的关系。这样做，才能证明被捕者的朋友对党毫无隐瞒，而且对党忠心耿耿。”
这种主动交待类似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规定的“慈善礼拜”。在慈善礼拜日里，每一个教徒都可以自愿到宗教裁判所去忏悔自己的异端邪念和与异教徒的来往而不会受到惩罚。显而易见，斯大林的新式宗教裁判所里的判官们，跟他们中世纪的老祖宗一样，可以经常从这一仪式中获益，收集到那些已遭迫害的人的黑材料，并发现新出现的异端源。
克德罗夫忐忑不安地等着我的回答。
“您父亲大概没同伊利英夫妇进行过任何反党的谈话吧？”我戒备地问道。
“没有，从来没有！”克德多夫十分有把握地说道。
“那我认为他不必写什么报告”我说．“伊利英夫妇还没被开除出党，这就是说，党还是信任他们的。为什么您父母就不应该信任呢？是这回事吧？”
“我非常高兴您有如此高见”克德罗夫故作欣喜地感叹道。“真的，他们不仅同我们，而且还同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利奇一起喝过茶哩。列宁在世时，他们跟列宁也曾一块进过餐！”
第五章 我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吗？
案件审讯工作进展之慢，远远超乎斯大林的预料。内务部的头头们知道，即使采用了刑讯逼供的手段，也不能保证马上就能奏效。要磨垮犯人的斗志，往往只有在他们的肉体和心灵都已疲惫不堪之后才能成功，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然而，斯大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加快审讯速度。叶若夫和亚果达开始彻夜巡视审讯室。他们常常在夜里一时至凌晨五时这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