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涅夫那样的人，”并确信斯大林只能把原反对派的领袖们当众侮辱一番。
有一天晚上。加米涅夫正在米隆诺夫办公室受审时，叶诺夫来了。他又与加米涅夫进行了一次长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谈话，一个劲地劝导对方，说无论加米混夫怎么反抗，都逃脱不了法庭的审判，只有服从政治局的意志，才能保住自己和儿子的生命。加米涅夫一声不响。于是，叶若夫取下电话，当着他的面命令莫尔恰诺夫把加米涅夫的儿子关进内务部监狱，准备把他和另外一些与“托一季联合总部”一案有关的被告人一起送交法庭。
那段时间里，亚果达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情况，同时又没放松对叶若夫的警惕。我已提到过，斯大林委托叶若夫检查审判工作这件事，曾深深地刺痛了亚果达的心。他仔细地分析了叶若夫与季诺维也夫的谈话记录之后，终于看出叶若夫是想通过规规矩矩的审讯手段来驯服季诺维也夫。这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迟早会得出反抗无益的结论。亚果达不能容忍胜利者的荣誉由叶若夫抢去。在斯大林的眼中，他亚果达应当是永远不可取代的内务人民委员。为此，他必须亲自强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降，保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审判闹剧顺利开场。
实际上，亚果达的整个前程就是拥在这张牌上的。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既恨他又怕他。 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 斯大林才在一九三一年把中央委员阿库洛夫送进“机关”，目的就是让此人以后成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头头。诚然。亚果达很快就成功地毁掉了阿摩洛夫的威信，并在说服斯大林之后，把他扫出“机关”。但眼下这个叶若夫却是斯大林的真正宠臣，所以对他亚果达具有无法估计的巨大威胁。
亚果达在密切注视审判准备工作的同时，还给助手下了一道命令：一旦发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丝毫动摇的迹象，就立即向他汇报。
这种迹象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里出现了。那天，季诺维也夫同叶若夫和莫尔恰诺夫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激烈谈话。谈话结束后，李诺维也夫回到了囚室里，但突然又请人叫来监狱长，并要求后者再带他去见莫尔恰诺夫。见到莫尔恰诺夫后，他又要求后者允许他与加米涅夫单独面谈一次。他向侦讯组提出这种请求还是第一次。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口气和他这一举止中暴露出来的其他一些迹象，莫尔恰诺夫猜到季诺维也夫已打算投降。并想与加米涅夫商量一下自己的决定。
亚果达得知后，马上下令把季诺维也夫带到他的办公室。他对季诺维也夫说，他将满足他提出他与加来涅夫见面的请求。亚果达这次露出的那幅谄媚简直令人肉麻。他竟象以往那样对犯人用起了尊称——格里哥里·叶夫谢耶维奇。他说希望两位犯人在讨论了自己的处境后，能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不能不屈服于政治局的意志。就在亚果达与季诺维也夫谈话的同时，内务部行动务局副局长在另一间囚室里安上了录音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会面就将在那里进行。
他们的面谈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内务部领导们不打算限制他们会谈的时间。亚果达等人仗着有录音机，便以为他们的谈话时间越长，其真实想法也就暴露得越多。
季诺维也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必须出庭，但得有一个条件。斯大林必须亲自证实叶若夫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加米涅夫虽有些犹豫和不满，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看法，并提出了谈判的条件：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证实自己的诺言。
这次“单独”面谈结束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被带进了亚果达的办公室。加米涅夫申明，他们同意向审判提供供诉，但有一个条件：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前向他们证实自己的许诺。
斯大林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算投降的消息后，简直欣喜若狂。亚果达、莫尔恰诺夫和米隆诺夫详细地向他汇报这一切的经过时，他掩饰不住得意之色，踌躇满志地摸着小胡子。听完汇报后，他站起身，精神抖擞地搓着手，对部下大加赞赏：“妙哇，伙计们！干得好极啦！”
第二天快入夜时，我经过内务部大楼时，碰见米隆诺夫正站在只有亚果达及其亲信才能进出的一号大门旁。“我在等亚果达，”米隆诺夫说。“他这会儿正在克里姆林宫里，但马上就该来了。我同莫尔恰诺夫用车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送到了斯大林办公室，刚刚才回来。哎，他们在那里吵得可凶呢！个把小时后再到我办公室来吧。”
一小时后，我刚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欢天喜地地宣布道：“一个人也不会枪毙了！今天，这件事总算彻底弄清楚了！”由于米隆诺夫给我讲的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我将努力把他讲的一切尽可能准确地转达出来。
“今天亚果达到克里姆林宫去时，吩咐我和莫尔恰诺夫不要离开办公室，作好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送往克里姆林宫去同斯大林谈话的准备。亚果达从那里打来电话，我们就把他们弄上车送去了。
“亚果达在接待室等我们。然后又把我们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里面的政治局委员除了斯大林外，就只有伏罗希洛夫。他坐在斯大林右边。左边是叶若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默默走进办公室，在正中站定了。他们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斯大林用手指了指旁过的一排椅子，我们就都落了座：我身旁是加米涅夫，莫尔恰诺夫身边是季偌维也夫。
“喂，你们要说什么？”斯大林突然问道，并用眼睛瞟了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听说，我们的案子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加米涅夫说。
“你们面前坐的恰好是政治局的专案委员会，有权听取你们的全部意见，”斯大林回答道。加米涅夫耸耸肩，惶惑不解地望了季诺维也夫一眼。季诺维也夫站起身，开始讲话。
“他从许诺的事谈起，说近几年来他和加米涅夫接受了不少许诺，可那些诺言统统都没实现过，接着他问，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怎么能再相信新的许诺呢。要知道，基洛夫死后，他们就被迫承认对那一凶杀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亚果达当时就向他们转达过斯大林亲口许下的诺言，说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作出牺牲。然而，目前又正在准备最卑鄙的公开审判来迫害他们。这个公开审判不仅是给他们抹黑，而且还会玷污全党。”
“季诺维也夫想唤醒斯大林的理智，请求他取消公开审判，并向斯大林证明，他这样做一定会使苏联蒙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想想吧，’季诺维也夫声泪俱下地恳求道，‘您想把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和列宁的私人朋友诬陷为背叛原则的匪徒。而把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变成专搞阴谋、背叛和暗杀的毒蛇窝，您假如弗拉茨米尔·伊里奇还活着，假如他看到这一切季诺维也夫呐喊了几声，便嚎啕大哭起来。
“他端起一杯水喝起来。斯大林待他稍微平静了一些之后低声说道：‘现在哭也晚了。你们以前起来反对党中央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党中央多次警告你们，说你们搞这种派别战争到头来只有落得哭鼻子的下场。你们不听这些警告，结果真的落了个哭鼻子的下场。现在我们又对你们说。要服从党的意志，你们以及被你们拖下水的人才能保住性命，可你们又不想听。这样发展下去，事情的结局将使你们哭得更伤心，使你们落到惨得不能再惨的下场，到那时，你们就只能感谢你们自己了。”
“那您的保证呢？您不是保证不枪毙我们吗？”加米涅夫天真地问道。
“保证？”斯大林反问道。“说真的，这还能怎么保证？简直太可笑了，您是想要国联出具一份正式担保协议？”斯大林嘲讽地笑了起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显然忘了他们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局里，而不是在市场上就偷来的马，讨价还价。如果他们对政治局的担保还嫌不够。同志们。那我就不知道继续同他们谈话还有没有意义了。”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太猖狂了，”伏罗希洛夫插话道。“好象他们有权强迫政治局接受他们的条件似的。这实在令人气愤！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脑筋。他们就该跪在斯大林同志面前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如果他们不想要自己的脑袋，那就让他们去死，让他们见鬼去！”
“斯大林站起身，双手抄在背后，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
“曾有一段时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思维明晰而闻名于世，并能辩证地分析问题，斯大林又说了起来，可现在，他们分析问题时就象市民一样粗陋，是的，同志们，就象一批最落后无知的小市民。他们庸人自扰，以为我们组织审判是专门为了枪毙他们。这太愚蠢了！仿佛我们非得经过审判就不能把他们统统枪毙似的，如果我们认为非枪毙他们不可，审判又有多大意义呢。他们忘记了三件东西：“
“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
“第二，既然他们反党最猖狂的时俟我们没枪毙他们，那么，在他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他们呢？”
“第三，这两位同志忘记了（米隆诺夫特别强调斯大林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同志的事实），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
最后一席话，据米隆诺夫说，斯大林讲得很有感情，听来非常真诚。也很有说服力。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彼此意味深长地交换了目光，”米隆诺夫继续讲道。“然后，加米涅夫站起身，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两人就将出庭。”
“这是不言而喻的。”斯大林回答道。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的肉体迫害结束了。他们很快就被转送到又宽敞又凉爽的囚室。让他们淋浴后，又发给他们一套干净衣服，并且还允许他们读书（但不能见报）。专为季诺维也夫而派的医生，开始认认真真地给他治病。亚果达吩咐给他们两人开营养伙食。总而言之，要尽全力使他们不要在法庭上显出病恹恹的样子。监狱卫队也得到指示，对他们二人要礼貌、殷勤。可怕的牢房好象一下子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疗养所。
自从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过之后，叶若夫就开始要他们亲手起草几份给其追随者的秘令，并把日期倒填上去，因为检察长在开庭时需要有证明阴谋的确存在的物证。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拒绝提供这些为斯大林及其手下的伪造专家所急需的假证。他们声明。他们仅限于履行在克里姆林宫内承担的义务。
实际上，不仅被告人，就连亚果达及其助手们，在听到斯大林讲过的那些话之后，都感到轻松了许多。他们从那些话中领悟到：任何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都不会被枪毙。开始为审判作准备时，内务部的头头们并没想到斯大体会从肉体上消灭列宁的亲密战友。都以为他的唯一目的是从政治上粉碎他们，强迫他们作假证供反对托洛茨基。然而，随着侦讯工作的深入发展，对斯大林真实意图的猜疑也就出现了，而且越来越令人可怕。
当内务部领导们看到斯大林在听取有关某些老党员决不投降的汇报时表露出的那股怒气之后，看到他谈起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时发泄出的刻骨仇恨之后，自然就推出了一个结论：斯大林已暗中决定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列宁的老近卫军。尽管内务部头头们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斯大林，与其政策绑了在一起，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尤其是托洛茨基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仍然具有魔力。按斯大林的命令用死刑来威胁老布尔什维克，这是一回事，因为他们知道这仅仅是威胁，不会兑现；但他们又确实担心斯大林会在不可克制的复仇欲的驱使下，真的杀害党的原来的领袖们，这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今，这一忧虑终于消失了，因为斯大林亲口许下了保存他们性命的谎言。
第十章 帖尔一瓦加尼扬：我不想再做党员
我们已经认识了在斯大林指挥下的各式各样的侦讯人员：暴虐成性的切尔托克，不讲原则一味钻营的莫尔恰诺夫和斯卢茨基，以及忍受着内心痛苦，为所谓的党的利益而压抑住良知的呼声并违心地执行斯大林的各条罪恶命令的米隆诺夫和别尔曼。
内务部侦讯人员对犯人拥有不小的权力。但一碰上总书记过问的事，他们的权力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甚至连对受审人的罪名表示怀疑的权利也没有了。
有些侦讯人员，即使同情列宁的亲密战友们，但却不能给与任何帮助。凡与即将开庭的审判有关的事， 都是背着侦讯机关决定的， 只是事后才要求受审人作出“供诉”，才对他们早已决定的一切加以证明。
行将开庭的审判中的牺牲者，是斯大林挑选的。指控牺牲者的罪名，也是他事先想出来的；他还口授强迫受审人接受的各种条件；最后，连法庭的判决也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与被告帕尔一瓦加尼扬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以作为说明审讯员真正同情受审人的鲜明例子。
帖尔一瓦加尼扬是我的老朋友。早在一九一七年春天我就与他在莫斯科士官学校相识了。我们这种在沙皇制度下无权当军官的人，经过二月革命才进人了这所学校。当时已有多年布尔什维克党龄的帕尔一瓦加尼扬，经常在上官生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