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大概是三十年代初，维辛斯基被任命为总检察长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姓。而他们亲眼看见这个人的时间不会早于一九三五年，当时，他们已被押上军事法庭，被控参与了刺杀基洛夫。
对待维辛斯基，内务部领导不仅是不信任更有股傲气，就象斯大林手下那些兜里揣着党票、有权有势的官僚对待反党的人士的态度一样。甚至在训示他应该如何小心谨慎地对待那些没有把握的指控。他们对他也从不开诚布公。
维辛斯基有理由憎恨这些目空一切的主宰。他明白，他不得不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随机应变、以弥补他们的拙劣工作，不得不用自己的辩才去推动每桩案件中那些愚蠢的牵强附会。他还知道：如果这些偷天换日的勾当在法庭上有所暴露，刽子手们就会拿他去做替罪羊，至少也会给他扣上一顶“企囹暗中破坏”的帽子。
内务部头头们也有理由讨厌维辛斯基。首先，他们蔑视他过去曾是“机关”的囚犯：在“机关”的档案中，一直保存着他过去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被指控过的材料。其次，他们对他妒嫉得要命——注视着这些轰动一时的审判过程的世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而他们这些创造惊人闹剧的真正作者，却命中注定只能躲在幕后。要知道，是他们用所谓“无中生有”之法，搞出了骇人听闻的阴谋，是他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代价和努力，去摧毁和驯服了每一个被告人。
作为一个曾在卢比扬克大楼中呆过的囚犯，维辛斯基既害怕这幢大楼，又害怕在这楼里工作的人。虽然在苏联的干部等级中，他的地位已高过象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这样的人物，但他第一次接到通知会见莫尔恰诺夫时，脸上却不得不一直挂着卑微的微笑。至于亚果达，他给维辛斯基的全部赏赐，就是在筹备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期间召见过他一次。
对内务部所下的任务，维辛斯基执行起来格外卖力。在三次公审的整个期间，他始终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反击被告人做出的关于他们无罪的任何一点那怕是最隐晦的暗示。利用被告人的支持（他们相互间就好象在进行自我抵毁的竞赛），维辛斯基使出了浑身解数，为的是向全世界表明：被告们的罪行已全部得到证明，不存在任何可疑之处。在起诉发言中，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吹得天花乱坠，同时又无一例外地要求判处全体被告人死刑。
他本人则渴望着活下去，这就是他如此卖命的首要原
（此处缺四页）
自传，并在上面注明了两个作为证明人的党员名字。维辛斯基也交上了自己的履历，其中写明，他在沙俄时代曾因参加罢工蹲过一年监狱。
区党委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去，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归还早先收去的党证。对于最高法院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这一程序不会出现任何麻烦，实际上甚至就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这一切只不过是与在监委工作的老同志的一次短暂的会面。我们几个比较年青的同志在接受审查后没急着离开，留了下来，想等审查全部结束后大家一块走。轮到维辛斯基，对他来讲，这可是一次严厉的考验，因为上一次，即一九二一年清党时，他被开除了，经过一年的苦苦要求才恢复了党籍。
过了半个钟头，又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又是半个钟头，维辛斯基始终没见出来。有人已经等累了，走了。最后，线辛斯基终于窜了出来，神色惊慌，满睑通红。原来，委员会没有把党证还给他。这意味着被开除出党。维辛斯基没告诉我们，在这三个多小时内，那紧闭的房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躲到接待室最远的角落里，惶惶不安地转来转去。
出大门的时候，维辛斯基赶上我们。他愤愤不平地高声说：
“岂有此理！这是侮辱人！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去党中央，把自己的党证扔到他们脸上！”
不知他准备怎样去扔他那已被收去的党证。我们劝他别干蠢事，最好去同克雷连科或索尔茨谈一谈。索尔茨是最高法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中央监委领导，负责主持全国的清党。
当我们已经走过好几个街区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走声。这是维辛斯基，他又赶上了我们。调节好呼吸之后，他强烈地请求我们不要把刚才他那句有关党中央的话转告给任何人。我们答应了。
第二天，年轻的女秘书大惊失色地跑进会议厅来说，维辛斯基正在索尔茨的办公室里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吓得老头赶紧从办公室里跑出来为他倒开水。
还在上个世纪末，阿朗·索尔茨就已成为一名革命者。虽然他遭受过无数次逮捕，在沙俄监狱和流放地中度过了很多年，但他的心并没因此而变得冷酷无情。他始终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
作为一名党员，索尔茨必须在自己的行动中坚定不移地坚持“政治需要”的原则。斯大林的政治局总是用这一原则来证明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但是，索尔茨到老也没学会对不公正现象置之不理。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迫于无人可以幸免的恐怖浪潮的压力，他才不得不重复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告。但最后他毕竟有勇气当面对斯大林说出了真理，而这一行动导致了他的死亡。
索尔茨的朋友们把他称作“党的良心”，这部分是因为他领导着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党的全国最高法庭。有几年，党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向这个委员会报告有关被立案侦查的党员的情况。索尔茨对待此类案件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和非官僚主义的态度，常常令我钦佩不已。
正是这样，由于索尔茨的善良和同情心救了维辛斯基。他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在这以后，维辛斯基的党证才得以归还。几天以后，索尔茨顺路走进我们的“会议室”。正好遇上我们在里面喝茶。看见索尔茨。他的老朋友加尔金立即责备他不该去说这个情。索尔茨抱歉地笑着说：“您能要求他些什么呢？一位同志，工作努力给他个表现的机会吧。布尔什维克不是天生的，布尔什维克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如果他有负信任——我们随时都可以开除他。”
由于各方面向上诉审委员会提出的上诉越来越多，我忙得几乎参加不了司法委员会的例会。可有一次我抽空去了，正好看见维辛斯基在做报告，名为“政治案件中的起诉”。不能否认，他的报告很有逻辑性，而且，他能很好地驾驭俄语，善于利用演说技巧。执行主席索尔茨高兴地点着头，毫不掩饰自己的赞赏。
当时，我并不喜欢维辛斯基那种过份夸张的表演和激情。但总的来讲，有一点我清楚：这是一个能力极强，训练有素的天才检察官。我甚至开始认为，我们这些党员对维辛斯基太不公正，并希望大家将来能改变对他的态度。
然而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情不大，却具有代表性，能充分证明同志们的直觉是正确的。一九二三年冬天，共和国总检察长尼古拉·克雷连科把包括维辛斯基和我在内的几名工作人员召了去，并通知说，政治局委派他清理和分析对苏联驻外国全权代表们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的材料。鉴于资料数量太多，克雷连科在征得政治局同意后，吸收我们参加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和他一起研究这些材料，并向中央汇报自己的看法。工作只能晚上在他家里进行，因为他曾向中央保证不让这些文件外泄。
克雷连科的家是一幢豪华的独立住宅，革命前属于加加林公爵。那一天，我们一直没离开这幢小楼。克雷连科把三四十本要分析的文件分派给我们，同时说明，从事这一调查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阿瓦涅索夫发现，在苏联驻外国代表中，存在着贪污和秘密挥霍大量金钱的可耻行为；而且，某些工作人员有与外国间谍机关合作的嫌疑。
克雷连科请我们将自己的结论写在一大张纸上，并依照这样的次序：左边，被告人的姓名下面，我们应该简要地写明控告实质，指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向法院起诉。右边，注明案子应移交那里：刑事法庭还是中央监委，或是按纪律程序处理，并指出应该给予什么处罚。
全部文件比预想的要无聊得多。它们记载的基本上是些毫无证据的指控，而且都是那些相互之间关系不好的官僚们在夫人们的谗言下提出来的。只有少数文件可以证明一些盗用公款、道德败坏的事实和其他有损国家威望的事情。至于叛国行为，我们根本就没发现。
整个晚上，克雷连科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不时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当他走到维辛斯基背后时，对一位苏联外交官的事发生了兴趣。那人被指控生活方式极其奢侈，同一名部下的妻子关系暧昧，以及其他一些毛病。维辛斯基建议把这名外交官开除出党，交付法院并判三年监禁。
“怎能这样——三年？”克霍连科用不满意的口吻问。
“您应该写，他让苏维埃国家在西方人眼里威信扫地，为此应该枪毙？”
维辛斯基尴尬得面红耳赤。
“起初我也想建议枪毙，”他用阿谀奉承的语气喃喃地说：“但是”
他嗫嚅着，竭力寻找适当的解释，可怎么也找不出。这使他惊慌失措，赶紧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克雷连科讥笑地盯着他，似乎对维辛斯基的仓使失措感到某种满足。
“可是，这根本就说不上什么犯罪！”他出乎意料地宣布道，并指着维辛斯基关于把这名外交官开除出党和交付法庭的笔记，断然下令：
“请您写上：案件了结！”
我没看维辛斯基，不想使他更觉得尴尬。但维辛斯基却突然发出一阵讨好的笑声：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您可真会捉弄人！您把我都搞糊涂了当您提出要枪毙他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我想，我真是太欠考虑，仅仅提出三年！可现在哈一哈一哈”
维辛斯基的笑声听上去是那么虚伪，令人感到厌恶。
我已经说过，很多人都认为维辛斯基是个党内的钻营者，可是我从来没料到他竟如此不讲原则和缺乏道德：证明一个人无罪也好，枪毙这个人也好。他居然都准备去干，只要能迎合和讨好上级。
维辛斯基本身的地位很不稳固。当老布尔什维克在国内享有威望时，清党工作就象时刻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这就是为什么粉碎反对派后，随之而来的摧残反对派成员的浪潮对维辛斯基有利的原因。
斯大林需要在所有苏维埃组织中有一批人出来控告老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路线，并帮助他消灭这些老近卫军。中央听信这些诬告把老布尔什维克们从关键岗位上撤职时，诬告者得到的赏赐就是去占据这些空出来的位置。
在这种局势下，维辛斯基能够成为党的“警惕的眼睛”，并受命监视去执行斯大林路线的最高法院，就不足为奇了。现在，他再也用不着在任何一次清党面前颤抖了，因为现在被开除出党的，反倒是那些被怀疑对受迫害的列宁的战友们表示同情的人。维辛斯基不会有这类嫌疑。他被任命为总检察长，并开始积极地往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安插“可靠的党员”。自然，那里是不会有象苏维埃法律，甚至整个苏维埃司法制度的奠基人尼古拉·克雷连科这样的人的地位了。他被宣布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虽然他并不属于任何反对派。而这个多年来，一直在克雷连科面前讨好卖乖的维辛斯基，却得到一项“光荣”任务：在司法工作者大会上发言，谴责克雷连科在司法领域推行的“反列宁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政策。
维辛斯基身居总检察长的显赫地位，满意地看着老布尔什维克们一个接一个被赶出最高法院。克雷连科是在一九三八年初失踪的。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前妻叶连切·罗兹米罗维奇，她在革命前曾担任党中央国外局秘书和列宁的私人秘书。
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内务部大楼的走廊上，我同加尔金面对面地碰上了。他正被狱卒押解着。显然，加尔金完全被所发生的一切压垮了，他居然没认出我，虽然我们还对视了一下。
我立即走进别尔曼的办公室，请他尽可能给加尔金帮帮忙。别尔曼告诉我，逮捕加尔金是根据内务部得到的一封告密信，告他谴责党中央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写告密信的，就是维辛斯基。
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维辛斯基都被任命为国家公诉人，在这件事上斯大林再次展示了他那“在需要之处用需要的人”的概念的含义。在整个国家里，能象维辛斯基这样卖命同老布尔什维克算帐的人，大概再也找不出来了。
第二十九章 斯大林的乐趣
大概，在斯大林“肃掉”对自己唯一的、完全无私的朋友叶努启则之后，在林大林的无数件犯罪行为中，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了。然而我想，读者们将不会没有兴趣了解另外一桩杀人罪的详情。这里所谈的是杀害与斯大林关系特别密切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保克尔。
保克尔原系匈牙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入奥匈军队，一九一六年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爆发时，保克尔并没有返回故乡：他在那里没有家，没财产，也没前途。入伍前，他是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的理发师，同时还给一位名歌唱家当差。他自己也向往著名望，并喜欢吹牛，似乎轻歌剧院的演员们在他身上发现了“卓越的戏剧天才”，争先恐后地请他登台。
看来，保克尔并没自吹自擂，他确实具有喜剧演员的才能。人们可以看到，他模仿上司的姿态是多么惟妙惟肖，讲起笑话来真可谓妙语连珠。但我认为，他真正的天赋是丑角表演艺术，只有在这样的舞台上，他才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名望。为了使保克尔的肖像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