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德·考克斯的职务。考克斯是水门事件的特别起诉人，他的九盘尼克松谈话录音磁带被上诉法院传作证据。但尼克松低估了美国民众的觉悟。独立检察官被解职，办公室被查封的消息一发布，全美国就跟触了电一样。新闻界把这件事叫做星期六大屠杀，而老百姓则称之为奇耻大辱。人们估计，共有300万个来自民众的抗议和要求，对国会倾盆而下，其中大多数要求至少对此事开展调查。到12月份，议会司法委员会终于找到一个负责调查的人，这是一位52岁的威斯康星共和党人，名叫约翰·多尔，他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手下当过司法部民权司司长。
在电视播放了参议院水门事件听证会的实况后，水门事件的辩论达到了高潮，他征求了耶鲁法学院的伯克·马歇尔等民权运动时期的伙伴的推荐，搭起了弹劾调查小组的律师班子。他寻求的是办事彻底、公正、不谋政治私利的律师。他们必须干大量的法律工作中的苦差事，他们所担负的任务是：把从许多方面收集来的信息加以精选，再进行联系，使之能把情况前后连贯起来。该工作组先是调查针对尼克松总统的范围广泛的指控，再研究这些指控材料是否值得深究，然后把针对这位总统的证据集中起来，加以说明。
希拉里穿着她一贯穿戴的牛仔裤、T恤衫，戴着她的那副厚眼镜，于1974年1月加入了弹劾调查工作组。她是多尔亲自挑选的43名律师中的3名女律师之一。
弹劾调查工作组被认定必须是超党派的。它应提供事实，而不对任何一种主张表态。律师们始终忠实于多尔规定的准则，他们不断地被提醒说，理查德·尼克松仍然是总统，应以他的总统地位理应受到的尊敬来对待他，即使当律师们互相讨论问题时也是如此。希拉里·罗德姆的主要任务是，拟订在调查和弹劾过程中应遵循的法律程序。没有人了解弹劾问题该怎么办，关于取证责任和证据规则几乎无例可循。上一次弹劾是在1936年，牵涉到一名联邦法官。惟一被弹劾的总统是安德鲁·约翰逊，那是在1868年，因为他没有通知参议院就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但他在因违犯任职法而受参议院审讯时由于一票之差而被宣判无罪。因此这一次的总统弹劾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
这班人马按任务分组，分别研究宪法和法律———还有其他三个领域，如刑事盗窃、防止政府工作人员泄密的“堵漏人员”以及酬金问题小组。三名女律师也各有分工，达格玛·汉密尔顿曾在得克萨斯教过政治学，她负责研究英国的弹劾案例，希拉里则研究美国的，目的都是想寻求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虽然希拉里年纪轻，比较缺乏经验，又有明显的自由派倾向，这在开始时可能会使一些律师对她产生怀疑，但是，希拉里自然的谨慎态度，主动的工作作风以及配合默契的合作精神使她在同办公室的人员中大受欢迎。她严格遵守工作小组的要求，不与新闻界往来，也没有与外界的任何社交往来。小组的所有成员彼此相依为伴，一起吃中饭或晚饭。他们被安置在国会山上又脏又旧的国会旅馆里，办公室是卧室改造的，两人一间，但没有任何人对此发出一句抱怨的话。
他们的工作是连续不断的，一周工作七天，每天18小时。律师们从早晨8点开始工作，午餐时有一次短时间的午休，然后一直工作到下半夜。这种工作持续了将近半年，这半年中她起早贪黑，马不停蹄，十分劳累。但她的精神状态却一贯地蓬勃向上，小组中的同事阿特休勒回忆说：“她的精力非常充沛。有些人没能很好地解决精力问题，但她似乎每天都恢复了精力，从事高数量高质量的工作。”
有极少数几个晚上，当有可能外出就餐时，希拉里就同其他几位年轻的律师到国会山附近的几家受欢迎的希腊餐馆和意大利餐馆吃饭，饮酒，轻松轻松。然而，即使在那里，他们的交谈也是很谨慎的。律师们曾宣过誓———在自己的办公室以外要严守秘密。任何消息的走漏，任何情况的歪曲，都有可能危及整个事业的合法性。他们的这种工作不利于无拘无束的社交活动。他们作为华盛顿政府的局外人，被认为是容易走漏信息的人，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因为希拉里和其他人都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是这个国家的关键时刻，他们正生活在通过一种程序就可以把总统拉下台的重要关头。这种程序能够考验他们民主制度的核心，但也可能损害它。值得庆幸的是尼克松没有与美国两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对抗到底，他选择了辞职。在希拉里他们那一帮辛辛苦苦为弹劾调查工作的律师们看来，这个结果多少是让他们觉得失望的，7月下旬，众议院以412比3票正式投票通过了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的报告，但由于尼克松的辞职，参议院的弹劾程序就没有必要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尼克松的这种选择，为他赢来了最后的尊重，并使美国人再次相信他心中是装着宪法和人民的。
“水门事件”一案的关键之一是尼克松白宫谈话的秘密录音的磁带。人们认为在这好几百盘磁带中就有最具摧毁性的证据。结果的确如此，随着那一盘盘显示尼克松罪状的“证据确凿”的录音带的浮出水面，这个弹劾调查小组取得了胜利。但所有的律师都是一种既宽慰又失落的感觉，毕竟，这一切结束得太突然了。
希拉里也难免产生相似的感觉，但她更多的是对这份经历的珍惜，她曾说过这次经历是她遇到过的最佳个人机遇和专业机遇之一。她在调查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工作组的经历使她懂得，美国的司法体制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且当它发挥作用时，是令人无比高兴的。对她来说，这使她在耶鲁大学所受的四年法学教育在实际中得到最有效最大程度的发挥。
尼克松政权的结束，对于希拉里这种与政治紧密相连的人来说，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她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但也过不了多久，她又将在小石城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了。
第四章 小石城柔情一、爱情使她回到阿肯色
对于人的一生，事业和爱情的平分秋色，互相倾斜又保持平衡，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希拉里是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新一代女性，时代的变化，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使她们这一代女性必然出现与尼克松夫人和她的母亲多萝西、婆婆弗吉妮亚不同的诸多特质，比如独立，比如她一生都在追寻职业的道路走下去，但，她仍然是一位女性，更是一位不懈地寻求爱情与事业平衡的新女性。
爱情是美好的，易卜生把爱情比作永远生长在冰雪下面的花朵；普希金的诗歌中，爱情总是充满了童话般的神奇；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中罗丝和马丁的爱情纯洁、热烈、天真、近乎幼稚，它那炽烈的火焰甚至可以熔化铁石心肠爱情，是生命中最闪光的部分，正如希拉里曾对纽约肖托夸夏教育集会的听众所说：“我也明白，我还得面对生活中的另一面———感情的一面，这是我们生活和成长的依托，归根到底，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得以产生的根本。”
希拉里·罗德姆曾希望自己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当律师的工作将会持续到1974年秋冬。因此，当尼克松于8月份辞职后，她便陷入了困惑不定的境地。儿童法律保护基金会仍然向她敞开就业的大门，并且具有诱人的吸引力。不过，比尔·克林顿也向她提出了要求。他回到阿肯色州到现在已有一年多，两人相隔遥远的思想负担使他日渐憔悴。他恳求她南下，同他在一起。希拉里以前没有表过态，但她没有理由一直拖下去，她总得做出自己的选择。
有句名言是这样的：爱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至真的关系，它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或者为了所爱的人而心甘情愿地消失，只要在爱人心中，自己存在着。或许，希拉里也是在爱情的强烈召唤下不由自主地踏上了那个总是令她犹豫不决的南方小州的吧。那块绵延着沼泽并且素以贫穷落后在全国知名的阿肯色，一开始并不是她最好的选择，但成了她最终的选择，并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演变成了最好的选择，这大概也是女人的感性胜过理性的一个明证吧。
希拉里在面临着是否回阿肯色并在那里生活的问题时是矛盾的，是迟疑的。她曾对《阿肯色新闻报》的记者说：“假使我当时住下来，设法安排我的生活，你是否会认为我会说：我将同阿肯色州州长结婚，并在小石城从事法律工作？看来这些难以实现。我认为生活提供了机会。”但，她需要试一试，任何事情都需要尝试，才能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与否。
在弹劾调查小组工作的时候，希拉里也非常想念距离遥远的比尔。她还知道，不能照目前这样下去。比尔已经向她求过婚，即使是本着对彼此负责的态度出发，她也不能总是拖延着不作决定。可是，她在法律界中已经崭露头角，甚至说她已经在历史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现在她可以有种种选择。她曾同华盛顿一流的法律事务所面谈过。它们提供的机会是非常诱人的。她感到自己有潜力，有可能成为华盛顿高级机构中为数不多的女律师之一，这是令人振奋的。但阿肯色州呢，它在美国最贫困的州中名列第二，它会自得其乐地说：“谢天谢地，多亏有密西西比州。”那里几乎没有法律业务，法律活动也不活跃，到这个州去的想法似乎使她自己大伤脑筋。
对希拉里而言，去阿肯色州，能够想像得到的前景确实是暗淡的。
比尔对于希拉里也是没有任何把握的，他不只一次，不只向一个人诉说他的忧虑，他说希拉里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她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但他的政治生涯在阿肯色，理智上他不希望希拉里因为他放弃自己的抱负，那样他会有很重的负罪感。但在情感上，他又充满了对于希拉里的期待，他渴望她早日做出自己的决定，早日来到他的身边。
弹劾调查小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在华盛顿的最后一个夜晚，希拉里与她关系密切的三个朋友一起到离国会山不远的一家意大利小饭店用餐。这是六个月艰苦生活的又苦又甜的终结。弗雷德·阿特休勒和希拉里两人连续在一起工作，因而关系日益密切，在不寻常的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同她们一起的另外两名年轻律师，刚来华盛顿不久，就要开始从事有关新政府和公共利益的工作。
希拉里的心七上八下地跳着，其他三人都要去做社会意义重大的令人高兴的法律工作了，她该怎么办呢？她若有所思，悲喜交集，到了该做出抉择的时刻了。为了爱情，为了比尔的召唤，她将要放弃回儿童法律保护基金会的机会，到职业前途十分不明确的阿肯色去了。
“你将要去阿肯色州，是吗？”
她回答说：“我不知道去干什么。”
但她知道比尔身上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两人之间也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比尔当时正在阿肯色大学教授海事法与宪法，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在乡村各地巡回演讲，力图把连任四届的共和党议员约翰·保罗·哈默施米特赶下台。他曾向法学院的院长怀利·戴维斯推荐过希拉里，戴维斯很欣赏她的才干，因而曾热情地邀请她去阿肯色大学工作。为了同比尔在一起，为了更仔细地了解一下费耶特维尔，在去阿肯色之前她给法学院的院长怀利·戴维斯打了个电话：他上次邀请她去教书的那个职位还空着吗？他要她放心：位子还空着，本月底就开始上课。
朋友们的积极性可不像希拉里那样高，她们都非常希望希拉里留在华盛顿，认为她如果去阿肯色无疑是在放弃她的事业，她的前程，这是一种“蠢透了”的行为。
朋友和家人大多认为她昏了头，多萝西和休虽然没有劝阻她，但同样为女儿的未来充满了担忧。多萝西不知道阿肯色州是否如此令人着迷，但他们一直是非常开明的父母，同时也相信女儿的眼光，她曾经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但是你知道，我从不对孩子们说该做什么。我得相信希拉里自己的判断，从来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不相信。”
两个弟弟对于姐姐的“远走高飞”自然也会有依依不舍的感觉，但在比尔登门的那次，他们也已经认可了那个讨人喜欢的未来的“姐夫”。
何况，朋友中间也有少数几位持支持和理解的态度，这也给了希拉里一些安慰与温暖。
朋友埃利斯相信希拉里与比尔热烈相爱，但她同时也明白希拉里必须使她可能抱有的雄心同与比尔结婚这件事统一起来，因为希拉里担心自己会成为比尔的附属物，但她又不能够放弃对于比尔的爱情。
在职业和爱情纠缠着在头脑中不断争斗的过程中，希拉里给自己投了最关键的“一票”。
第二天，她第二次踏上了去往阿肯色的旅程。
希拉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包括一辆十速自行车、一些衣服和几箱书，把它们装进萨拉·埃尔曼的汽车中。她们一起离开华盛顿，穿过弗吉尼亚州，继续向西南开去。埃尔曼是反对希拉里到阿肯色去的朋友之一，因此她一路上仍然不忘作出游说、劝阻的姿态，希望希拉里能够临时改变决定。
希拉里想要快点赶到费耶特维尔，埃尔曼却强迫她停下来旅游观光，在30个小时的旅程中，埃尔曼每隔20分钟就会对她说一遍她将被埋没在费耶特维尔的看法。
“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脚下，干吗为了那个家伙抛弃你现在的生活呢？”埃尔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