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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要着急，回头我们一起去。经过调查，案情有很多疑点。第一：从杨晨包里一共搜出2盒强化麻醉剂，从杨晨购买的电脑小票上看也是2盒，实物和小票上的内容完全吻合，也就是说杨晨根本没有打开使用过这些东西。”
“她会不会分两次购买，用的却是其中的一次？”我问。
“当然这种情况不能排除，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中情况的发生。第二：从石海星死亡的时间上看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根据法医坚定，石海星的死亡时间是在零点钟左右。医学上说10毫升的强化麻醉剂导致人死亡的时间一般在1个小时左右，如果按照法医鉴定的结果死者体内含有10…15毫升的强化麻醉剂，那么他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内，也就是说死者在11点钟的时候喝了药物。据杨晨回忆说：死者在10点钟的时候出去送客，11点半才回来，可以肯定死者在回来之前已经服用了强化麻醉剂。”
“杨晨有没有说死者送的客人是谁？”我问。
“杨晨也提供了几个人，我也查访了他们，这些人都是本市的商人，和死者的关系非常要好，也没有什么经济纠纷，杀他的可能性没有，可以排除掉。”
“那会是谁呢？”我想。
“其实这不难想象：死者在10点钟出去送走了客人，10点20左右打算回来，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一人约他到附近的咖啡馆坐坐，他就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喝下了作案人为他准备的药物，法医鉴定他体内含有咖啡素就是在这个时候喝的。可以断定：约死者去咖啡馆的人一定和死者非常熟悉，令死者一点防备都没有。”
“那查一下通话记录啊。”
“查过了，号码就是死者楼下不远处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内打出的。”
“看来杨晨真是被冤枉了。”
“当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还不能这样下结论。还有一个可疑点，死者的止疼药是每天晚上都吃的，止疼药换成了安眠药竟然没有被死者发现只能说明一点：是当天换的。死者的药物一般是放在手提包内随身携带的，既然做案人在这种情况下偷梁换柱，说明他和死者非常熟悉，对死者的衣食住行也很了解。这和我们推断的第二点完全吻合。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作案人应该是女性。杀人者用心颇深，他怕死者喝了药物有反应，就把止疼药换成安眠药，当死者吃了安眠药以后就不会感觉到不良反应，这样就能安安稳稳地死去。看来，这个人的作案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哦？那会是谁呢？死者有很多的情人，我们所知道的就三个，不知道就更多了。石海星这个恶魔，真是死有余辜。”
“过几天就要开庭审理这件案子，这两天我们要搜集到更多的证据，争取查出事情的真相。”
我点了点头，说：“沈海露那里还要去吗？”
“必须去，沈海露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也许通过她我们能了解的更多的东西。”
“我们什么时候过去？”
“最近两天你都没有联系到她吗？”
“是的，她一直关机，我把电话打到她经营的酒吧，工作人员说她去外地了，问去哪里了，他们都说不知道。我觉得她好像在故意躲避什么？”
“有可能！她和石海星的关系很密切，对案情应该有帮助。”韩律师思索了一下说：“这样，今天你就不要联系她了，我们晚上直接去酒吧找她。”
“好的！”我说：“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吗？”
“暂时还没有，你先回去休息休息，晚饭过后我们就在这里碰头。”
……
晚上9点钟，我和韩律师准时到了白桦酒吧。时隔一秋，这里和往常一样热闹非凡。酒吧面貌依旧，推开玻璃门，那些挂满牵牛花的秋千还在，那个满面春风留这小胡子的调酒师也在，还有那笑容满面的吧台小姐依然春意盎然。想起和杨晨相识在这里的那段恋情，真是秋风萧萧、恍若隔世。
我们一边在喝酒，一边搜寻沈海露的影子。从9点到凌晨2点始终不见沈海露出现过。我对韩律师说：要不要去问问这里的员工。
韩律师摆了摆手说：既然她不愿意露面，找也没有用。
无奈，我们只好扫兴而归。韩律师走的时候告诉我：明天你还过来守着。
一连三天，白桦酒吧的酒喝了不少，可仍然不见沈海露的影子。明天就要开庭了，我像热锅之蚁，干着急却又束手无策。
我打电话给韩律师，问怎么办？韩律师说：算了！
我也不好再问什么，只有向老天祈祷，保佑杨晨平安无事。
第二天的法庭上，我的心情乱糟糟的。一眼看去被告席上的杨晨显得瘦骨嶙峋、苍老衰力，一头凌乱的长发把她的脸遮去了三分之二，她始终低着头。虽然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我敢肯定：此时的她悲痛欲绝、满目沧桑。
韩律师据理力争，对案情的分析、证据的把握从容不迫。他认为：第一，作案时盛装药物的瓶子至今没有找到。第二，作案时间不符，如果按法医鉴定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夜间十二点的话，那么死者喝下药物的时间应该是夜间十一点，可是根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晚十一点死者还在外面。死者所在的物业处有录像显示死者是在当晚的十一点四十五分乘坐电梯回家。第三，在案发当晚，也就是在当晚的十点二十分的时候，死者曾接到一个电话，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查明这个打电话的神秘人是谁？就以上三点可证：如果认为我的当事人就是杀人凶手的话，恐怕不能信服。
法庭的辩论几乎达到白热化的地步。法庭认为：辩论的焦点不是杨晨有没有杀人，而是杨晨的罪刑轻重、该不该减刑。这让韩律师难免有些尴尬。
杨晨始终说自己不是凶手，没有杀人，却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法庭再次进入紧张状态。
正在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女人。她走到观众席的最前面说：“法官大人，人是我杀的，我是来自首的！”
众人一片惊嘘！全场观众震惊了！
第四十四章
来人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沈海露。
只听法官大声问：“你是什么人？”
沈海露走到杨晨的旁边说：“杨晨，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然后她又抬起头，正视着法官大声说：“我是沈海露，是被告人的母亲。”
法庭一片哗然。
“肃静！肃静！”法官不停地警告着。
杨晨抬起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沈海露。
沈海露镇定了一下神情，说：“是我杀了石海星。案发当天中午，我趁人多混乱的时候，偷偷地把死者的止疼药换成了安眠药。安眠药并不能至于他死地，但是他可以缓解强化麻醉剂的刺激性qi書網*奇书，于是我在当天晚上10点20分的时候，给死者打了个电话，约他到了‘巴克斯’咖啡馆，趁他去厕所的时候我把强化麻醉剂放进了他的杯子。”
“你为什么要杀他？”法官问。
“为什么？”沈海露冷笑了一下说：“石海星是个恶魔，他害死的人太多。”
“请注意你的用词，不能凭空说话，这是法庭！”法官说。
“对不起，法官大人。”沈海露用手拢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24年前，我和会东县通安村的杨树忠结了婚，杨树忠虽然有点破脚但为人憨厚、忠诚正直，日子虽然穷了点，但也很和睦，没有想法没有欲望，日子平淡而充实。第二年的春天，我们有了女儿，我的女儿是早上8点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阳光明媚，所以我们给女儿取名为：杨晨，倒过来读就是晨阳——早晨的太阳。
女儿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我爱我的家、我的丈夫，更爱我的女儿。那时村里人都喜欢去外地做工，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热衷于外出。在我女儿三岁那年，我们一家三口去了昌里市，然而现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到了昌里市，我们住的地方都没有，忙活了两天，我们终于有了家——在工地上的一个墙角里搭起一个棚子，顶部用石棉瓦压了一下，还有两面是也是用石棉瓦遮挡着，这还是通过老乡的关系才能有这样的待遇，而且还住不长。在我清楚的记得，刚搬进去的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女儿吓的哇哇大哭，天上的雨竖着流，我们床下的雨横着流，整个房间没有一处可以下脚的地方。我和丈夫搂着我们的女儿一直坐到天亮。
天亮后，我们就出去找活做。一个星期下来毫无收获。最后，我们在老乡的帮助下，在昌里市摆起了地摊、做起了小本生意。虽然赚不了什么钱，至少可以糊口。半年过后我们就搬出了工地，在摆地摊附近的居民区租了一间房子。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像样的‘家’，那时候，由于我丈夫的腿脚不方便，进货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无论多晚回来照样做饭洗衣，喂孩子。我丈夫负责看摊位。日子紧巴巴地过着，倒也充实，总算有个事儿做、有个奔头了。
在我进货期间，我认识了一个人——石海星，他是做货运生意的，自己有个面包车，专门为人送货。当他见我老是一个人来进货的时候，就给我套近乎，起初我很反感，不过他也挺热情，经常帮我拉货而且从不收钱，我坚持给他钱时，他说：你也挺不容易，等你日子好过点了一次性给我。我感激他，慢慢的和他熟悉起来。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跟我吧，我让你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花。我立刻拒绝，并警告他以后不许这样，我是有家庭的人了。
然而，老天爷并不眷顾我们这些善良的穷人。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去进货了，女儿让丈夫照管着。就在我走后的20分钟，丈夫在一边刷碗，女儿一个人在玩，一不小心弄翻了煤火炉上滚烫的开水，只听到‘哇’的一声惨叫女儿就昏了过去。
当我跑去医院的时候，女儿已经苏醒。不幸中的万幸，女儿的脸部没有烫伤，在她的右臂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也就是因为这个伤疤，才让我清楚地认出了我的女儿。
为了给女儿看病，我们倾其所有，变卖了所有那些根本不值钱的家当。等女儿好了以后，我们身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这时我想起了石海星，想向他借点钱，重新把地摊摆起来。那天我去了他那里，为了钱那晚我留了下来。我是一个贪图虚荣的女人，我害怕贫穷，对贫穷永远有着恐惧感。
第二天回来，女儿饿的哭个不停，丈夫黑着脸一言不发。我内心愧疚，就对丈夫说：我去进些货来，咱们把地摊重新摆起来。他仍然不说话，用愤怒的眼神直直地看着我。我害怕了，他能感觉出我做了些什么。我偷偷地在床头放下500元钱，就去了石海星那里，从此在也没有回去过。
跟着石海星日子过的很富裕，我不知道他从那里弄来那么多的钱，但是我敢肯定：他的货运生意绝对挣不来那么多的钱。2年以后，他在昌里市买了房子，还经营了一家酒吧。虽然我物资上过的很满足，但我时常想念我的女儿，我多次请求石海星让我见一下我的女儿，都被他无理拒绝。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石海星原来是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他的经济来源基本上全是靠贩毒得来的。那时候我已经怀孕了，我劝告他为了孩子不要再干这种犯罪的事情了，刚开始他很讨厌我的劝告。最后，在我的多次劝说下，他答应了。于是我们来到了北京。他用贩毒挣来的钱买了房子，怕我在家无聊又帮我开了家酒吧！在北京期间，石海星经常以照顾那边的生意为由回昌里市，我也知道他在骗我，但是我阻拦不了他。我经常一个人出去喝酒，有一个下雨的晚上，道路很滑，我喝多了酒在路上摔了跤，我感到浑身一阵的疼痛，到了医院，医生说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了，而且，从此不能再生孩子了，我放声大哭。两天后，石海星从昌里市赶回来，安慰我一通。
从那以后，他对我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经常彻夜不归，有时候一个月找不到他的人影。他的身边有很多女孩子，那是我干涉不了的事情，既然我改变不了他，那么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从此我不再干涉他的自由，只要我缺钱的时候他能给我就行。我们的夫妻生活名存实亡。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结婚，我也不能结婚，因为我从家走的时候，也根本没有和杨晨的爸爸办理离婚手续，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跟着石海星过，名义上我们是夫妻，其实我们的夫妻关系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
20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家、我的女儿，我曾经想过回去，但是我无脸回去，也没有勇气见他们。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在女儿最需要妈妈的时候我却离开了他们，是谁也不会原谅我的。在我离开他们5年后，我试着往家里写过信，都是遥无信息。
2000年的冬天，我还拖人去一趟我们村里打听一下我丈夫和女儿的消息，最后等来的却是‘查无此人’。从那时起，我彻底绝望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也失散了，或许在今生再无缘和他们相见了。这是我的罪过，我尽量不去想过去的事情，因为每次想起就像在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相信就是到了地狱，上帝也不会饶恕我的罪孽。
然而，老天爷不和人一般见识。在2004年的9月，我的酒吧店长告诉我说招来了一个叫杨晨的唱歌女孩，我认为天下同名的人很多，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晚上，我走的比较晚，10点钟后，几个唱歌的女孩子赶到我们场子轮流卖唱，其中有一个女孩子的歌声很甜美，我不由从办公室走出来看了一眼，就这一眼我就认定她就是我的女儿——杨晨，她长的太像她的爸爸了。我慌忙叫来店长，店长告诉我说这个唱歌的女孩子叫杨晨，是四川来的。我为了不出差错，告诉店长说：等一下你把她叫到我的办公室来。
一曲结束，杨晨来到了我的办公室。看着眼前亭亭玉立的女儿，我的心里既高兴又害怕。高兴老天有眼，20年后又让我和女儿重逢，害怕的是杨晨不认我这个妈妈。当晚，我详细地问了杨晨的家庭情况，她告诉我她是个孤儿，爸爸几年前去世了。当我问起她的妈妈时，她说：她没有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恨的就是她的妈妈。她还说：她也永远不能原谅她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