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日至五日，出席党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和通过了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的提名。
四月十五日，出席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四月十七日，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和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会。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四月二十一日，在学习会上作《关于善于观察形势问题》的报告。
五月八日，在学习会上谈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五月十一日，又一次作学习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以及理论的发展形势问题。报告开始，他见有人录音，立即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有三怕：怕录音。怕笔记、怕记口号概念”，因为“任何报告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的一种说法或发言，离开那时的情况，（就）不一定对。我今天讲的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用”。
五月十六日，又作理论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六月初，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他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大发雷霆，指令“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
六月中旬，去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预备会。
六月二日至十六日，出席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康生对自己到处鼓吹“胡搞胡闹”、“讲胡话”的错误不但不作任何检查，反而从“理论”上批起讲老实话的彭德怀同志来。
八月二十四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召集的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
九月，撤回他在五六年九月提出的关于“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提议，说：“再开就被动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到处搜罗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象。
十月五日，向毕业归国的留苏学生作报告，介绍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说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仍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的，不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
十月中下旬，搜罗到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抚顺党校的谈话，硬说这个讲话和谈话是“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责令中宣部、高级党校要对杨的这些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十一月十五日，参加陈伯达召集的编写哲学经济学教科书会议。
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了了解上海昆曲和京戏跃进情况和六〇年打算，在上海召集了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部分干部和演员进行座谈。座谈中，一再强调“先要挖掘老戏”。
十一月二十六日，出席中央文教书记会议，并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张闻天同志所提出的正确意见（指党在五八年违背了客观规律，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理论上世界观上”进行。了批判。他说：张闻天同志“往往拿伪装的唯物论来反对我们 回反映了客观的主观能动性”。
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全面系统地讲“发展”。主要内容有；（1）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2）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3）讲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向”载入七大党章，八大党章之所以没有写上，那是“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了“。（4）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5）说回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象陈独秀、王明、彭德怀那
样，是“公开的反对”；一是以“尊重马克思”、“不能超过马克思”、“一看就散等为借口，隐蔽地反对。（6）理论工作必须结合”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7）说许多老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过去是功臣，今天是祸首“。
十二月×日，出席中央召集的杭州会议。会上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组织广大的理论工作队伍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六十二岁
一月四日，听取中央党校关于组织批判杨献珍同志情况的汇报。其间插话说：“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最后标准是对。的，但不要传出去。”
二月，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四月二十三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发动群众编写教科书之事。
四月二十四日，在哲学教科书初稿讨论会上发表讲话：（l）“中央书记处决定半年写出书来，我们减为三个月，现在各地都已交出来了”，这“证明理论工作也可以多快好省，也可以走群众路线”。“用集体讨论代替集体审查”，“这是个尖端”。（2 ）书中缺点是少不了的，但“写出来就好”，“各
省的积极性必须发扬和保护“。（3）”要求六〇年内起码三易三改，到十二月三十日拿出第三稿。“
四月二十七日，出席社会科学会议并讲话。他说，当前在理论科学研究工作上出现“各省领导重视”，“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依靠群众编书”的“新形势”。在这种“新形势”下，科学研究部门的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参加编写教科书的工作”。讲话中，要大家破除对外国人的迷信，说现在工人农民写的诗超过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千万倍。还要大家对鲁迅“也不要太迷信了”，说“《阿Q正传》很好，但是共产党员写《阿Q正传》还是要检讨的”。
六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月，中国京剧院将准备出国演出的《三岔口》、《虹桥赠珠》，作了较大改革，康生得知后大为恼火，指责说：“‘二马’（指中国京剧院的马少波、马彦祥二同志）是粗暴的代表。”
十一月上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员，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
十一月中旬，由莫斯科归来。他借根“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花田八错》。
一九六一年六十三岁
一月二日，视察福州第一中学。此时，康生已经放弃了劳动就是文化革命的提法，开始主张少劳动多读书。他说：“学校是读书的，不读书是不行的”，“要把基础知识搞好，要在巩固的基础上提高”。当福建省教育厅汇报说，福建各中学的劳动一般是四十五小时，康生说：“恐怕多了一些”，“过多的劳动，身体会受损失的。”
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出席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一月中下旬，康生一行到云南省视察。其间，点演了许多旧戏。他见有人吃惊，立即指责说：你们把《红楼梦》吹得蛮好，却不准演这些戏，真是怪！
二月，康生一行到四川视察了二十天。此间，天天点演旧川剧。
二月至三月，去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批评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规律，不甚了了。此间，康生又为会议点演了许多旧戏。
三月二十二日，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即紫光阁讲话）。
该讲话打着贯彻“双百”方针的幌子，极力鼓吹演旧戏。说，一定“把剧
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
四月二日，在中央党校召集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六月十四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报告，检查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理论工作、文艺发展等规律，“不甚了了”。说自己的主要偏向是“强调政治，轻视业务，空谈红，轻视专，空谈政治，轻视读书”，“片面强调劳动，忽视学习”。在教改上，说自己“有时甚至变成脱离科学的瞎指挥”，这样就使教育“超过现在的需要、可能和现实的经济基础，使教育工作受到损失”。他还说：“这几年大办高等学校，大办中学，大办小学，大办业余文化学校、大办文化，我都有份”。“我经常宣传高等学校的学生二年要达到一百万”，“这就使大学发展很大”，“造成很多困难”。“由于我宣扬了河南红领巾工厂，结果使劳动脱离了教育。”
九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十月十六日，调北昆剧院为即将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演出《李慧娘》。演出后，特约剧院领导、导演、编剧、作曲、主要演员到他住处（钓鱼台内）吃饭。吃饭中，康一再赞扬《李慧娘》“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八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
十月十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苏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月，自荐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九六二年六十四岁
一月，到广州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二月，有人告小说《刘志丹》的状。康如获至宝，还未看书稿就说：“我一听小说的名字就知道是为高岗翻案的”。他立即下令将《刘志丹》印九百册供批判用。
三月，陪江青在上海看戏。此间，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已经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
五月四日，给北京人艺导演梅阡、孙敬雨写信，谈他对《桃花扇》剧本的修改意见。指示梅、孙二同志要“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
七月中旬，对《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欧阳予倩改写的活剧《桃花扇》的文章中所流露的否定情绪表示不满，说这个“情绪不好，应当批评。”
八月六日，去北戴河参加为准备八届十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此间，他捎回信给孟超同志说：“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多写点别的东西。”
八月底，他捎纸条给孟超同志说：“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
戏了“。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会议期间，康对习仲勋同志搞突然袭击。他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爱人李建彤同志，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习仲勋同志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此次会议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此为转机，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九月底，强令《红旗飘飘》丛刊停止编辑。已经印好的三十万册第十七集也让销毁。文章的作者，刊物的编辑也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十月，组成以康生为首的《刘志丹》专案组。专案组一成立，立即对李建彤同志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逐一加以迫害。
十一月，在钓鱼台主持写反修文章。
一九六三年六十五岁
春，提出当代世界主要矛盾是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的论点。
五月至六月，去武汉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讨论。其间，康又一次提出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的论点，当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说：“这是赫鲁晓夫的论点”。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向中央文教小组所属的“理论小组”讲《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产生的经过及其含义。不料，康的这一讲话传到辽宁。辽宁的同志将其整理打印出来。康见了打印稿后大发雷霆，说“理论界有个李万铭（骗子），说我有个讲话，我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讲话”。
并为此大整“理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甫同志。
七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中苏双边谈判。九月三日，陪同艾地同志去中央党校，并作报告。
×月，为潘天寿先生的个人画展题词：“艺苑班头，画坛师首。”
一九六四年 六十六岁在钓鱼台继续主持写反修文章。
年初，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欧阳予倩改编的本子拍摄的电影《桃花扇》之后说：“电影《桃花扇》是为投降变节开脱的，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康还说：“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
后来，果然把北昆剧院给解散了。
五月二十日左右，收到《光明日报》呈送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清样。康生看后，武断地认为艾、林两同志是杨献珍同志的“代言人”，立即找“反修哲学写作小组”重要成员关锋研究对策。经研究决定：（一）让“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一篇反击艾、林的文章，（二）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的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
与此同时，暗示中央党校要揪“合二而一”论的所谓后台。五月二十八日，为施展“钓大鱼”的阴谋诡计，康生指示《光明日报》第二天公开发表艾、林两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党校请示康可否对《光明日报》发表艾、林的文章表态？康回答说：“经过讨论，自然会有结论，党校不必急于表态”。并指令中央党校查一查杨献珍的讲稿讲没讲“合二而一”。
同日，康生收到《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的清样。康生看后对作者说：文中提出的一个公式，“如无把握可以去掉。人家抓住辫子反而麻烦”。
六月初，在康生的催促下，中央党校找到了杨献珍同志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新疆班讲课的讲稿。其中讲到“合二而一”问题。
六月四日，指示《光明日报》赶快发表《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
六月五日，出席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席间，他将当日
《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