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同情。只有《新闻报》，是站在清廷的立场。
案子一直拖到次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为这件事最后又开了一次庭，由上海县知事汪懋琨、谳员黄煊英、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会同审问。当场，判决了“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
邹容在监狱里得了病，在乙巳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29日）去世。
章炳麟在监狱里始则绝食七天，未死；继则与狱卒冲突，被打，也没有死；终于以顺处逆，安之若素，先后被指定当裁缝，当厨子，以代劳役，颇能抽出时间教邹容佛学，写稿子在外边的报纸上发表。他在丙午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受刑期满，恢复自由，被蔡元培、叶瀚等十几人接了出来。当天晚上，乘船去了日本。船票，是同盟会特地叫同志龚炼百与时功玖买了送给他的。
他到了日本，留日学生在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开了一个盛大的会欢迎他。到会的有两千人左右。白浪滔天（宫崎寅藏）也在场，于章炳麟致词之后发表演讲。
《苏报》案到了此时，可谓完全结束。《苏报》本身，在案发以后不久，于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被封。陈范带了两个女儿（撷芬、信芳）和姨太太（缳芬）在日本住了一些时，姨太太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与梁慕光所创立的洪门三点会分会。陈范本人又去香港，在甲辰年（1904年）回到上海，被捕，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湖南醴陵，依该县县知事、他的朋友汪文溥为生。武昌起义以后，他叫汪文溥催促湖南革命当局出兵，帮助在汉阳的革命军。其后，他在上海当《太平洋报》主笔，又在北京办《民主报》。最后，在1913年1月，病故于上海。
《苏报》案虽则是上海一个报社的案子，虽则是死难的仅有邹容一人，影响之大，等于一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威严，被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从此代替了维新、保皇、立宪，而成为主流。过去，很多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一个人或极少数附和他的人，一种超时代，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并且还有些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以及“目不识丁”的若干会党或土匪的“作乱”。连吴敬恒本人，都曾经怀疑孙中山“是否像叭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自从《苏报》案发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读了邹容、章炳麟的文章，对革命与革命党的了解大为进步。他们心中开始在想：“像邹容、章炳麟这样的人也主张革命，作了革命党，可见革命是对的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思想战（一）
在孙中山遗留下的墨宝之中，有一封1906年10月16日写给新加坡的同志张永福的信。信中说，“海外各地，日来（革命运动）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孙中山在此以前，于甲辰年（1904年）阴历二三月间，便已在旧金山把《革命军》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这一万一千册是交给当地的中西日报社排印的，印费约合五百元，中西日报社没有收，作为捐赠。邮寄各地的邮费，由致公堂担负，也作为捐赠。
孙中山对于《革命军》的重视，从热心加以重印的事实上，可见一斑。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的“有志竟成”一章里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孙中山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便已注重思想方面的战斗。他在横滨与东京，致力启发留日学生，差不多天天都接见他们，而奔走联络于其间的是冯自由。冯自由在乙未年（1895年）便已随着父亲镜如加入了横滨兴中会。那时候他的年龄才有十四岁，是当时二十几个同志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也差不多是这二十几个同志之中唯一的学生。其后，他进了横滨大同学校，和郑贯一、冯斯栾等人同学；又在己亥年（1899年）进了粱启超在东京所设的“高等大同学校”，与秦力山、唐才常的弟弟才质、林圭、蔡艮寅（锷）等人都成了同学，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些同学的朋友：高等大同学校以外的留日学生，例如戢翼晕（元丞）、沈云翔、黎科、吴禄贞等人，而影响了他们。至于王宠惠与李自重，由于均是广东人，冯自由的同乡，冯自由和他们更特别亲密。
冯自由常常带了郑贯一、冯斯栾、李自重、王宠惠这四人，从东京到横滨，拜访孙中山于前田桥的寓所。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黎炳垣、温炳臣、陈和，对他们十分欢迎。不久，便产生了辛丑年（1901年）春天的“广东独立协会”。这协会的发起人，正是冯自由与郑、冯、李、王，加上一个梁仲猷。所谓“广东独立”，并不是要把广东从中国分出来，另成一个国家，而是针对当时清廷即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的谣传，不甘作亡省之奴的广东留日学生为了先发制人，而勇敢地提出来的一种抗议：宁可脱离清廷而独立，不愿视桑梓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比“广东独立协会”更早，可算是留日学生最早的一个组织是“励志会”，成立于庚子年（1900年）。它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只是感情上的结合。它的主干人物是戢翼晕与沈云翔。沈云翔是浙江乌程人，曾经在武昌自强学堂读书，在己亥年被张之洞选为官费留学生，派来日本。他不仅拜见了孙中山，而且也引了湖南留学生秦力山、林圭、李炳寰、蔡锷、田邦睿、蔡钟浩，湖北留学生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广东留学生黎科，福建留学生郑葆丞，直隶（河北）留学生蔡丞煜，安徽留学生程家柽，等等，先后来见孙中山，聆听革命的理论。结果，这些人都多多少少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细说民国创立》二一、康粱（二）
事实上，梁启超在当时也是一个激烈的排满论者。他在丁酉年（1897年）秋冬两季办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已经在对学生札记的批语中露出对清廷反抗的态度：例如：“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戊戌政变以后，他与康有为先后被孙中山的好友平山周与宫崎寅藏接来日本。平山、宫崎与犬养毅，都希望康、梁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而且亲自访问了康一次，康竞托辞不见。梁的态度比康好。犬养邀约了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会面，梁来了，而康不曾来。
康在己亥年（1899年）二月，被日本政府“礼遣”出境，去加拿大。粱留在日本，继续主编从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创刊的《清议报》。这是一种旬刊，宗旨为“维持支那的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它曾经连载了谭嗣同的《仁学》与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记》的汉译，其中颇有反对清廷的论调。这些论调，被康有为看见，叫梁删改重印。）康离开日本以后，粱和孙中山与陈少白、杨衢云来往日密。在言论上也就更加倾向于革命的主张。
他的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圭、蔡锷、黄忠浩等十一个人，从湖南结伴来到日本找他，和他住在一起（小石川久坚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他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
康有为不愿意他们如此。
康有为于己亥年六月，在加拿大创设了保皇会。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梁启超于同年七月，在东京创设“高等大同学校”。同月，开始发表他的《饮冰室主人自由书》，发挥民权与自由的学说。
在横滨担任“大同学校”校长的徐勤，一向是反对孙中山，反对革命的，便暗中联络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联合写信给康，告梁一状，说“卓如（梁启超的号）渐入‘行者’圈套。”事实上，梁确已同意革命、维新两派人士合并为一新的团体，由孙中山担任会长，梁担任副会长。
康接到徐、麦二人的信，就派了叶觉励带旅费来日本，逼着梁取道檀香山，前往美国。梁因师命难违，便只得束装就道，于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达檀香山。启程以前，他向孙中山辞行，孙中山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介绍他见孙德彰与檀香山兴中会的若干老友。
檀香山兴中会的人。对粱热烈招待。孙德彰而且叫儿子孙昌与侄儿孙科拜梁为师。
可惜的是，梁一离开日本，便离开了孙中山的影响。檀香山的有些同志，在学问上不足以说服梁，反而被梁说服。康对梁不肯放松，命令梁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分会，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为军事活动的饷源。梁于是就用了“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作为口号，又加入了该地三合会，受推为领袖，使得多数的檀香山兴中会会员参加他的保皇会分会。钟木贤与张福如当了这分会的副总理。钟水养当了协理。（梁自己是分会的总理。）
这时候，孙中山本人还不曾加入三台会。
檀香山是孙中山的最早的一个创立革命团体的地方，竟然被梁用了如此的手法偷占为保皇会的一大堡垒。这是梁很对不起孙中山的行为。
粱替康募捐，也募得了不少。截至庚子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为止，他汇给澳门保皇会总部一万四千，汇给日本保皇会分会一万六千，交给了一个西人赫钦两万（托此人游说美国朝野），加起来，已经是五万了。其后，可能又捐到了四五万元。
梁在庚子年二月二十九日，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劝孙中山接受“勤王”的主张，于事成以后选光绪皇帝当总统：“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
梁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去成美国，七月间，从檀香山回国，到了上海，住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旅店丰阳馆。第二天，就碰着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的事。他在上海住了十天，一筹莫展，转赴香港。在香港，他拜访了陈少白一次。然后，他又去槟榔屿，拜见老师康有为，被康有为痛斥了一阵，斥他在横滨与孙中山周旋，“叛师叛党”；斥他在檀香山和一位小姐（何蕙珍）谈恋爱，以致丧失侨胞信仰，募款失败，影响了自立军的军需。
梁满腔委屈，在八月间离开槟榔屿，远游澳洲。次年（辛丑年）四月，由澳洲回到日本，重新主持《清议报》的笔政。年底，《清议报》因报社失火而停版，梁就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另办《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学术意味较浓，比《清议报》更受人欢迎。粱在该报的“章程”上，说明新民两字取自《大学），“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又说，“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不偏于一党派，……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在政治立场上，他开始时仍旧是一个渐进主义的君主立宪论者，不敢与康分道扬镳。然而，在学术方面，他在正月间便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反对康的“孔教”，“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之中，追叙这件事：“启超自三十（壬寅年）以后，已绝口不谈“曲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康、梁学派进分。”）
这一年夏天以后，梁在《新民丛报》上的态度，渐渐趋向于革命、反清。康有为写信骂他，他忍到了十月，就给康回了一封信，痛痛快快地“详陈”己见。
梁在信上很不客气地对康说：“大同之说（指《大同书》），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这两句话，已经很够叫康发火。梁又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末了，论及革命，梁以为无论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迟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点实行革命好。“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
梁而且进一步向康抗辩，说弟子之中好谈革命反清的不只他一人。“徐（勤）、欧（榘甲）在（旧金山）文兴（报）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滥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丛）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韩文举），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丛）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徐勤），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即以党人之意论之……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
同月，他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在其中登载了一篇《新中国未来记》，预言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将有“大中华民主国”的“开国五十年纪念”。这个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姓罗名在田（暗指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第二任大总统姓黄，名克强（与革命元勋黄兴的号相巧合，当时他还不认识黄兴，这黄克强三字，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