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三位，福建十九位，加起来，已有二十二位。碑上其余的五十位，是三位安徽人：怀远县的程良、宋玉琳、寿州（毒县）的石德宽；六位广西人：平南县的林盛初、韦树模、韦荣初、韦统铃、韦统淮与罗城县的李德山；四十一位广东人。
在四十一位就义的广东同志之中，花县的最多，有十八位之多，而且除了曾日全与江继复二人以外，都姓徐：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应安、徐熠成、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 。
其次是南海，有七位：游寿、周华、陈春、杜凤书、余东雄、罗坤、黄鹤鸣。
再其次，是开平与梅县，各有两位：开平的劳培、李雁南；梅县的饶辅廷与周增。
其余的，一人属于一县，共有十二位：肇庆的李炳辉、东安的李晚、增城的郭继梅、清远的李文楷、吴川的庞雄、大埔的陈文褒、东莞的李文甫、番禹的马侣、海丰的陈潮、惠州的罗仲霍、蕉岭的林修明、兴宁的张学龄。
在碎上列有姓名的七十二烈士以外，尚有若干烈士，他们的姓名被遗漏了。原因是，截至民国十二年九月胡汉民写碑文之时，这几位被漏列的烈士，姓名事迹尚未被胡汉民及邹鲁等查证清楚。其中，有五位其姓名已见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在双门底阵亡的华金元、阮德三，负伤而被俘牺牲的徐国泰，在澳头因运械被捕的陈甫仁及同案株连的严确廷。
在碑上的七十二烈士之中，有三人显然不曾于四月初四日葬在黄花岗：一是四月初五六左右才被捕的陈春，二是四月初八才就义的饶辅廷，三是回到家中才因伤重而去世的徐容九。
七十二烈士的名称，是专指潘达微同志经手葬在黄花岗的烈士的数目而言。潘达微于此役刚刚结束，清吏仍在多方搜捕革命党人之时，不避危险，挺身而出，向几个善堂一再接洽，要求他们准他自己筹款买地买棺，感动了这些善堂的董事。董事们划出“红花岗”的一片好坟地，不收他的钱，也买了比较好的棺材，交给他。他自己并不是有钱的人，用借来的几十元送给工人，把各位烈士身上的锁铐枷镣一一打开，也监督了这些工人。
将棺材深深地埋葬。坟地是微斜的山坡，潘达微把烈士的棺材分成四排埋葬。他认为“红花岗”三个字不足以显出诸烈士的悲壮志节，改称它为“黄花岗”。从此，中国的史书与地图上有了这“黄花岗”三字。
就义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姓名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笔者于上文之中已提起了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姓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不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为陈春、饶辅廷、徐容九。
陈春、饶辅廷、徐容九，虽不曾葬在黄花岗，其为烈士正与葬在黄花岗的七十二位相同。
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仅就随同黄兴从小东营出发的而论，已有七十余人；没有从小东营出发，而就近直接从各处机关出来参加的也有若干。事后，生还的寥寥可数。可见就义的决不止七十二或七十五之数。
例如韦云卿，在供词之中自称是广西南宁人，年三十八岁，在安南入党，约了十几位同志于三月初十日启程，二十七日到香港，在二十九日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最后守状元桥（高阳里口）的（源盛）米店。
与韦云卿同样，从安南回来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力竭被俘而慷慨就义的，尚有罗进、罗联、罗遇申、陈才、陈福，一共五位。从新加坡回来而就义的华侨，也有一位：罗干。
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胡汉民在黄花岗立了一块“第二碑”，把韦云卿等六位从安南回来的烈士，连同罗干与笔者上文所述的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再加上一位在佛山之南乐从镇起义阵亡的张潮——一共十三位，都刻了姓名、籍贯于这第二碑之上。
然而，在第二碑刻好与立好以后，大家又发现了一位烈士的姓名：李祖恩。李是广东翁源人，于进攻总督衙门以后，在龙川口被俘就义。于是邹鲁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加立一碑，碑的正面刻一篇文章：《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阴刻上八十六位烈士（包括李祖恩）的姓名、别号、籍贯、年岁、职业、如何就义、地点、日期。
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转录了睦云章先生的说法，除了上述的八十六位烈士以外，增列出三十八位。这三十八位是：
（一）郭大旺，福建连江。阵亡。佐证：郑烈《林文将军传》。
（二）郭某某，福建连江。阵亡。佐证：同上。附注：郑烈想不起这位的名字。
（三）郭增兴，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黄、胡报告书，郑烈《林文将军传》。附注：“审查会”以为“须一询闽中旧同志与于是役者”，而郑烈正是与于是役之闽中旧同志。
（四）郭炎利，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五）郭天才，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六）郭钿官，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七）陈汝环，四川广安。被俘就义。佐证：饶国梁供词、谭人凤“烈士名册”及当时报纸。附注：“审查会”以为“须另多询当时与事之人”。
（八）梁纬，广东南海。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梁被捕时照片、当时报纸。
（九）叶树棠，江苏六合。佐证：赵声之弟赵光写给中央党史会的信。
（十）李庆孙，广东南海。被俘就义。佐证：本人供词。附注：“审查会”以为供词中“李生”二字系李文甫假托。其实李庆孙这时候年纪仅有十八岁，所以被称为李生。他自己说姓李名庆孙，系李庆春之孙。他是南海县的河南区人，而李文甫是东莞人，年纪也比他大得多。
（十一）陈大发，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
（十二）陈孝文，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陈老文。
（十三）翁长祥，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翁天祥。
（十四）王文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五）林民增，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林茂增。
（十六）曾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七）刘文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八）虞金泉，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胡报告书作“虞全鼎”。
（十九）周团生，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吴顺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一）吴炎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二）吴七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附注：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作“林七妹”。
（二十三）黎开，广东。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黄花丛录》。
（二十四）王英。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
（二十五）陈志。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当时报纸。
（二十六）李海书，湖南宜章。佐证：同上。
（二十七）赵耀珊，江苏。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谭人凤“烈士名册”。
（二十八）何天华，广东。
（二十九）窦鸿书。佐证：黄兴在“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讲词。
（三十）李君荣。佐证：同上。
（三十一）李全，广东南海。佐证：《黄花丛录》。附注：攻总督衙门中弹，回家自杀。
（三十二）朱荃，广东茂名。佐证：同上。附注：攻军械所后被捕，自沉于白鹅潭。
（三十三）赵宗贤。被俘牺牲。佐证：当时出版的《南风报》。附注：《南风报》说他是在师范学堂前牺牲的。
（三十四）黄森。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五）黄顺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六）廖六。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七）李祺远。被俘就义。佐证洞上。附注：同上。
（三十八）陈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
总结起来，牺牲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的烈士，共有一百零四位，或是更多。（胡国梁在《辛亥广州起义别记》里面说，还有一个姓于的，原在香港统筹部管煮茶饭，来了广州，临时参加，“后来也就殉难了”。）
生还的人，除了黄兴、何克夫、朱执信、莫纪彭、徐维扬、郑坤、李应生（沛基），郑烈、熊克武、但懋辛、刘梅卿、黄轶欧、胡国梁、柳聘农，我们所已知的十几位以外，其余的人便不太容易查考了。为了崇德报功，我们实在也应该努力于这一项查考的工作。我曾在白云山沙河镇遇到一位，当时记下了他的姓名、籍贯、经历在一本小簿子上。可惜，这一本小簿子，已在变乱之中失去。
《细说民国创立》四八、四川保路风潮
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四川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保路风潮。
引起这个风潮的，是清廷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这政策的制定人，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藉口全国铁路的干线必须由政府官办，只有支线才能让老百姓自己筹款兴筑，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怂恿摄政王载沣，以粤汉铁路北段（从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汉铁路广水、宜昌段与宜昌夔州府段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换取六百万镑的借款。公，可以苟延清廷典当度日的残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怀未尝不知道，这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早已在光绪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间由清廷准许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筑，官督商办。单就四川一省而论，老百姓所缴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万两以上。
摄政王依照他的奏章。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颁了一道上谕，说“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着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次谕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与邮传部才定出了所谓“收回”的办法：（一）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所缴的股金，十足发还。（二）广东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缴的股金，只发六成。（三）四川人民所缴的股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已经在宜昌被用作川汉铁路工钱与材料钱的，换给“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
如此的办法，对于业已激动的四川人心，等于是火上加油。在成都的川汉铁路股东已经约集了各团体代表，于五月初一日在川汉铁路公司开会，议决由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衔，向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递上一件呈文，请王人文代奏清廷，说：“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应即合恳督部堂据情电奏，请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并应速恳督部堂迅子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
参加此次大会的，有四川咨议局的代表在内。王人文不便替股东大会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说是替“四川咨议局代奏”。结果，遭到清廷申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钉子以后，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铁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于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的第二天，奏请清廷治盛宣怀以欺君误国之罪。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经过，见于王人文在这一件奏折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二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
“三余书社主人”在他的《四川血》一书之中，叙述得较为详细：“路公司以川路收回国有，事机危迫……因于五月二十一日招集在省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者数千人，皆以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此次铁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实则拱（手）奉（人）。况因此借债，路权、政权两受干涉。埃及覆辙，危机在即。佥谓吾辈今日之集会，实亡国民之集会也。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人之生。会时人人号恸，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
这一次开大会的地方，是杨遇春的宫保府。四川铁路公司本就设在这宫保府。先由邓孝可报告了盛宣怀所签的借款合同。合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签的，共有二十五款。借款金额是六百万镑，按九五折实付，实际上借了五百七十万镑，而还本付利按照六百万镑计算。利率是年利五厘，每半年付利一次。开工前后，由四国银行团先在借款内垫出六十万镑，作为备用款，年息六厘。分期还本，从满了十年以后开始。未满十年，中国政府即使有钱，也不许还本（企图省掉利息）。十年以后，未满十七年，中国政府可以随时自备款项，还清本利，但利息须照债票票面加付百分之二点五（也就是多付半年利息）。满了十七年，中国才能够随时自由还清本利。
作为此次借款的抵押品的，是（甲）湖北厘金，每年约关平二百万两；（乙）湖北盐税每年附加江防经费与新加二文捐，每年约七十万两；（丙）湖北赈籴捐，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丁）湖南厘金每年约二百万两；（戊）湖南盐道库正厘，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以上，总计约五百二十万两。这几种税收。倘若中国政府不按期交付此次借款的本息，便必须连同“他项合宜之内地捐”，“即行交与海关管理”。
借款的另一条件，是筑路的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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