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的另一条件，是筑路的总工程师，武昌宜章段必须用英国人，广水、宜昌段必须用德国人，宜昌、夔州段必须用美国人。
筑路的器材，除铁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都必须由英、法、德、美的人优先供应，都必须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经手，加给佣金百分之五。
这借款合同的种种条件，都带有浓厚的“势力范围”色彩，而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每每是瓜分的前奏。不仅四川的爱国同胞，预感到亡省亡国之痛，湖南、湖北、广东的爱国同胞也是如此。湖南巡抚杨文鼎曾经奏告清廷，说：“湘省自闻铁路于路收归国有，群情汹惧，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恐滋煽动。”湖南省咨议局而且呈请杨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湖北的人民，在表面上虽不如四川、湖南两省之激动，然而其后武昌起义之所以一举成功，却与保路运动很有关系。广东境内的粤汉铁路，原已由清廷给美国的合兴公司建筑，因此而触英国之怒，于是在这一次的借款合同中，清廷不得不答应立刻从六百万镑的借款之中，扣去美金二百二十万二干元，还给合兴公司，外加利息，把美国人的势力，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中排挤出去。广东老百姓，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
邓孝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会所报告的，只能是借款合同的简单内容。不过，合同的全文，当时已传遍成都。在邓孝可报告了以后，提议组织“保路同志会”的是罗纶。罗纶在当时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他的提议被热烈通过。他被举为副会长，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被举为会长。
依照保路同志会简章，该会的宗旨是“拒借洋款，废约保路”。该会的会员，不限于四川本省人。会员每十人公推评议员一人，评议员每五人公推评议长一人。会议分为大会、评议员会、评议长会，皆无一定的会期。会中事务，由会员自由担任，分为四部：总务、演讲、文牍、交涉。各部每星期必须开会一次。
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天，大众于开会以后全体走到布政使衙门，向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请愿，进了衙门，站在大堂门前。王人文亲自出来，对他们讲话，表示同情，答应他们对朝廷力争，说他在任一天，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结果是，他自己出面，参了盛宣怀一本。过了若干天，摄政王叫人通知他：“贵护督具奏折一件，奉旨留中钦此”。所谓“留中”，便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在六月初二日，又上了一道折子，代奏罗纶等二干四百余人联名的呈文。呈文的主要内容，是请求“谕旨敕下内阁，会同各部妥议具奏，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嗣后关于外债事项，请敕下资政院照院章十四条第三款议决施行。其川路公司办理及款项事件，请敕下四川总督，令该公司照钦定股东公司律召集股东会解决，呈请查核施行。至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尤恳严治其罪，以重国典。”
王人文在这篇奏折的末尾，替保路同志会的人士说了很多句的好话：“讲演虽甚痛切，然从无扰乱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论行动，未便辄加干涉，致激他变。”
清廷给王人文的答复是：“铁路国有政策，早经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谕令签押，决无反汗之理。该护督一再禀奏，殊属不合，著仍凛遵迭次谕旨办理。倘或别滋事端，定惟该护督是闻。”
不久，王人文便丢掉了“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奉召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的职衔到京“候讯”。他遵旨离开成都北上，于八月十一日走到西安。被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留住。钱能训把军机处寄来的一道命令交给他看，这命令是叫他留在西安“听候查办”。查办他什么？原来，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在七月初一以后一再扩大，清廷要他负责，治他的罪。（所好，八天以后就有了武昌起义的事；清廷不再将他查办，而仅仅撤去他的侍郎衔，开去川滇边务大臣差使，“交部议处”。部议，将他革职了事。九月初一（10月22日），陕西独立；王人文折回四川，由四川转赴上海，由上海去天津。其后，在天津隐居了几十年，与世无争。）
赵尔丰在闰六月初九日接任四川总督。他是汉军正蓝旗人，历任知县、同知、道员、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永宁道任上，捕杀了一百多名会党的领袖，博得了“赵屠户”绰号；在边务大臣与驻藏大臣任上，屡屡对藏胞作战，厉行改土归流政策。
赵尔丰有办法对付会党与藏胞，却没有办法对付保路同志会的人士。保路同志会不仅在成都有广大的群众，在多数的各府州县也都设了分会。在重庆的领袖，有朱之洪；在自流井的，有曹笃（叔实）；在井研的，有方潮珍；在青神与荣县一带的，有萧参与张颐；在威远与富顺一带的，有刘裕光。这些人，连同成都的蒲殿俊、罗纶、张澜、邓孝可等等，并非都是革命党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的分子。清廷坚持收铁路干路为“国有”，弄得立宪党人情愿与革命党合流，区区赵尔丰怎能挽回这个局面呢？
在保路风潮之中推波助澜，给清廷帮倒忙的，又有端方、瑞瀓。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举人，捐得了员外郎，历官郎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于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时，因“横冲神路”而丢官。宣统三年，他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买得了“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怀讨好，希望挤走赵尔丰，取得四川总督的地位。瑞瀓是满洲正黄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贡生出身，当过笔帖式（录事）、主事、员外郎、道员、接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荐而升为江苏巡抚，最后作了署理湖广总督。此人最怕端方抢他的湖广总督，便竭力怂恿端方挤赵尔丰。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给端方带到四川去。
赵尔丰对于保路同志会，起初也不想采取强硬手段。他替四川铁路公司股东会颜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弹劾盛宣怀的呈文，于闰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给他一个置之不理。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电报，里面说：“此时如纯用压力，反抗必藉此而起。”清廷在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干外县已经从七月初一日开始，相率罢市罢课了。
成都及外县的罢市罢课，可说是端方与盛宣怀引起来的。端方派了一个李稷勋，充任所谓“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这李稷勋不与股东们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现款数百万元交邮传部。股东会要求撤换李稷勋，盛宣怀反而请旨，以“钦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勋的地位。“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在七月初一目到达成都；当天下午，成都便开始罢市、罢课。
罢市罢课的另一导火线，是瑞瀓与端方两人的一篇联名会奏，奏文中有这么几句话：“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询之蜀人，众口佥同。……请饬川督严重对待，以遏乱萌，而靖地方。”赵尔丰把这篇奏文交给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东大会中报告给大家听。“报告甫毕，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跌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会长静众声，轰动会场。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又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于是会场有喊须罢市者，有喊须停课者……”
七月初一日这一天，成都的空气真够紧张。上午，开了股东会大会，蒲殿俊报告了端方与瑞瀓的会奏，引起公愤；中午，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到达成都，立刻，全城便飞满了传单，传单上说：“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邀求收回成命。四川七千万人同白。”差不多同时候，赵尔丰出了一张告示，告示上说：“谕尔商民，莫听浮言。如有误犯，拿办可怜。妥议路事，必须文明。何若妄举，自害安宁。苦言相劝，大众敬听，贸易照常，各谋营生。”下午两点钟，保路同志会举行会员大会，到会的传说有数万人之多，情况的悲壮热烈，更甚于上午的股东大会，公推罗纶与邓孝可到督署见赵尔丰。散会的时候，全城的过半数商店已经关门。赵尔丰向罗、邓二人表示：“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牛不相及。为川督而罢市，自问无对不起川人之事。……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照旧开市。”罗、邓二人说：“我们自当设法向商民劝解。但是，罢市与暴动不同。倘若仅仅罢市而不暴动，川人的秩序仍在，望大帅始终维持。”赵尔丰与罗、邓等人邀集了公司重要股东与若干绅士，在夜间二更时候（十一点钟左右），开会研究维持秩序、防止暴动的办法。王人文此时还不曾离开成都（官职是川滇边务大臣），也到了会场，发表演说。和他一齐来演说的，有署理提法司周善培。“圜而观听者约数千人。”开会的结果，是议决了“由各街公举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与区官接洽。街中有暴动者，街众见之，则一面劝阻，立即报知举出人，与巡警劝阻之。不听，则请区官处理之。巡警见之，亦先报知举出人劝阻之。不听，则处理如法。”
大家于是便用了保路同志会的名义，写了很多张布告，叫市民（一）勿在街市群聚；（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
第二天七月初二，全城人于罢市罢课的状态（除了杂货饮食店以外）。家家门口贴了光绪皇帝的神位，有些是用红纸写的，有些是用红纸印刷的。多数牌位上，所写的是“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旁，各写六个小宇，右边是“庶政公诸舆论”，左边是“川路准归商办”。这两句话，是从光绪一次诏书中摘下来的。（神位上的“光绪”二字，应该写作“大清”才对。但是，倘若没有光绪二字，老百姓很少知道德宗景皇帝是谁。主持保路运动的人，用心良苦。）
有些老百姓，头上顶了一张光绪皇帝神位的纸条子，在街上走。
也有人在重要的街道的中心搭了席棚亭子，里面供了光绪皇帝的神位，弄得大小官员皆不能骑马、乘轿而过，必须步行，绕过亭子的旁边走。
单就成都一城而论，秩序一直很好，没有所谓“暴动”的事，一直到七月十五日（9月7日）的上午为止。赵尔丰却在七月十五日的上午，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
赵尔丰为什么要如此？自从罢市、罢课开始以来，他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廷电陈不能采取强硬手段：“似此本应惩治，然人民皆未滋扰暴动，碍难拿究”（初三日电）；“故此次罢市、罢课，人心坚固，谓国家如俯恤民情，川路暂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院议通过，不敢再有异辞，否则举凡一切赋税杂捐，概不完纳，政府若不转圜，人民亦将坚持以待，官吏保持治安，人民亦不暴动，如用强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对待之云云。……尔丰受事之初，已窥其隐患，故思潜移默运，收拾人心。……惟有仰恳王爷（内阁总理庆亲王）、中堂（内阁协理那桐），密为代奏转圜，拯救危局，倘能准交院议，即可转危为安，若始终坚持，则祸乱不知所届”（初四日电）。“尤恳中堂（那桐）顾念全川，维持大局，倘蒙谕交（资政）院（咨议）局分议，拯救眉急，可事从容布置，不胜感祷。日昨英领来函，议及路事，拟将宜归已用之款，暨现存之款，仍还公司，令川自修川境之路，名为枝路，一以符先朝商办谕旨，一以符干路国有，枝路准民自办之旨，亦不相背，如与公司议妥后，伊即电达驻京各国领袖公使及英使云云。所言是否可行及能否办到。尚不可知”（初七日电）。“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可臆计。”（初十日电）。
赵尔丰为什么突然在七月十五日变更主张，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次要的原因，是清廷有命令给他，叫他“严拿首要”。主要的原因是：清廷在七月初九日命令端方进四川，“按查路事”，又在七月十二日命令端方赶紧起程，“许带兵队”。而且，湖广总督瑞瀓，与端方沆瀣一气，拨了不少兵队给端方。端方的气焰，灼灼逼人，分明是要来四川抢赵尔丰的总督。
至于，在荣县与彭县，先后发生了人民接收稽征局与捣毁稽征局的事，虽则也影响了赵尔丰的决策，其重要性却不如“严拿首要”的圣旨与端方之带兵人川。
荣县人民之接收稽征局，是在七月初四日（领导人是革命同志王天杰）；彭县人民之捣毁稽征局，是在七月初七日。而赵尔丰在初十日致电清廷（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对这两县的事竟然一字不提，仍在说“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可见他并未怎样重视这两县的事。
甚至，他在七月十五日上午柬邀了蒲殿俊等九人，加以扣留之时，可能仍不过是一种做作，藉以敷衍清廷，保全禄位。（事实上，被捕者不止九人；另有三人也被逮捕：彭芬、蒙裁成、阎一士。）
赵尔丰不曾料到，扣留九人的消息一经传出，不到正午，便有几千个老百姓手捧光绪神位，于各街公举的“街正”领导之下，走到总督衙门，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下，替九人求情。他一时仓皇失措，一面自己派人在衙门附近放火，藉便事后栽诬，一面让小人之尤、营务处田徵葵，下令对跪着的老百姓开枪，当场就打死了三十二人，而且又纵容兵士在各街追杀了若干人。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如何收拾得了？
全城的人民动了公愤，宁死也要和他一拼。同盟会同志曹笃“跳走南门，与朱国琛就农事试验场，裁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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