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标代表，除了原有的三十一标江国光，三十二标单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队八标李慕尧以外，加推张喆夫为二十九标代表，张鹏程为三十标代表，马荣为工程第八营代表，余凤齐为二十一协炮工辎三队总代表。
文学社不规定每位社员必须每月介绍二人入社，但是社务的发展，比起群治学杜与振武学社来，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得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伪立宪给了人民以相当的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却在大计方针上处处叫人民失望，引起人民对革命的期待。
二月间，蒋翊武提议，加选副社长一人。结果，王宪章当选。胡瑛仍在监狱里面，不能担任文学社的职务，却对于文学社的事很关心。蒋翊武和詹大悲常去找他，把他奉为精神上的领袖，正如当年湖北军队同盟会和李亚东之问的情形。这时候李亚东久已被禁止见客，对于文学社已经无法过问了。
文学社的发展，可以举在第八镇马队第八标活动的情形为例。社方认为该标尚无同志，便公推章裕昆前往当兵。于是，由陈孝芬介绍章裕昆见八标三营左队队官钱葆青。钱葆青以前在日知会当过会员，虽则久已与革命脱节，却也对章裕昆惺惺相惜，把他收录。（章的革命背景，钱在知与不知之间。）
章裕昆有一个朋友熊楚斌，在陆军小学当学兵。通过熊楚斌的关系，章裕昆便结识了炮队八标的同袍黄维汉、黎瀛洲、文东明等人。活动了十天左右，章裕昆居然吸收了四十几位新社员。于是，公推黄维汉为标代表，黄冠群、文东明、萧志何三人，为一营、二营、三营的营代表。章裕昆自己，功成不居。
多数的社员，皆有章裕昆的革命精神。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在黄土坡同兴酒楼举行标代表会议之时，全社的社员人数便有了三千左右。比起去年重九节振武学社的人数（二百四十余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若干革命小团体，也先后全部加入了文学社：邱文彬等的“益智社”，王宪章等的“将校团”，邓汉鼎等的“神州学社”。（将校团，也是士兵与下级军官的组织，并非真正的将校。）
在四月十二日的标代表会议之中，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租赁小朝街八十五号为总机关，叫刘尧瀓与王守愚住在里面，帮助张廷辅经理日常社务。张廷辅的眷属住在楼下。
这时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已经失败，而四川保路风潮刚刚开始。文学社的同志，并不因广州方面的失败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终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与武昌藩库的大量银子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以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
文学社的领导同志，几乎毫无例外是投笔从戎的书生。秀才造反，本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了枪杆，毕竟不同。
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发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曾经派了谭人凤带了五千元在正月间北上，策动长江各省于广州得手以后响应。谭人凤留下二干元交给在上海的同志，也花了一些在湖南等省。到了武汉，找孙武，交了八百元给孙武所主持的“共进会”。经由胡瑛介绍，谭人凤也见到了蒋翊武，知道了一些关于文学社的情形，却对于文学社的革命潜力不甚了解。
《细说民国创立》五四、同盟会中部总会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以后，宋教仁与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林琛（林森）、谭人凤、曾杰等一共二十九人，于闰六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所谓“同盟会中部总会”。原由赵声、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于庚戌年（1910年）四五月间在东京邀约了十一个各省分会会长，谈出来的。正式成立，却在此时。他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宣言。检讨过去的种种失败，归纳为“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宣言又说，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赵声、黄兴、胡汉民）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赵），一则以事败心灰（黄），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胡），于是群作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总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虞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
平情而论，宋教仁等的貌似分裂的行动，值得同情，虽则他们对于黄、胡二人的责备不甚公允。黄兴并未灰心，胡汉民亦未深居燕处。他们两人内心的痛苦，较之宋教仁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党的多数菁英牺牲殆尽，经费毫无余存，而若干未死的，流离失所的同志急待安插，怎么会有心情和宋教仁等人商量如何立刻再接再厉，卷土重来呢？
香港统筹部（南方分会）可谓筋疲力竭，而孙中山又远在美洲，东京本部在事实上等于名存实亡，只有刘揆一以庶务的名义一个人在那里苦撑。在如此青黄不接的情形之下，能有宋教仁等振臂一呼，的确也刚好填补了一个空隙。在湖北的基层革命同志，得到“同盟会中部总机关”的鼓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一举而占武汉三镇。接着，长江各省纷纷响应，这“中部总会总机关”的功绩，真值得大书特书。
总机关有五个总务干事：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派到各省区去的主持人是：南京，郑赞丞、章木良；安徽，范鹤仙；湖北，居正；湖南，曾杰、焦达峰。
居正是广济人，原名文骏，字岳崧，己亥科秀才，日本法政大学学生，于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十八日入盟，主盟人是宋教仁，介绍人是陈乾（肇一）。陈乾与他在壬寅年（1902年）已经换帖结拜为兄弟：陈乾行二，他行三，同时换帖者一共十四人，石瑛
行六，田桐行七。
《细说民国创立》五五、共进会
1907年，何其义、张百样、焦达峰、邓文辉、刘仲英（公）、居正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团体，用以吸收会党分子，推进革命。
“共进会”奉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之下，另设会长一人。宗旨，也在大体上与同盟会一样，只是把“平均地权”四字改为“平均人权”。
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张百祥；第二任，是邓文辉；第三任，是刘仲文。
共进会的湖北省主盟人，是孙武。孙武是夏口（汉口）柏泉镇人，原名葆仁，字尧卿，武备学堂毕业，官至岳州威武营管带，因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密谋（受委为岳州司令），而不得不弃职亡命，其后回鄂，加入了科学补习所，于科学补习所被封以后去日本，入成城学校，又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而回国，加入日知会。在日知会被封“后去东北，访吴禄贞，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共进会，于戊申年（1908年）九月回湖北，主持共进会在湖北方面的工作。
三个月以后，焦达峰从日本来，帮他的忙。虽则是孙武在己酉年（1909年）秋间为了避免清吏的缉捕而离开武汉，到香港住了一些时（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由冯自由主盟），共进会的会务却未中断。孙武本人在庚戌年（1910年）回来，把会务又进一步大加扩充，吸收了很多军中的人物。
居正在辛亥年（1911年）正月十六日离开广济，来汉口，看到同盟会香港统筹部黄兴托人带给他的信，叫他在湖北主持准备响应广州起义的工作。他和孙武密切合作，于是共进会的业务突飞猛进。谭人凤在正月二十五日也来到武汉，交了八百元给居正。居正便和孙武、杨时杰等人，租了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作为机关，居正本人住在里面主持一切，又选定了武昌胭脂巷十一巷胡祖舜的住所作为分机关；设一个“同兴学舍”在巡道岭九号，作为同志们来往暂住的寄宿舍，由陈磊主持；设一个“同兴酒楼”在黄土坡工程营附近，吸收军界同志，由邓玉麟主持。
过了相当时候，共进会在当地各个部队与各学校，普遍地建立了“细胞”。
现存史料对于共进会在四十一标与第四十二标的活动，语焉不详。似乎，在这两标之中，振武学社及其后身文学社的力量较大。
文学社在辛亥元旦成立之时，仅有“新旧社员”八百余人（所谓旧社员是振武学社的老同志）。共进会这时候究有会员多少，待考。看来，是比此时文学社的多。
虽则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均为同盟会所间接领导的革命团体，虽则是有若干同志兼为两个团体的分子，然而一般的会员与社员并不知道个中奥妙，彼此之间竟然有时候免不了争竞、猜疑与冲突。
竭力促成两个团体的并合的，以居正、陈磊为最热心，其次，是彭楚藩与蔡济民二人。彭是振武学社的社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前便已加入了共进会。蔡是共进会的会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后加入了文学社。
此外，兼为两个团体分子的人物，有席正铭、雷洪、金兆龙、尤洪胜、马荣、马骥云、晏柏青、黄冠群、钟仲衡、李青莲、熊楚斌。另有一人张鹏程，可能也是。
《细说民国创立》五六、武昌起义（二）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经过双方主要人物多次见面密谈，终于在七月初旬实现。双方公推：文学社的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刘尧瀓、蔡济民、吴醒汉、杜武库、蔡大辅、祝制六、王文锦、徐达明等人为参谋，丁立中、潘公复、查光佛、牟鸿勋等人为秘书，杨时杰、杨玉如等人任“内政”，李作栋任“财政”，杨宏胜任“交通”，邓玉麟任“传令”。
双方决定：以文学社的总机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共进会的总机关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为“政治筹备处”，增设制造炸弹的机关于汉口宝善里十四号，由孙武主持。
经费是一个重要问题。谭人凤交给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居正与焦达峰设计盗取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又功败垂成。邹永成想窃取他伯母的积蓄，也未能得手。最后，刘仲文从襄阳家中带了五千两银子来汉口，准备去京城捐一个官（清廷卖官鬻爵，有银子便可以纳捐，换取一个官衔，甚至官职），刘仲文在这时候已经是共进会的第三任会长，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终不肯痛快地把这五千两银子拿出来，给大家作为革命的经费。彭楚藩叫杨玉如骗刘仲文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以后，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厅告密作为要挟，逼刘仲文拿出了银子。于是，经费问题获得解决。
有了刘仲文的五千两银子作为经费，大家便在武昌、汉口添设了若干机关，又派了居正与杨玉如二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启程去上海买手枪，同时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三人来武汉，领导起义。
居、杨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给陈其美，请他代买手枪，拜访宋教仁、谭人凤，请他们去武汉；也写了信给黄兴，托吕天民带往香港面交。
杨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陈其美还不曾把手枪买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兴回信给居正说，起义的日期不可太早。应该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时候各省一齐动手。宋、谭二人答应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启程，到了当天的早上宋教仁说患了感冒，主张延期。（事实是，胡瑛托人带信给他，反对在这时候起义，劝他不要去。）
黄兴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后，于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个电报报告孙中山，打给当时在美国旧金山的冯自由托他转发。电文说：“居正由武昌到沪，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同时也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给冯自由，说明武汉同志急于乘四川保路风潮的机会而发难，希望孙中山筹二十万元，或至少四五万元的款子。黄兴说，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经由上海，前往武汉。
陈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枪买齐，装置在沙发椅之中运上船。居正与谭人凤乘船西上，于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经过九江，看见武汉来的船上充满了“逃难的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武汉三埠已为革命军占领。
居、谭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汉口，在长清里九十八号见到孙武。孙武“仰卧榻上，面涂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语如常。”“各同志诘以迟归原因。余（居正）略告之，并指沙发椅内藏手枪之秘窾，取抄发拆之，手枪毕现，各拾其一，纳诸怀中。”
当天，居、谭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见了黎元洪，也见了刘仲文。“刘仲文在谋略处，忙迫异常。”“余（居正）力主出兵，击走大智门负隅之残敌，众是之。乃拟定计划，请黎下命。余与石屏（谭人凤）假寐于都督府，以觇翌日之动作。”
孙中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点钟，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城（Denver，Colorado）看报纸，报纸上说：“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孙中山本在踌躇。如何回答黄兴托了冯自由转来的电报，到了这时候便毋庸再踌躇了。
原来，“十余日前，（孙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此地（丹佛），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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