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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起来，革命军鄂军一共有了步队八个协，敢死队四大队，学生军一个标，马队两个标，炮队两个标，工程、辎重、宪兵各一营，水师一个协，输送兵一个协，先锋队一个协。
首四协的协统，颇有更动。第一协的吴兆麟，调回都督府，专任副参谋长，协统由宋锡全继任；宋锡全于汉口失守之时，听了胡瑛的话，自动移军岳州，被处死刑，遗缺以蒋肇鉴继任。第二协的协统何锡藩，于九月十一日负伤，以罗洪升代理。第三协的成炳荣（陈炳荣？），于九月二十六日撤职，先由刘廷壁继任，不久，改由窦秉钧继任。第四协的张廷辅也于某日负伤，由谢元恺继任。第五协成立于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第六协成立于九月初五日，第七、第八两协未见于汉阳失守以前的各次作战命令，其成立约在十月初八或初九日。这四协的协统，截至十月十二日停战之时，未有更动。
协统以下的标统，姓名可考的，是第一标先后为宋锡全与黄振中，第二标梁邦福，第三标先后为姚金镛与刘廷福。第四标先后为谢元恺与胡效骞，第五标刘廷壁，第六标胡廷翼，第七标胡廷佐，第八标扬选青与王华国，第九标伍正林，第十标杜武库。林翼文、曾尚武、阙龙、单道康、黄继超都当过标统，番号难考。
以上，除了姜声经、宋锡全、杨选青、阙龙、单道康、黄继超等几个人的名字是采自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以外，都是根据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
清军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3日），武汉三镇皆已光复之时，只剩下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在汉口刘家庙。清廷很迅速地派遣豫军（河南巡防营）两营，由京汉铁路南下，在二十二日上午到达汉口，扎在大智门。这两营的指挥官，是代理协统张锡元。
（李廉方说，张带了三个营来。革命军的作战命令都说张只带来了两个营。）
张锡元派人来武昌，诈称愿降。军政府派李国镛、毕钟带了几千元去犒赏，叫他通电，出布告，以表示态度，率队北回，开到武胜关去布防。张锡元毫无听命的具体表现。
清廷在二十一日便已下旨军咨部（参谋本部）与陆军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加调萨镇冰与程允和带领海军与长江水师，对革命军作战。
荫昌带了陆军第四镇与第三混成协及第十一混成协，于二十二日开始出发。清廷在二十三日下旨，把这三个单位合称为第一军。同日，加派冯国璋率领陆军第五镇与第五混成协、第三十九混成协，称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均“督办剿抚事宜。”同日，清廷又下了一道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着袁世凯会同调遣。”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毫无先例：叫袁世凯以一个总督的身份节制具有陆军大臣身份的荫昌。原因是，荫昌所带去的官与兵，是袁世凯所一手训练扩充出来的。
袁世凯一方面深恨摄政王载沣于慈禧死后将他放逐出京，不愿意轻易出山，救清朝于垂危；一方面也似乎感觉到，有一个荫昌夹在中间，他即使想到湖北指挥作战，也不方便。他向清廷奏复，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又发痰喘作烧旧症。”“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他既不谦辞，亦不请假，只是在藉故拖延，搭他的架子。
荫昌在调兵遣将，补充军器、弹药、粮食，种种方面却很卖力，虽则胆量很小，只敢以信阳为大本营，偶尔去孝感走走。前方打仗的事，实际上都是标统、协统之流在负责。
清廷终于在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把荫昌调了回去，改以冯国璋“总统”荫昌留下的所谓“第一军”；原定的第二军，改交段祺瑞“总统”。
荫昌与冯国璋所先后统率的“第一军”，包括一个镇（第四镇）与两个混成协（第三混成协与第十一混成协）。第四镇的代理统制，是王遇甲（号思澄）。王遇甲下面有两个步兵协：第七协，协统是陈光远；第八协，协统是王遇甲。此外，有炮队一标，标统是蒋廷璋；马队一标，标统是张九卿。辎重兵与工程兵，应该也各有一营，史料不详。
第三混成协的协统是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统是李纯。这两个混成协的编制应该是与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同，即步兵两个标，骑兵，炮兵各一营，工程兵、辎重兵各一队。我们从革命史料上仅仅查考得出，在王占元的下面，有一个步标标统马继增（讹写作“马继贞”），在李纯的下面有一个马标标统贾德耀。这两人都是先锋。马继增最先到武胜关，贾德耀最先留驻信阳。
李纯与王占元其后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是很露头角的军阀。李纯当了江苏督军，王占元当了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有一个孙传芳，其后作了所谓“五省联军总司令”，雄踞南京。李厚基与臧致平均为第四镇的步队标统（李，第十四标；臧，第十六标）。何丰林也属于第四镇。
关于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作战的经过，我们所知道的以革命军这一方面为较详细。清方留下的史料，除了王树枬的《武汉战记》以外，仅是若干上谕、奏折与电报而已。中华民国军政府以鄂军第二协协统何锡藩为汉口指挥官。何锡藩在八月二十六日午后四时，已经率领本协步队两标完全渡江到了汉口。协司令部，驻在刘家园。所属的步队第三标（标统是姚金镛）扎营在刘家园附近，第四标（标统是谢元恺）扎在歆生路西北端。
在何锡藩的指挥之下，另有属于马队（第一标？）的一个营（管带是黄冠群），炮队第一标的两个营（标统是蔡德懋），工程兵一队（队长是李忠孝），敢死队第二与第四两个大队（大队长是马荣与徐少斌）。这些。分别驻扎在跑马场与“新停车场”。
何锡藩奉“都督”之命，于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进攻“前面刘家庙以南之敌”。刘家庙是一个乡镇，位于汉口东北郊外，与武昌的徐家棚斜对面。汉口在当时有所谓“华界”，华界之西是汉水，华界之南是长江；华界之东是英租界；更东是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本租界。法租界正北偏西，是大智门火车站。日本租界之北，隔一条火车路与相当距离，是跑马场。跑马场之东，日本租界之北，相当远，是刘家庙。
这时候，清军在刘家庙的是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加上张锡元的河南巡防营两营。
何锡藩步队第三协循着铁道线前进。第四协在第三协的左边，并肩前进。马队循着汉水故道，担任搜索。炮队放在跑马场附近，以刘家庙为射击目标。工程队负责作炮队的掩护。敢死队作为预备队，归胡效骞指挥，随着第四协之后前进。
革命军队走到跑马场之北，刘家庙的清军便开始射击。战到正午，清军后方来了二百名援兵。革命军的预备队向右展开，兼“督”第三协的步兵。战到午后四点，清军有步兵一标、炮兵一营，乘火车来到荆家庙，于炮声隆隆之中。车头脱轨，列车翻倒，兵士惊慌奔逃。革命军乘此机会，吹号冲锋。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恰好也派了一标步兵赶到。于是，清军溃败。革命军进抵“三道桥”。
这是革命军占领武汉以来，第一次与清军正式交锋。革命军获得全胜，捡得了清军一列火车的武器、服装、粮食，杀死了清军四百余人。
次日，两军于上午七点以后在丹水池一带接触，越战越猛烈，战到下午三点左右，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与江岸车站，清军败退到嗫口。
刘家庙与嗫口之间，铁路线上由南而北有三道铁桥：一道桥、二道桥与三道桥。铁路线的东边是沼泽地，更东，是路堤，铁路线的西边是湖。总之，革命军北进，走的是一条危险的狭路。清军用机关枪与管退炮锁住三道桥的桥口，静候大队人马从直隶、河南而来。
革命军的一方，首脑部缺乏战略人才。黎元洪的学识，本极有限，而况对革命始终没有信心。参谋长张景良，根本是一个找机会向清廷报功的内奸。若干革命同志，如蔡济民、张廷辅，虽则于起义以前已由士兵升至排长，皆没有受过指挥大部队的教育。比较高明的是吴兆麟，也不过是受过“参谋班”的短期训练而已。
革命军在起义前后，不曾把驻扎在武胜关以南、京汉铁路沿线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第三营联络好，是一大失着。（该营也有文学社的同志，营代表是赵承武。）更大的失着，是没有藉二十七日与二十八日的战胜之威，运送几个协的兵渡江，一举而绕过或冲过嗫口北上，占武胜关。
何锡藩的主力，仅有第二协一协。这一协正如其他的各协，包括极多的新兵，而且在恶战两日以后，伤亡不少，未伤未亡的也都已疲乏得很。因此之故，何锡藩在二十九日上午，把部队扎在造纸厂，不曾采取攻势。
在武昌的蔡济民、吴醒汉等若干同志，急于扑灭敌人而不明了实际情形。李廉方说：他们相约多人往造纸厂方面察看，督促何“指挥”下令进攻，“并分赴其部队内鼓吹速进。”
徐少斌表示，愿意带他的敢死队第四大队去打头阵。何锡藩于是派第四标标统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加派谢元恺的步兵一营（第四标第三营），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与炮队一队参加。其余的部队留在造纸厂，准备支援。
午后一点钟出发。序列是胡效骞领敢死队第四大队的第一排，作为尖兵。在尖兵之后三百公尺，徐少斌领了第二排与第三排，作为“前卫本队”。在前卫本队五百公尺以后，是所谓“中队”，亦即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再其后，是谢元恺所直接指挥的第四标第三营，作为“预备队”。炮队则布置在铁路线二道桥之东的路堤，作为掩护。
如此的“纵深序列”，用之于平日的行军则可；用之于大敌当前、左湖右江的狭道，真是犯了兵家大忌。
徐少斌前进到二道桥之北，向嗫口之敌射击，敌方不还一枪。徐少斌再进，进到三道桥之中段，李廉方说：“敌以机关枪多架，堵塞隘路口，对我扫射。少斌当即中弹坠水而死。……惜乎少斌死义，犹未使军（政）府悟战略之非也。同时阵亡十余人，伤二十余人，而我之山炮威力又远不如敌，遂于午后四时。皆退回造纸厂。”（革命军只有过山炮，而清军有“管退炮”。）
这一次八月二十九日的失败，虽则是损了一员猛将，就大体而论，尚不过是一个小挫。
然而武昌方面却因此而“临阵易将”，于何锡藩之上加派一个根本不可靠的张景良作“指挥官”。
张景良是“汉军”旗人（祖先是以汉人而降附满洲，纳入八旗系统的），和第八镇宪兵第八营营长寀清阿是亲戚，原为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的标统，很受张彪赏识。革命同志占领武昌，捧出黎元洪当都督以后，叫张景良当参谋部部长（简称参谋长）。他曾经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深夜，走进黎元洪的卧室，哭着跪求黎元洪不要对清军下攻击令（那时候清军在汉口的仅有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张难先说，为了这件事，张景良被同志们逮捕，关在牢里。李廉方没有作如此的记载，只说“同志欲致之法，经解说而免。”
在徐少斌阵亡的消息传到武昌之时，同志们十分激动，纷纷表示对何锡藩不满。张景良这时候向黎元洪自告奋勇，说何锡藩是他的老部下，他去了便可以叫何锡藩听话；他说，他很想杀敌立功。据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记载，蔡济民对张景良颇为支持，而李翊东坚决反对。
黎元洪立刻就委了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这一天，是那一天？以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书中的语气来看，似乎是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的夜晚。张难先把这一天的黎元洪命令，标明为“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午后十一时半”。不过，张难先关于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的第一战到九月初一的第四战，每一次都记早两天。（原因何在，殊为费解。）
黎元洪的这次命令，除了发表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以外，有这么一句话：叫张景良“率在汉所有各部队，明日进攻嗫口之敌，但攻击计划及命令须先呈报军政府。”
张景良到了汉口，应该根据黎元洪的命令，起草一个攻击计划，及准备以自己的指挥官名义颁发给部队的作战命令，呈报给军政府。他却并不如此，只是把黎元洪的命令，抄了若干份，亲自到各部队找部队长，叫他们依照黎都督的命令对敌人进攻。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怎能越级而直接依照黎都督给指挥官张景良的命令而行动起来呢？而且，怎样行动，谁在左翼，谁在右翼，谁在前，谁在后，在事实上也得先由指挥官作一番指定。他们要求张景良，另行以指挥官的名义颁发一个较详细的命令给他们，张景良不肯。
在黎元洪都督府的同志，等候张景良送攻击计划与作战命令的草稿，等候到第二天的上午十一时，毫无音信。于是杨玺章、蔡济民、蔡国光、徐达明四人，便请准了黎元洪，派他们渡江来调查。他们来到了刘家庙张的司令部，责问张，张说不出理由。杨玺章就替张拟了一个作战命令，张只得同意。这命令，一面派人呈报黎元洪，一面在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下午三点钟发出给各部队。内容是：（一）定于明日对敌军进攻。（二）第二协于拂晓由三道桥进攻敌军正面。（三）第四协第八标于拂晓由藤子冈进攻敌军侧面。（四）炮队第一标于拂晓分别布炮在一道桥与二道桥的路堤，均对三道桥附近射击。（五）第四协第七标及敢死队二大队皆为预备队，集合在造纸厂西南端。
到了九月初一（10月22日）的拂晓，第二协的谢标（谢元恺的第四标）开始由三道桥向北夜袭，被敌方的哨兵发现，开枪。谢标并不还枪，冲上前去，用刺刀刺死几个。但是，当谢标进至三道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