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九月初一(10月22日)的拂晓,第二协的谢标(谢元恺的第四标)开始由三道桥向北夜袭,被敌方的哨兵发现,开枪。谢标并不还枪,冲上前去,用刺刀刺死几个。但是,当谢标进至三道桥北端之时,敌军的机关枪便不是刺刀所能对付的了。(革命军在汉口、汉阳的战役之中,从头到尾,最吃机关枪的亏。清军有机关枪,而革命军没有。)
谢标依然勇往直前,一冲再冲,阵亡了二百多人,伤了七十几人,等于是损失了第一营全营。谢标的其他两营,只得退到二道桥的江堤。到了天明时候,清军不但用机关枪,又用了炮,向谢标射击。虽则革命军有炮与清军对轰,然而压不住清军的炮。结果,谢标退回到造纸厂。
第四协第八标于张廷辅的统率之下,在拂晓由藤子冈乘船,渡到嗫口之右,李廉方说,“因地势低洼,崎岖难行,又敌防范严密,不便前进。后见正面谢标已退,故亦仍回原防。”
王树枬在《武汉战记》里说,“九月(初)一日,两军以炮队交击。是日正午,革命军步队约一标向三道桥北进战;至未(时),革命军不克而还。”这一段记载,在时间上似乎错误。
日本领事馆在阳历10月22日下午六点钟发出电报,说“革命军渡过沙口铁桥,与清军在沙口西北约八千公尺之嗫口车站前,以铁桥(三道桥)为界,自上午十时接战,至下午三时,占领其车站。清军之大部队伍退屯至祁家湾与万家店之间。是役双方死伤均轻。”这一封电报,显然是根据传闻,与事实大不相同。
谭人凤在《牌词》里说,“九月(初)一日,战于嗫口方面,压迫北军于七里口(沟)第三铁桥以北,‘不追击而返’,致北军再出而据第二铁桥,以嗫河为界,则民军之失算也。”谭人凤这番话,似乎是在责备谢元恺打胜了敌人,反而“不追击”,又而拱手给敌人以三道桥与二道桥。——这真是错怪好人。
九月初二,军政府派遣李占魁率领工程营带了要塞炮到汉口,帮助炮队安放要塞炮在江岸,同时构筑防御工事。要塞炮刚刚放好,便开始对清军射击。同时,敢死队第一大队与第三大队,也开来汉口。
王树枬在《武汉战记》里说:“二日未初(下午一点钟),革军施巨炮连环射击。我阵坚,且有(掩)蔽,弹不能中。寻侦知我山炮药弹将罄,驱敢死士六百人出三道桥来猛扑,步队动,几不支。(第三混成协第)四标(第)三营管带田某,搏战至酉(下午五点钟),革军不得前,唱军歌而返。”
谭人凤说:“是夜(初一日的夜里),焦达峰光复湖南电至,民军气愈旺。次日,复占领第二铁桥。”
九月初三,革命军在午前五点钟,由二道桥左边向三道桥清军的前卫进攻。清军以大炮六门,放在三道桥后面的小山之上,对革命军猛射,将革命军击退。这一天,清军有炮队一营,带了管退炮从北方来到增援,便决定了此后对革命军逐渐采取攻势。
九月初四,天气不好,有雨,双方只有炮战,而没有步兵战。
九月初五,清军推进到造纸厂附近,而且集中了九条兵舰在阳逻的江面,革命军加紧在刘家庙江岸车站构筑工事。当天晚上,黎元洪下令给张景良,于次日进攻清军。熊秉坤的第五协也被派来汉口。(成立第六协,以杨载雄为协统,接第五协的防守武昌的任务。)
九月初六午前两点钟,张景良颁发作战命令给各部队:其主要内容是,(一)何锡藩的第二协在东,张廷辅的第四协在西,于拂晓同时向造纸厂附近的敌军进攻,第二协右翼及于长江江岸,左翼及于刘家庙车站西端。第四协右翼与第二协左翼连接,右翼及于戴家山附近。(二)马队黄冠群一营负责警戒第四协之左侧。(三)熊秉坤的第五协,作为预备队,集合在刘家庙南端。(四)敢死队第一、第二两大队,继第二协之后前进,第三、第四两大队继第四协之后前进。(五)蔡德懋的炮队第一标与李占魁的工程营,在刘家庙以北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步兵进攻。
不料,清军在革命军开始出动以前,先向革命军进攻。李廉方说:“上午五时,正面之敌约第四镇(代理统制是王遇甲)之三干人,与我守兵(第二协?)约二千人接战,相持甚久。因新兵不善用地形(作为掩护),敌乱放榴散弹,颇有命中者。其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伤者亦不少。敌主力遂越一道桥。
“午前十时,战事颇烈。我缺机关枪,又无管退炮。(步枪与过山炮)效力甚微。
“敌复由嗫口增加兵力。”
“而敌舰四艘又驶至谌家矶,水陆夹攻。敌舰之炮,轰毁我江岸散兵壕,死伤甚多。敌兵乘隙涌进。刘家庙一带地势平坦,无险为守。我军遂撤去江岸,并遗弃山炮及机械不少。”
“敌另一部队,至戴家山一带,布置大炮,轰击我军左翼(第四协),久之,死伤渐多。张统领(廷辅)亦受伤。”
“敌进薄不已,更以马队追袭。我军遂陆续退至大智门。以致德日租界后方,多为敌有。……(午后)一时三十分,……我军遂以跑马场后方二百米达(公尺)之考尔夫球场为炮兵阵地,故德界后方,成为炮火横飞之场,双方争夺,一进一退,死伤枕藉,此时最为猛烈。……战至下午六时,两军发生白刃战……遂被敌占有跑马场矣!”
李廉方关于九月初六日之战的叙述,颇有错误。他所根据的是日本领事馆的电报,夏口县志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这三项史料的可靠性皆有问题。事实上,革命军在初六日不曾失去跑马场,所失去的只是刘家庙。
王树枬说:“六日,我军渡三道桥,进攻刘家庙。王占元率混成(第)三协趋铁路东,王遇甲率(第)四镇趋铁路西。人各携二日粮,克期进击。抵造纸厂,敌兵以煤油罐鏖战。久之,步队(第四镇)第七协不能当。某急率一营(第四镇第八协第十六标第三营)驰入阵。战至午,敌攻益猛。而蛇山及塘角之炮,萃集我军。弹如雨下。(我军)急檄海筹、海容诸舰,驶至丹水池江岸,侧击刘家庙。我军乘势勇搏,且攻且前,敌炮声渐微。战三时,(敌)窜跑马场,(我)合军蹑击,遂夺刘家庙……七日,黎明,我军进薄跑马场。”
张难先把这初六日的战事,写在初五日,又说,刘家庙虽被清军侵去,但当天下午,仍被革命军夺回。革命军之所以在上午战败,是由于“刘家庙无端起火(张景良放的),弹械,粮秣尽遭焚毁,军心由是摇动,退却。”“是日正午,我军誓图报复,即在大智门早餐后(军中每日两餐,早餐相当于老百姓的午餐,平时早餐是在十点钟左右,晚餐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一天上午忙于作战,所以到了正午才早餐),准备进攻。惟指挥官张景良自火烧刘家庙后,踪迹不明。众以主持无人,颇形张皇。
“标统谢元恺曰,‘此时往何处觅指挥官?势迫矣。我愿作前驱。诸君请随我前进。’(谢元恺是第二协第四标的标统。)于是各部队长官踊跃集合,共同拟定于午后一时开始进攻。”
“届时,谢元恺领队前行。第二协在右,第四协在左,齐向刘家庙攻击,士气旺盛。”
“清军在刘家庙用机关枪及步(队)炮队顽强抵抗,弹如雨注。我军冒弹猛进。将近刘家庙六百米达(公尺),谢元恺令上刺刀,吹冲锋号,齐声喊杀,直冲至刘家庙,与敌肉搏。敌不支,后退。我军夺回刘家庙。”
“复向造纸厂追击。会天已黑,遂在刘家庙占领阵地,防御。是晚,(我军)以战斗形式彻底(警戒)。两军枪声终夜未息。”
张难先的这一段叙述,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相同。事实上,谢元恺及其所率领的同志,虽则在午后一度冲到了刘家庙,并不曾能够将刘家庙夺回,加以占领。原因是,当时革命军的火力比起清军的火力来,太不成比例。
初六之败,败在张景良于刘家庙放火,烧毁我军的军械、弹药、粮秣。事前,他也尅扣【剪文公:kei,同“剋”】了应该发给各部队的炮弹、枪弹。他甚至吩咐与他同谋的一个管带罗家炎送枪弹给敌人。他在初七日的晚间,被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派人在后马路某处找到,捕来。和他同时同地被捕的,有原任第八镇参谋刘锡祺。刘锡祺仍旧自称为大清的官吏,不愿投降革命军。随后,詹大悲也捕到了罗家炎。詹大悲一面将张景良与刘锡祺、罗家炎三人看管,一面呈报黎元洪。黎元洪要提这三个人到武昌。詹大悲当机立断,将这三人枪毙。
初六这一天,革命军阵亡的有一千人左右。负伤的有五百人左右。
初七,两军继续恶战。清军以第三混成协为左翼,第四镇为右翼,向跑马场进攻。左翼在上午占了跑马场西北角,右翼在下午先败后胜,占了大智门车站。这一天,革命军的勇敢壮烈,不亚于初六日之战。官长之中,第四协协统张廷辅重伤。士兵在歆生路一带,于谢元恺领导之下肉搏巷战,前仆后继。到了午后五点钟,考尔夫球场已经失守,敢死队依然向大营门(大智门?)反攻,死伤极多。
初七这一天,成炳荣的第三协负有在武昌青山镇江岸阻止清军军舰上驶之责,而瞭望疏忽,使得萨镇冰的坐舰“海容号”与“海琛号”、“海筹号”,得以顺利地来到汉口江面,从午后三点二十分起,向革命军的南岸炮兵阵地发射了炮弹三百发之多。为了这件事,军政府惩戒成炳荣,记他两个大过。同时,军政府升谢元恺为第四协的代理协统,升胡效骞为第四标标统。
初八(10月29日),清军在午前六点便把大炮六七门放在大智门车站附近,开始向跑马场的革命军进攻。战到下午五点,革命军失了歆生路,退到玉带门。这一天,革命军显然是入于颓势,然而勇敢壮烈更甚于初六、初七两日。在歆生路与张美之巷交叉的地方,革命军一度战退清军。其后。革命军之所以放弃歆生路,是因为这歆生路一带及其后面的民房,中了炮弹,起火。李廉方说,到了最后,已经退到玉带门,谢元恺与蔡德懋商量,准备统率当时在汉口的所有部队,拼死反攻,以直冲嗫口为目的,获得了各部队的同意。
于是,“遂令敢死队持大令督战,退者斩。元恺冒敌之十字火网,奋勇前进。各部队随进。(蔡)德懋亦更换炮兵阵地。前扑(仆)后继,所向披靡。虽敌之预备队加入前线,亦不能阻。(敌)遂狼狈退回歆生路,而以机关枪与重炮猛轰为掩护。
“不意德懋更换阵地,目标太显,敌炮集注齐发,弹如雨下,我炮兵多有死伤。德懋见阵地不良,方欲停止放列,不幸中弹死。时元恺攻至距敌最近之地,奋不顾身,亦被敌之机关枪扫射而死。众见蔡、谢二勇将先后阵亡,士气大沮。未几,何协统亦受伤,敢死队(大队长)马荣,工程队长李忠孝,皆以激战阵亡。我军忠勇将士牺牲之烈,未有甚于此时者。时已午后五时许也。”
站在清廷方面的王树枬说:“(初)八日,混成(第)三协发大智门。革军步兵千人,阵守礼门北、歆生路;炮队阵循礼门铁道,截击我军。(第四)镇兵驰赴刘家花园,陷重围,三时(三个钟点7六个钟点?)不得出。某(第八协第十五标第一营管带)率劲卒及机关枪队,奋力格援,阵始固。
“(第三混成)协兵与敌战正酣,某(第三混成协第五标第一营管带)率援兵闯入阵。山炮队变式射击敌之散兵,革军动摇。(革命军在汉阳)大别山之炮轰击两时,(炮)火亦息。革军却走汉口市街及玉带门诸地。我军编为追击队。
“午正,(第三混成)协兵战革军收容队(敢死队,)于由义门,败之。(敌)退走玉带门。步队(第三混成协第)六标遂入汉口。
“申初(下午三点多)步队(第四镇)第八协及(第三混成协)第五标,踵敌至玉带门,革军扼土堤撑拒,(汉阳)大别山炮丸飑飑落阵中,我以山炮野炮还击之。日暮,敌败走,渡襄河。步队(第)二十六标(第四镇第十六标?)(第三营)击沉敌舰二艘(?),于是我步队(第)八协及(第)二镇之第五标,进据玉带门。而革军之在汉口者,分守要冲,隐市楼狙击,市道逼狭,标兵不得逞,伤亡甚多。”
黄兴与宋教仁、刘揆一,于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到达汉口、武昌。黄兴在初八日的上午偕同吴兆麟、蔡济民等人到汉口前线视察,下午三点,受军政府之推,为“战时总司令官”。当晚,他把总司令部设在散生路满春茶园。(这时候,歆生路一带已被革命军夺回。)
他颁下命令,以第二协作为右翼,警戒歆生路后城马路至查家墩以东的路堤;以第五协为左翼,与右翼连接,向西警戒至玉带门一带;以京山刘英所送来、季雨霖所统率的团防兵一标,“警戒汉口市街各要地”;以其余的部队(步队第七标、马队一营、炮队一标、工程一营、敢死队二大队),驻扎在满春茶园的周围。
初九,据王树枬说,清军“冒险”入汉口市街搏战,“自辰至未。廛屋多轰毁,火遽起。我军(清军)不得已去汉口,退屯原阵地。”张难先说:“歆生路沿街树林最多,敌军恐有伏,不敢前进。……午后二时,敌进达我军防御线,于是我(革命军)步、炮队齐发,屋内伏兵亦喊杀,声震天地,敌军不明真相,退还原地。”
初十,清军开始用放火政策,烧了一段民房,便占了一段焦土,先后夺得了循礼门与由义门。在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由义门一直向东及于长江边,向西及于铁路,都入于清军的掌握。季雨霖在这一天负伤,“一弹由胸洞背”,被抬去医院。就一般而论。汉口革命军的士气业已瓦解,纷纷奔逃。詹大悲也烧了军政分府所储藏的弹药、粮秣,去九江请救兵。黄兴本人也离开了满春茶园。前线只剩下甘绩熙与高建瓴等几位极勇敢的同志,“以个人之勇气呼朋引类,横冲直突,使敌不能揣测。”这一天夜里,满春茶园没有一个守兵,守它的仅仅是自动以全军安危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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