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由西贡到新加坡,救出宫崎寅藏,和宫崎寅藏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再到香港,于六月二十一日举行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所议决的大致仍与第一次的会议相同。
孙中山先由香港去日本,向菲律宾独立党领袖之一彭西借得了该党托日本众议员中村弥六所买的军械;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就搭船南下,于八月初七日航经上海,未能登陆。两天以后,孙中山抵达台北。
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派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接洽,计议援助革命军的步骤。儿玉在原则上早已答应帮忙。台北的同志虽不多,却有一个兴中会的分会,是陈少白在丁酉年(1897年)从日本来台北,访问杨鹤龄的本家弟弟杨心如时所组织的。会友除了杨心如以外,有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几位。
一方面,孙中山在台北积极筹划;一方面,郑士良、史坚如、杨衢云等人也在惠州、广州、香港,三个地方加紧进行。
起义的时间,是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的夜晚,较原定的日子业已提前,郑士良此时去了香港,向孙中山用电报请示。留在惠州归善县(惠阳)三洲田的武装同志,因清军的前锋已至黄冈,向三洲田进逼,决定先发制人,由黄福统率了八十位同志,袭击清军陈良杰部于所驻扎的新安县(宝安)沙湾。这是孙中山鼓吹革命以来,革命军与清军的第一次交战。
结果是,革命军获胜,斩杀了四十人,俘虏了三十几人,夺得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被俘虏的清兵自愿剪辫子,加入革命军。
当时,在三洲田的革命军,全部仅有六百位同志,三百枝洋枪,九千发子弹。司令部的所在地,是三洲田的马栏头,罗生同志的房屋。作战时所用的旗帜,是先烈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
聚集在新安之北的虎门及其附近,另有黄江喜所率领的若干同志静候三洲田的部队前来,夹攻新安县城。
但是,三洲田的部队在攻下沙湾以后,转向东北,放弃了夹攻新安县城的计划。这是因为,郑士良由香港回来,赶到沙湾,传达孙中山的最近命令,叫大家改向厦门的方向前进。
在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革命军分三路向清军进攻,一路攻惠州府城,一路攻博罗县城,一路攻镇隆镇。惠州与博罗未能攻下,却在镇隆获得又一次的胜利,斩杀了姓严的一个守备与几十名清兵,俘虏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获洋枪七百多杆,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头。
两天以后。闰八月二十四日,革命军又打了一次胜仗,地点是在永湖镇附近,俘虏了清兵数百,洋枪五百余杆,子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头。在这一役中,清军的人数有五六千。革命军仅有荷枪之士一千,徒手的同志与民众两三千人而已。
两天以后,革命军推进至崩冈墟,击走清军。又过了两天,革命军推进至三多祝(在惠阳之东南,海丰之正西),沿途,人民对革命军放爆竹,送东西,表示欢迎,并且有日益愈多的人,请求参加。总计前后来参加的,已在两万人以上。
当天(闰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革命军在三多祝之东的白沙镇宿舍,准备用五天的工夫,走到五华县南边的梅林墟。
不料,突然来了日本的一位志士内田良政,传达孙中山给郑士良的命令。孙中山告诉郑士良:日本的内阁改组,新总理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仇视,不许儿玉总督从台湾输送军械,也不许任何军械从日本本岛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国革命军中服务。同时,菲律宾志士所允借的军械,全是废品,不能用。他们当初买的时候,受了中村弥六之骗。孙中山告诉郑士良,不必再向厦门的方向进军,是否应将革命军解散,或另作计划,由郑士良全权决定。
郑士良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解散徒手的同志,只留一千多武装齐全的,向三洲田回军,再设法从香港方面取得接济。重行联络在新安县与虎门的同志,合攻广州。
一般而论,军队打胜仗容易,打败仗难;进攻容易,撤退难。革命军在回军途中。被清将截击于横冈,颇受损失。郑士良见到一时势无可为,便把这一千多人也解散了,自己和黄福、黄耀庭等人先后从间道回了香港。
山田良政和郑士良等人走失。他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再加上形貌究竟与中国人不同,不久便被清军捉住,杀了。他是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中国人之中,在这庚子惠州之役贡献了生命的,包括:蔡阿牛、陈阿福、黄杨、刘运荣、何崇飘、杨发。这些同志,是有姓名可稽的。姓名不传的,估计约在一两百人左右;清方的官报是六七百人;此外,曾金养于二十七日率领若干同志进攻河源县城,失败,曾本人阵亡,其他同志阵亡的也有一百人左右。
《细说民国创立》一四、史坚如
在郑士良率领义军,转战于惠州一带之时,史坚如和郑荫南等人积极图谋在广州响应。人,是有的,已经有了不少的同志在城内城郊,又有成千的绿林兵可以从北江、西江来会合。所缺的,是钱。没有钱,买不了枪枝弹药,动员不了那些绿林。
孙中山所筹得的起义经费,为数不多,差不多是全部用在郑士良那支义军身上了。在香港负责管钱的是李纪堂。李纪堂收到孙中山面交两万元,自己又贴了两万元的好几倍。然而,以他个人的力量,兼顾惠州与广州两方面的事,委实不易。
史坚如因此也想仿照李纪堂的榜样,变卖自己的财产。可惜,卖了很久,卖不出去。卖到闰八月底,惠州之役将近失败之时,才卖掉了一座房子,获得现金三千元。这时候,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来不及了。他便决定炸死两广总督德寿,挽救惠州方面的军事情势,同时也是借以唤醒民众,用事实作革命的宣传。
两广总督德寿,是满洲人,原为广东巡抚,在署理了总督以后仍旧住在巡抚衙门。巡抚衙门的后面,有一条巷子,叫做“后楼房”。巷子的南边是衙门最后一进,亦即德寿的卧房所在;巷子的北边,有一排老百姓的房子。
在这些老百姓房子之中。史坚如选到了一所,叫同志宋少东和宋的夫人出面,租了下来,搬了进去。然后,邀了同志练达成、苏焯南,和胞兄史古愚,从这房子掘了一条地道,直至距离德寿的卧房只有十几丈之处。
练达成不仅帮助他掘地遭,也负担了一部分的转运炸药的任务,炸药有二百磅,是邓荫南与黎礼两位同志,在香港买到,运来广州。交给练达成的。练达成把炸药从西关荣华东街的革命机关,运到五仙门福音堂,交给同志黄守南保管了一些时候。等到后楼房的房子租成,便由同志温玉山乘了轿子,又把炸药陆续从福音堂运进来。
掘地道的工作,是在九月初五日的夜间进行的。史坚如叫宋少东夫妇出去,住到另外一处地方,自己与练、苏二人及胞兄古愚掘了一夜,在天快黎明之时,才算掘成。他们把二百磅炸药装在巨大的铁桶之中,塞到地道的尽头,点着了放在引线之上的香,便离开这房子,反锁了大门,分途出西门、南门。约好在香港会面。
不曾到得香港,他们四人已经在船上相见了。船上,码头上,街道上,熙来攘往,一切如常,全是升平气象。他们四人觉得有点奇怪,看样子似乎炸药不曾发生效力。
史坚如叫练达成、苏焯南、史古愚,仍照原定计划,先去香港,他自己一人,独留广州。
他大着胆,冒险回后楼房的那座房子,察看一个究竟。他开了门锁进去,走入地道,炸药桶子还在那里,引子也在那里,香是烧完了,引子却不曾点着。
这时候,不但是白天,而且是将近午时了。他料想德寿已经不在卧房。于是,他便在这空屋子静等到初六日的深夜,又由深夜静等到初七日的黎明。这一次,他不再用香,而直接用火柴把引子点着,轻轻走出,锁了门,向轮船码头的方向走,准备搭早船去香港。
走了不多远,他想:倘若这一次炸药依然不炸,势必又要从香港乘船回来,倒不如仍旧暂留广州。于是,他就改变方向,走到西关长老会第一支会礼拜堂,找同志毛文明。他在毛文明处躺下来休息,虽则疲倦已极,却怎么也睡不着。忽然,听到轰然一声。他很高兴。
过了一会,全城的人纷纷谈论。消息传来,说后楼房巷子的民房。好几家被炸塌了,老百姓有炸死炸伤的,抚台衙门的后边围墙,也炸塌了一大段,抚台本人被炸得从床上摔下来,跌出几尺以外,却不曾死。
史坚如颇不相信,立刻便要去后楼房看个究竟。二百磅的炸药的威力,足够把德寿的卧房炸得片瓦无存,怎么德寿仅仅是摔下床而已呢?
毛文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劝他不要去。这真是太冒险了。他,一个二十二岁的革命青年,说做就做,雇了轿子就走。走到了后楼房,看见抚署的围墙果然塌了一段,房子却是好好的。原来,他所用的引线太小,或是太短,两百磅的炸药并未完全爆炸!
他离开后楼房,去到油栏门鸿兴客栈,找同志胡心泉和胡的哥哥胡心澄;在鸿兴客栈住了一晚,于初八日的早晨,又要去“老城”。胡氏兄弟说:“你应该去香港,老城的侦探多,不宜于去。”史坚如说,我要到老城去看看,找个地方躲起,想办法再炸德寿一次,不达目的不止。
他一进老城,便被侦探郭尧阶认出,叫清军介字营的兵士截住,押解到南海县衙门,在他身上搜出用德文写的炸药方子。
南海县知事裴景福,起初对他假装客气,叫他供出同党,并且拿出一张四十几个人的名单来,叫他证明是革命同志。他对裴知事的“嬉笑玩弄”,不供,也不证明。裴知事于是就打他,夹他,烧他,用尽了种种残忍的酷刑,他依然不肯说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名字。
终于,在九月十八日这一天,他被斩首。
他从容就义,与陆皓东在乙末年为革命而牺牲之时的风骨,后先辉映。他与陆皓东和其后的邹容、林觉民等人,都是中国革命史上令我们追怀、景仰的先烈。
他出身士族,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广东番禺。七岁丧父,事母极孝,对胞兄古愚与胞妹憬然均十分友爱,待朋友全是一股热忱,对革命的忠贞始终如一。他多才多艺,工于书法,精于绘画,丰姿翩翩,原是所谓浊世之佳公子。但是,他感慨国难,薄八股而不为,一心物色英雄,共谋大举。他在美国人所办的格致书院读书,其后认识了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日本人高桥谦,由高桥谦而结识了宫崎寅藏与陈少白、杨衢云,加入兴中会,瞒了母亲跟宫崎寅藏去上海(为了怕母亲忧虑而只说是去日本游历),到了上海便偕同毕永年去两湖,访寻会党领袖,邀他们去香港与兴中会合作成立了兴汉会,其后又亲自去日本,拜见孙中山,颇受孙中山器重。
谁料到,他以这样的命世英才,竟不幸而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以内,遭了清方官吏的毒手,这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里“有志竞成”一章中说:
“坚如聪明好学,真挚诚恳,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他就义以后,李纪堂派了一位同志蔡尧,在夜间秘密移走尸体安葬,立了一个石头,石头上刻了“司马氏”三个字作为暗记,其后,陈少白写了一首碑铭,刻在一块碑上:
“雄心脉脉,寒碑三尺。后死须眉,尔茔尔宅。国人欲复,哲人不归,吾族所悲,异族所期。玉已含山,海难为水。蹇蹇此躬,悠悠知己,天苍兮地黄,春露兮秋霜,胡虏兮未灭,何以慰吾之国殇!”
《细说民国创立》一五、再接再厉
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孙中山于阴历九月二十五日(1900年11月16日)由台北回抵东京,写信给留在上海的平山周说:“兹改议着宫崎兄前去上海,因彼与前途相善,便于商量各件也。前交足下带去上海之信,望即由‘书留邮便’寄来横滨,交黎炳墀兄收入转交与弟可也。……”
信中所指的“前途”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幕僚、孙中山的小同乡,一个极有钱而野心颇大的人刘学询。他在庚子年是一位幕后很活跃的人物。陈少白曾经托了兴中会的一位重要会友何启,曾经在义和团起事于北方之时,说动了香港总督卜力,由卜力出面,劝李鸿章以两广脱离清廷,与孙中山合作,另建政府。李鸿章一时竟然接受,叫刘学询写信到东京,约孙中山南来晤谈。晤谈的地点,是香港。谁知,当孙中山践约南来,于阴历五月二十一日船抵香港海面之时,不仅李鸿章不曾来,刘学询也只是派了一艘军舰来,说要接孙中山去广州。孙中山看出了李氏缺乏诚意,便派了宫崎寅藏作为代表,到广州找刘学询探询一个究竟。果然,刘学询告诉宫崎寅藏,说李鸿章的意思,要等到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再说。此后,孙中山便去了西贡,而宫崎寅藏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商量合作。这些话,我在前面已经略为提到过。
孙中山由西贡至新加坡,由新加坡回香港。因宫崎寅藏在新加坡被捕被驱逐的事,而连带地不能在香港上岸,于是只得改变亲自指挥革命军的原定计划,把革命军交给郑士良全权指挥,本人去日本,再由日本去台湾。
孙中山到了台湾,一方面向儿玉总督洽取军械,一方面写了一封致刘学询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平山周,托平山周面交刘学询。这时候,刘学询已经随着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直去天津,刘学询中途留在上海。(李、刘船经香港之时,陈少白上船与刘会谈了一次。陈叫刘劝李打消北上之意,刘说不可能。)
这封信的日期,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不曾注明何日。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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