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达尔菲纳埃尔夫（Total Fina Elf）争取到了大额的石油合同，负责开发伊拉克南部的马吉鲁恩油田（Majnoon）与纳尔乌玛油田（Nahr Umar）。按2002年非战争期间每桶石油25美元计算，这些油田潜在的投资回报将在650亿美元左右。伊拉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向法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估计欠下了6亿美元的外债。另外，许多法国公司还先后与伊拉克签订了价值1．5亿美元的合同，这些合同涉嫌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有关。根据联合国档案提供的明细清单，在法国公司向伊拉克提供的部分商品当中包括冷藏车，这种车可以用来存储设备，还可以用做制造生物武器的流动实验室。从1981年到2001年，法国出售给伊拉克的武器占伊拉克武器进口的13％多。
*德国政府也反对我们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它曾经帮助伊拉克建造了大量的地下隧道，这些隧道是伊拉克政府基础防御设施的一部分。伊拉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累积欠下德国数亿美元的外债。德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年直接贸易额达3．5亿美元，有报道称其间接贸易额达1亿美元。
鉴于上述国家在伊拉克的既定利益，它们显然会动用自己在联合国的否决权来否决授权发动战争。而在我们看来，与其坐等联合国最终不可避免地否决决议，还不如更明智地采取行动。
媒体多次提到我们进攻伊拉克伤害了与盟国的关系。我曾经亲手将盟国组织起来，并主导联军的行动，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的盟国当中确实有一些国家对发动伊拉克战争感到不快——大多是出于政治原因。因此，我们断然建立了第二个联盟，仅仅团结那些愿意与我们并肩同伊拉克作战的国家。我们征用了中央司令部的另一个停车场，在那里停满了房车——并装备电缆，以保证保密电话的使用以及电视电话会议的召开——让伊拉克战争联盟驻扎在那里。但是第一个联盟——即反恐联盟——一直保持着原有的团结。它根本没有受到破坏。在反恐联盟当时的55个盟国中，只有一个国家——也门——宣布退出，而且即便是也门，后来也于2003年春天重新加入了我们的联盟。今天，反恐联盟已经拥有了64个成员国，而且其成员数目仍在不断增加。
在坦帕，一排排的小型房车和大型房车都成了盟国的办公地点，而在这些车子的最上面，升起了越来越多的旗帜，迎风飘扬。在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睡眠严重不足的时候，就会透过中央司令部的窗户，注视着这一排排在佛罗里达的微风中徐徐飘扬的旗帜，从中吸取力量。我对联盟非常重视，从不会说出任何危及联盟利益的话。我曾参加过无数次有政府及中央司令部官员参加的电视会议，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说：“在我看来，我们的联盟比这次军事行动本身还要重要。”我的话音一落，与会的人们不禁一愣；大家都不知道该对这样一句话做何评论。最终，许多当时满脸困惑的人都逐渐明白了我的意思。直到今天，我仍认为，在反恐战争中，世界各国的团结要比这场战争本身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在此期间，布什总统前来造访中央司令部。当时弗兰克斯将军不在总部，所以那天由我来接待总统。有上万人希望见到他，而我要把他介绍给众人。
他做完演讲之后，便开始向车内走去，我转身对他说：“总统先生，我这里有55个盟国代表，在我看来，他们认为你不喜欢也不信任联合国。我知道你的日程安排中没有这一项内容，但是如果你能向他们发表一次简短的讲话，再回答他们几个问题，那将大大地鼓舞他们的士气。”
他看着我，脸上逐渐浮出一丝笑容。
“我是总统，”他说。“我是个职业的政治家。你等着瞧吧。我这就过去，给他们打一剂强心针，要是我没做到这一点，你出来的时候就用胳膊肘朝我的胸前来一下子。”
我说，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能用胳膊肘给他来上一下于（尤其是他的保镖还在他身边形影不离），但如果他能和这些人谈谈，我将不胜感激。
他确实与他们进行了一番交谈，他们非常喜欢他——甚至全体起立为他的话鼓掌。
他走出来的时候，来到我跟前，微笑着，用胳膊肘朝我胸前来了一下子。
他说：“我表现得怎么样？”
我说：“非常出色。”
他的确是非常出色。
战争迫在眉睫，我们则忙于确认是否一切事务都已准备到位。一年半的战争计划就要走到最后时刻了。我们已经秘密地将10万人的军队连同设备、武器和补给都通过船只运送到了该地区。我们还对我们认为有可能会用到的机场、港口和基地进行了改进。在最后战争日益临近的30天期间，我们开始公开将部队和航空母舰派遣到该地区。兵力集结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不断升级。
2003年1月，我们的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终于也准备就绪了。我们从2000年秋天就开始对此运筹帷幄，从2002年1月起就在不断建设前方的总部。弗兰克斯希望在适当的地方开展一些工作，就在我们的“责任区”里，成立一个机动的前方指挥总部，可以随时根据事件的发展，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要建立一个能在战争时期容纳1，500名中央司令部士兵及工作人员并为其提供生活与工作场所的大库房。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坦帕指挥伊拉克战争，但是这两者不可相提并论。与前线部队处于同一个时区，更加接近行动地点非常关键，这会让部队在心理上感觉你也是此次行动的部分参与者。
2003年2月，验收的时间到了。我携带一小批工作人员前往卡塔尔，去进行首次实地演练。当时，最终要容纳1，500名中央司令部工作人员的这个前方总部里已经来了150个人，总部里面已经装备了大量的纯平监视器、电脑以及作战及情报中心。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检验了所有的设备，通过与坦帕接通的演练以及模拟战斗检验了指挥台的性能。我们确认了一切运作正常，把所有的环节都疏通了一遍。我们不希望届时出现任何意外情况。凑巧的是，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翰·阿比扎伊德如今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卡塔尔基地度过的。
我于1月底回到坦帕，当时弗兰克斯正准备前往卡塔尔。如果我能自由选择的话，我宁愿在战争期间驻守在卡塔尔。弗兰克斯明白我的心思。但是，他也很清楚伊拉克战争联盟需要我。这个联盟是我一手建立的，是我将这些国家组织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将联盟的作战人员带到卡塔尔．但是大部分人仍将留守在坦帕。如果我去了卡塔尔，将对联盟不利，而我们绝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在弗兰克斯和阿比扎伊德都不在的时候，需要有人来负责管理留守坦帕的两千多人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每天下午向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国防部汇报。坦帕需要我，我很清楚这一点。于是，我再一次履行了一名优秀士兵应该履行的责任。
弗兰克斯离开之前，将我拉到一边。
“我很遗憾你不能和我一同去那边，”他说，“因为我们一起为此准备了两年的时间。”
“我也是这样想的。”
“如果遭到袭击，我们保留向伊拉克宣战的权利。”这是以色列官方对我们说的原话。
以色列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曾经遭到飞毛腿导弹的袭击，当时在美国的坚持下，他们没有进行还击。这一次，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伊拉克向他们开火，他们就要还以痛击。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以色列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英勇善战的人之一，但是一旦他们卷入进来，这场战争看上去就成了一场美国与以色列联合起来攻打伊拉克的战争。这会孤立我们所有的阿拉伯盟国，让我们失去该地区全部的基地。并将严重破坏我们此前付出的种种努力。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我们派一名欧洲司令部的三里级将军前往以色列，专门向他们强调了我们的这一立场。但是，会谈当天结束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还是要保留攻打他们的权利。”这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担心，也是我们必须尽早消灭部署在伊拉克西部的飞毛腿导弹的又一个原因。
为此，我们派遣了特种部队行动小组穿过了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之间无明显防御带的、漫长的、可渗透的边境线。他们一行共300人左右，全部装扮成伊拉克当地人。我们将他们又分成了更小的小分队，然后让他们分散到整个地区，这样就不可能有人识破他们是一支统一的地面攻击力量。我们知道飞毛腿导弹的大概位置，而且已经有一半的特种部队小分队进入了战斗位置，可以在时机到来时摧毁这些导弹。—枚飞毛腿导弹一旦接到命令，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发射，所以我们的部队届时必须采取迅速的行动。
另一半特种部队的小分队部署在伊拉克边境的岗哨附近。这里有一百多个哨所塔台，是萨达姆在西部的耳目。时间一到，特种部队就会将它们统统炸掉。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还在考虑应付所有的“万一”情况。我们确认了万一需要拦截飞毛腿导弹，那适当的空中防御系统是否全部准备就绪。我们还确认了自己是否在正确的基地上配备了足够的、适当的武器装置，以便和我们即将使用的飞机配套。另外还确认了所有的战斧式导弹发射器是否都部署在正确的位置上，是否可以按预期进行导弹发射。
我们还对目标清单进行了更新。和阿富汗不同，伊拉克存在大量的攻击目标。在清单的最上面有潜在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藏匿地点。我们不想对这些地点进行轰炸，因为这样容易导致毒气泄露，所以要按计划派遣地面部队来占领这些地点。我们还将目标瞄准了一切能够为武力系统提供能源的地方，比如向空中防御系统提供电力的发电厂。我们也不能将这些地方炸掉——我们必须用特殊的武器将它们击垮，确保它们只是暂时无法运转。我们的目标还包括情报和军事部门的总部、共和国卫队领导层所在地以及其他战略地点。“外科手术”是此次战役的关键词——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枚炸弹都能投到一栋特定建筑的一个特定的窗口里，丝毫不伤及该建筑的其余部分。
2003年2月27日，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宣布“伊拉克仍然没有致力于裁减军备”。此时，我们的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了伊拉克，而且我们也已经在该地区集结了大规模的部队——这样大规模的部队集结总是要授人以柄。每等待一天都是冒险。
2003年3月17日，布什向萨达姆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他48小时内和他的儿子离开伊拉克，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但有一个情况并不为世人所知，布什在发布了最后期限大约18个小时后，就召集了他所有的陆军、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的司令官以及弗兰克斯和我本人，召开了最后一次电视电话会议。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总统对我们每个人都逐个提出了同一个问题：
“你同意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吗？”
每个人的回答都是，“同意。”
总统在询问弗兰克斯之前，先问了我。“我同意，”我说。“我最感欣慰的是我们并没有丢掉阿富汗这个重心，也没有忘记反恐战争。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进入伊拉克了，但是我们也时刻准备着进入阿富汗。要是有人问起，我们可以说自己没有做任何有悖于阿富汗反恐战争的事情。”
这些都是事实，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媒体一直在谴责我们，称备战伊拉克等于是将本该用于反恐战争的资源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属实。阿富汗战争和反恐联盟丝毫没有受到妨碍。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我们攻打伊拉克的当天，我们还在阿富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时间上的安排纯属巧合。）
在电视电话会议即将结束时，布什总统神情非常抑郁。在那一刻，他作为总统表现得恰如其分，你可以看得出他在做出开战的决定时也并不轻松。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一向如此。但是我必须说，在我与布什总统打交道期间，他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果敢、坚强的人；有人声称他完全依赖于强大的内阁及顾问团，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我眼中所看到的他是一个处理事情庄重、果断的人，他能让每个人都产生亲和感，同时又能让所有人都明确一点：他是真正的统帅。一个对与会人员一无所知的人只要看一眼当时的情形就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给你指出“那个人就是总统”。
他在会议最后总结道：“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军队目前要去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你们获得了执行权。可以在指定时刻开战。”
可最终，开战时刻比我们预料的来得还要快。
48小时的最后通牒过去了40个小时，这时我接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从白宫局势研究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打来的紧急电话。同时在线的还有拉姆斯菲尔德、特纳特和弗兰克斯（他当时已经在卡塔尔的前方基地了）。特纳特那边有情报掌握了萨达姆及其儿子眼下就寝的地点。特纳特、拉姆斯菲尔德和迈尔斯向总统简要地汇报了情况，告诉总统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不行，”布什说。“我给了萨达姆48小时，我是个遵守诺言的人。我说给他48小时，他就有48小时的时间。”
其他人听了他的话都很震惊。难道布什要看着萨达姆及其儿子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放弃一次避免全面开战的大好机会，仅仅因为他要坚持言出必行的原则吗？这是一个人格面临考验的时刻。
特纳特、拉姆斯菲尔德和迈尔斯想知道，我们在48小时的界限过后是否仍然能对躲藏在那个掩体中的萨达姆及其儿子发起攻击。
“不能在白天发动打击，”弗兰克斯说。“风险太大了。我们也不能使用战斧式导弹——它们已经预先对准了其他目标。在最后时刻改变它们的瞄准位置会搅乱我们的防御计划。我们可以发动打击，但是需要使用F117隐形轰炸机。只有这种飞机才能携带穿透力如此巨大的钻地炸弹。”
“这会影响到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