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战斗者，每个人都曾经亲手杀50多人。这些人在理论上即将成为弗兰克斯将军地面部队的统帅。他们被带到了飞机上来。
弗兰克斯一上来便开门见山。
“这是作战计划，”他说。“你们提供军队。我来负责火力支援。美国会为你们的军队提供资金。我们会为你们以及你们的士兵提供武器和军饷，全部现金支付。”说完，弗兰克斯打了一个手势，中情局的特工随即掀开了一块布，布下面藏着一大堆现金，数量惊人。
阿富汗人看呆了。这的确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让哪怕一支美国军队来到地面作战所要付出的代价都要比这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选择太值了——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让成千上万名美国士兵免受伤害。
“这是给你们的，”弗兰克斯说。“如果你们成功地占领了马扎里沙里夫，还可以再得到这么多钱。”
阿富汗的将领们简单地咨询了几句。
“这些钱给我们个人是足够了。”他们说，“但是你们准备给我们的部队发多少钱呢？”
和许多阿富汗人一样，这些部落首领也都是讨价还价的高手。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弗兰克斯坚决不容许任何人和他讨价还价。
“放屁！”他说道。
说完，他站起身来，抓过一支雪茄，走到了飞机的尾部，来到飞机跑道上，点燃了雪茄，就站在那里抽了起来，背对着那些人。
5分钟过去了，接着又过去了10分钟、20分钟、30分钟。阿富汗的领导人们还在为何去何从争执不下。弗兰克斯是全世界最强硬的混蛋之一。他根本就不接受谈判——他们只能来到他面前，接受他的条件。
45分钟过去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走了出来，把一只手搭在了弗兰克斯的肩上。
“我想我们可以商量如何行动了。”他说。
弗兰克斯看着他，扔下手里的雪茄，转身回到了飞机里。
就这样，弗兰克斯完成了招兵买马的第一步。
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比作战指挥的系统性及统一性更为重要。如果弗兰克斯一开始就让那些部落的首领来压榨他，或者让他们控制了局面，那这场战争就彻底完了。弗兰克斯没有这么做，相反，他的立场很明确：你们必须遵循我的游戏规则，否则干脆别参与进来。
仅仅赢得北方联盟的合作是不够的。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和塔利班作战，但却从未取胜。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近距离的、配合默契的空中支援——战斗机、巡航导弹和轰炸机——同时提供地面支援，派遣我们的特种部队，明确我们的火力攻击目标，提供战略指挥援助，搜集情报，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扮演扣动扳机的角色。
我们还需要中央情报局的帮助，而弗兰克斯及我本人与乔治·特纳特的关系很好。特纳特是一个真正的、出色的合作伙伴，他对阿富汗简直了如指掌。他也希望参与此次行动，而且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是多么需要他，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有多么大的利用价值。中央情报局还掌握了许多“掠夺者”（全部是从国防部借来的无人驾驶飞机），可以发射“地狱火”导弹，而且中情局在地面上还有很多特工可以帮助我们做北方联盟的工作。
我们决定在每支北方联盟的军队中都同时插入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这样的配合方式前所未有，也是有史以来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第一次并肩作战，这是一个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而美国公众直到今天对此还不甚知情。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我们的许多地面部队将骑在马背上作战。阿富汗的山川地带缺少平整的道路，加之阿富汗是四面环山的内陆国家，很难将军备车辆输送进去，因此和“悍马”越野车（Humvee）相比，马匹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而且骑马作战可以让我们的人和北方联盟的士兵更能打成一片。有趣的是，在中央司令部我们还决定启用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来对这场战争进行监控：我们采用高科技的纯平等离子电视屏幕显示大部分主要军事装备传送的信息，同时接收价值数亿美元的无人驾驶飞机上安装的全球定位系统发出来的讯号。这场战争将是老式战争与新式战争、古战场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形式的战争。
2001年9月13日，我们又赢得了一场重大的政治胜利，北约同意为美国所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提供人力、设备和其他形式上的支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通往战争之路只剩下最后一站，而这是我们不很情愿，但又不得不经过的一站：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请示。
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军全军的统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则是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最主要的军事顾问，是军队中的高级官员。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职责是平衡军队各方的力量：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个军种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他们负责就作战计划提供客观公正的反馈意见，并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供建议，而主席则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直接的咨询意见。不过实际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个成员都是来为自己的军种争取利益的——为购买军需和武器以及为征兵和训练筹措资金。
弗兰克斯需要向他们做请示，因为中央司令部没有自己的部队：要想组织作战部队（除非是为完成某一次任务或战事进行小规模的人员轮换），中央司令部必须从其他军部“借”人。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挑战。我们希望能够迅速而且秘密地推动我们的阿富汗作战计划。弗兰克斯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前往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请示，这很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通常他们的会议室里都会有很多人，这意味着事情很可能会走漏风声。
对弗兰克斯来说，请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为了防止泄密，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已经得到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布什总统的批准。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却并不认为这种请示只是走过场。他们把这看做是一次对我们的作战计划提出批评的机会。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认为这个计划风险太大，太超乎常规；他们认为地面的作战部队太少了；认为我们过于信任北方联盟；认为我们计划提供的空中支援远远不够。此外，还有各个军种之间的摩擦与冲突。空军代表坚持认为应该由空军而不是海军来提供主要的轰炸支援。而海军坚持认为应该派遣更多的航空母舰。陆军则坚称我们需要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海军陆战队至少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配合的。）
其中有一个参谋长说：“启用地方叛军，仅仅配以特种部队、特工人员和火力支援，还从没有人打过这样的仗。你们提出的方案简直是前所未闻。”
“是我在打这场仗——不是你。”弗兰克斯说。
“我们认为这根本不可行。”
“胡说，”弗兰克斯站起身来答道。“这是我的计划。我为计划的实施负全责。”
说完，他扭头便走。
归根结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个成员都希望为自己的军种争得最大的利益，同时他们也确实希望按照他们的理解来保障国家的利益。而弗兰克斯想要的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国家的利益，根本不顾及哪个军种能从中得到好处，哪个军种得不到好处。弗兰克斯是我所见到的最能从“大局出发”的司令官之一；他从来没对自己的陆军给于特殊的照顾。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之所以如此直言不讳，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他们的新上司拉姆斯菲尔德留下一个好印象，让他注意到都有谁出席了这次会议，或者是为了在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保全自己。不过，拉姆斯菲尔德喜欢弗兰克斯提出的这个很特别、很刻薄的作战计划。他信任弗兰克斯。布什信任弗兰克斯。我们的计划不成问题。
当我们坐下来仔细查看地图的时候，首先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其他国家提供大量的帮助。我们需要借用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空；我们的海军航空母舰需要借用巴基斯坦的领海；我们需要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北方战线的地面军事基地，在巴基斯坦设立南方战线的军事基地；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这些周边国家驻扎空军及营救部队。而且我们还要封锁阿富汗边境，以防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出逃。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我们攻打阿富汗或者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介入会导致哪些国家的不满。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这一周边地区。中国和印度在周边国家中也有很大的军事影响力。我们必须让这几个国家的领导层确信，我们对他们的领土没有任何企图。
我们列出了一个需要与之沟通的大国名单，同时也列出了他们的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大使的名单。接着我们与国务院以及国防部密切合作，决定由谁来和谁沟通，具体该如何措辞。我们按照对方的级别决定哪些电话联络需要布什负责，哪些由切尼负责，哪些由鲍威尔负责，哪些由拉姆斯菲尔德负责，哪些由弗兰克斯负责，还有哪些由我来负责。
我的工作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内容就是负责在外交战线上赢得这些国家的合作。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和驻各国的大使以及使馆副馆长打交道。总的来说，我发觉美国的驻外大使都非常机智，略带自由主义倾向，而且都比较倾向于选择外交武器来解决问题。他们本质上就是做政治和外交工作的，因此在处理问题上武力解决永远不是他们的首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处理方式，有自己的职业规则。你要首先与他们电话联系，然后他们会与外国政府取得恰当的联系，安排恰当的时机让你与对方进行电话联络。恰当永远是关键。必须通过恰当的渠道，必须尊重外国政府的风俗习惯。而且他们总是要事先告诉你该如何与某些人打交道，告诉你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
9．11之后，美国上下都急于报复；许多人都觉得我们进攻阿富汗的步伐太慢了。我们在策划战争时的确是非常谨慎，但是面对进程缓慢、政治气息浓厚的外交事宜，我们决不能浪费时间。我们要立即提出请求，不能通过上百万正常的外交渠道，坐等对方的答复。我们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和我们要找的人直接沟通，立即得到对方的答复。对我们的大部分大使来说，这样的做事风格非常另类，让人吃惊。我会向他们致电，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和某一个外国部长、总统、酋长或恰当的首脑通话。我会让他们直接去找那个首脑，告诉对方两个小时之内他将与副总统切尼或者国务卿鲍咸尔通话，并准备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如使用飞机跑道、飞越领空、出入港口和借用公路、在机场加油、在机场和海港进行安全护卫以及协助空中防御等具体事务。
我们与需要进行通话的人通了话，得到了我们需要得到的答复，并完成了任务。我们的请求都得到了外国首脑的许可，尽管他们也都提出了交换条件：我们用金钱买到了我们在那些国家所需要的一切，有时候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此前一直没有的武器设备，而且往往要削减他们的部分债务。从金钱上看，这笔交易对他们非常有利，尽管有的国家因此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比如，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支持阿富汗战争的过程中就一直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我们还开始意识到，除了我们“责任区”内的国际合作之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我们此次在战争中面对的敌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中的敌人都有所不同；我们的敌人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小规模的秘密巢穴遍布世界各地。要很好地打击基地组织，我们就必须在世界各地同时向他们开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国际上的合作，帮助我们冻结其银行账户、没收其财产、封锁边境、共享情报，并与世界各地的警力展开合作。事实上，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一场战争，我们需要共同作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盟。
我们的许多盟友几乎同时纷纷向国务院致电，要为我们提供支援。最终，国务院的人把球踢给了我们：“有那么多人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该如何应付啊？”
对此，弗兰克斯毫不犹豫地说：“让他们直接来找中央司令部。把所有复杂的中间环节都免了。我们来接待他们。”
说完，弗兰克斯转身对我说，“你来处理吧。”
联盟就这样诞生了。
不出几个时辰，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的几位两星级及三星级将军就带着他们的随从人员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居住的房车，没过多久，中央司令部的停车场上就停了20辆房车。我们尽可能多地将手中的情报解密，这样他们就可以每天早上参加我们的汇报会了。
在阿富汗战争中，我们的盟国希望扮演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想让自己的军队参加地面战斗。这会为他们在国内赢得很好的支持；每个大国的政治家都想让自己的士兵参与一场民心所向的战争，以此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但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地面上布满了联军的部队。可他们却再三坚持。法国人尤其直言不讳，一再声称他们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较早地参与一场阿富汗地面战役。
“希拉克需要这些军队现在就出现在那里。”法国的军事联络官说。
“我们不想让任何不需要出现在那里的人出现在那里，”我回答道。“我们不想让任何人成为遭受攻击的目标。”
“我们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
“会满足你们的，但是要遵循我们的时间安排。我可以再看看，看看我们能不能在政治上助你们一臂之力，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你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俄罗斯很早就表示愿意支援我们；他们表示可以提供空中的军事侦察并派遣营救小组，还可以在阿富汗境内设立医院。我们对此很感激，但也很犹豫。我们知道俄罗斯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可能会引起阿富汗人对我们的反感，而且我们自己有高水平的侦察和营救行动小组，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工作。
每个人都想来帮忙，但是每个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