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晚上仍然是轰炸。就这样我们接连进行了五天的轰炸。当我们手中已经没有固定目标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轰炸“随机目标”。
与此同时，我们还空投了上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品。截至第二天，我们已经为饥饿的平民投放了210，000份定量食品。这种做法相当正确，因为大多数国际救援及慈善组织都已经在轰炸开始之前就撤离了阿富汗。英国人参与了我们的空中打击行动以及情报、监督、侦察和燃料补给行动。我们的轰炸行动为地面部队扫除了大量的障碍，在我们轰炸结束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已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的空袭使他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集结，也就无法对我们的地面部队发起反击。
不过，我们的空袭行动也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在第二天，一枚“杰达姆”（JDAM）联合制导炸弹意外地落入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居住区。这种炸弹非常精确，但是当你接连投下数百枚炸弹时，就难免会出现几次错过打击目标的情况。我们还把一枚上千磅的炸弹错投在喀布尔北部的一栋红十字会建筑上。该建筑遭到了严重的损坏，里面的小麦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彻底被毁。不过，这一次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事先已经让红十字会告诉我们他们的驻地位置都在什么地方，而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对此他们自己也承认了。）可奇怪的是，几天过后，我们又开始发动新一轮空袭，而这一次，由于我们的错误，炸弹再次击中了该建筑。出于某些原因，我们没有及时地把它从袭击目标的清单上抹掉。
战争中另一个复杂的情况就是战争开始前平民的大规模出逃。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天里，有100万阿富汗人逃离了自己的国家（几个星期前已经有50万人离开了家园）。对此我们早有准备，在私人志愿组织的协助下，我们提前在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设立了难民营，为难民们提供食品、住所以及医疗服务。不过，对我们的战斗机来说，要确认路上的平民是“友方”、保证他们免受伤害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此前没有袭击可疑的“奥萨玛”车队的原因），这些车队相对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要确认车里面的人却是相当大的挑战。
10月20日上午，美国特种部队与北方联盟会师，11月5日，他们开始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发起地面攻击。该城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象征性意义上．都是阿富汗北部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它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以南100英里处，是阿富汗北端最大的城市，而且是北方的道路交通中心。该城内的高速公路交错连接，分别通往西部的赫拉特（并通往伊朗）、东南部的喀布尔以及南部的坎大哈。早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这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我们能占领这座城市——而且是赶在阿富汗北部严寒的冬季来临之前迅速占领它——那我们就能拥有一条陆地通道，把食品、衣物和其他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送到平民手中，同时还可以向北方联盟运送军事补给与装备。
最为重要的是，占领马扎里沙里夫将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造成沉重的打击。如果我们能攻占该城，塔利班与北方的联系就会被切断。马扎里沙里夫战斗的胜利将对阿富汗战场以及阿富汗人造成极大的影响，自古以来阿富汗人在战争中就自动选择支持胜利者一方。而如果我们战败了，就意味着联军将被困在北方，整个北部战役将全面溃败。
北方联盟的杜斯塔姆将军是一个乌兹别克族人，曾经在马扎里沙里夫统治了十多年的时间，1998年被塔利班推翻。这是他的城市，他有充分的动力夺回自己的城池。
但是马扎里沙里夫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攻破的城市。它是一个军事重镇，四周环绕着层层的防御设施。攻到城市附近和攻占城市一样将经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役。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顽强的抵抗。在这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集结了他们最好的武器，最顽强的士兵。尤其是基地组织更是要死战到底。
另外，敌人的兵力是北方联盟的八倍。要攻打像马扎里沙里夫这样的城市，攻方的兵力应该至少是守方的三倍。一对一的比例都要输掉这场战役，而一对八的比例更是闻所未闻。不过，在这场战役中，我们主要依靠的还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和完全压倒对方的火力优势。不过，人力就是人力，地面作战的士兵仍然要以一对八。这显然会对整个局势造成一定的影响。马扎里沙里夫就是无法攻破。一连几天时间过去了，北方联盟的军队根本没法接近该城。他们每前进一英寸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战争显然陷入了僵局。结果，“持久自由行动”无法迅速开展；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晨，而且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似乎也是遥不可及。从几天到几个星期，如果不是我们接连发动空中轰炸，北方联盟很可能会被彻底击溃。
批评声蜂拥而至：退役的以及后方的将军、上校和中校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广播电视上——还有一些媒体人士与博学之士，其中有许多人完全没有实战经验——对战争进行评价和预测，而他们的观点大部分都建立在早已过时的或者错误的信息基础上。他们批评我们没有派美国部队参加地面战斗，没有动用大炮和坦克，没有按照另一种方式指挥这场战争。在我们中央司令部中，没有人指望战争会速战速决，但是媒体需要它速战速决，以求迅速满足大众的欲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量的时代，错误的信息四处可见。美国人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弗兰克斯是不是错了？
我们仍在坚持。而且我们知道北方联盟也会坚持下去的。他们很顽强也很忠诚（至少对付给他们大笔酬金的人是忠诚的），而且很快他们就会得到他们需要得到的支援。特种部队正在奔赴战场。
在阿富汗战争开战的第一天，我正坐着飞机前往埃及去指挥明星军事演习，说起来也真有趣，该演习经过了两年的策划，有25个国家的65，000名士兵参加，其规模远远超出了我们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此次出席演习行动的各国领导人比以往每一次都要多——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能完成这次演习。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
前来迎接我的是埃及的两星级将军侯赛因·阿明（Hussein Amin），也是我在埃及的副手。不过，我到埃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他为明星演习的联合指挥官。
阿明将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他有着灰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像电影明星埃尔罗·弗林（Errol Flynn），并且也很有一种明星气质。可他又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穆斯林．还能说一口漂亮的英文，在此后的三个星期里，我们每天要在一起呆上十个小时。我们每天都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共进午餐和晚餐。在明星演习结束后，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
阿明将军把他自己的那本《古兰经》送给了我。他说：“你对《古兰经》读得越多，对穆斯林人民理解得也就越探。”我每天晚上都要读一个小时，每天我们都会拿出两个小时来讨论我所读过的内容。他说得很对：当我们把经文从头到尾讨论过一次后，我对伊斯兰教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甚至对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国家也有了更好的认识。在我服役的这么多年当中，没有什么比这三个星期更能加深我对穆斯林文化以及“责任区”各国的理解。
明星演习的地点选在了埃及亚历山大市外围的穆巴拉克军事中心巨大的操练区上。参加演习的25个国家都带来了各自的坦克、大炮、攻击型直升机和战斗机。我们使用的是实弹——真正的子弹、真正的坦克弹药、真正的追击炮弹、真正的炸弹——因此绝对不允许出错。必须保证高度的协调性。在最初的两个星期里，每个国家都是分开训练，为最后的演练做热身，最后的演练将是一次大规模的、模仿地面战斗的联合演习。
明星演习在许多方面都大获成功。它使我们与“责任区”内的25个国家建立了非常亲善的关系，他们对我们投入大量精力来帮助他们深表感激，而且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遭到排斥。演习还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树立起了强大的形象。我们还成功地将9，000名士兵秘密送抵阿富汗地区。
我从明星演习的战场上归来，一下飞机就径直前往中央司令部。我刚回来40分钟，弗兰克斯就从后门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办公室与副司令办公室之间有一条秘密通道。）
“我收到了许多有关明星演习如何成功的报告，和你说都说不完，”他说。”谢谢你。你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我很惊讶。在我和弗兰克斯相识的岁月里，他从来就没这样夸赞过我。我想他终于明白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忠心耿耿，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到哪里去。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变了：我们成了朋友，而他对我也给予了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信任。但是，和往常一样，在中央司令部里美好的时光总是长不了。我重返中央司令部使弗兰克斯终于有机会离开了。我的椅子还没坐热，他就告诉我，他要飞往中东了。
他突然提出：“从现在开始，你要每天上下午向国防部长汇报，直到我回来为止。”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只说过几次话，也根本不知道他想从弗兰克斯那里了解哪些情况。我离开了三个星期；还没准备好在几个小时后就向部长做工作汇报。
“这也太快了，我还没准备好。”我对弗兰克斯说。
“别瞎说了，”他答道。“你肯定能行。加把劲，海军战士。”
不用说，我第一次向拉姆斯菲尔德汇报情况时，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
电话线上有拉姆斯菲尔德、新上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缎空军将军里查德·迈尔斯以及新上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皮特·佩斯（Pete Pace），他刚巧是我在海军学院的老同学。
我要汇报情况的时间长达40分钟。
“好吧，”拉姆斯菲尔德说，“你现在有两分钟的时间。”
“先生，两分钟绝对不够，”我说。
“你正在浪费时间。”
我开始忙不迭地背诵前一天发生的主要情况。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通常不这么汇报情况。”
“这是我得到的情报，先生。”
“好吧，接着说。”
我又接着汇报起来。
“说快点，”他说。
我加快了速度。
“慢点，”他说。
十分钟过后，我已经开始出汗了，我说：“先生，我记得你说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需要掌握更多的情况。”
我继续汇报。
“你的动词哪去了？”他问道。
“什么？”
“我听你上句话里根本没有动词。你和我说话的时候，要说完整。”
就这样我不断继续。汇报刚一结束，我的电话就响了。是佩斯。
“汇报不太顺利啊。”他说，很显然他觉得刚才那一幕很滑稽。
“该死，是不顺利。”
“我告诉你部长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向他做汇报，说得要再慢点，只向他汇报备忘录里没有的东西就行了——他自己已经读过备忘录了。只汇报你认为有必要告诉总统的情况，而且在他询问某些问题的时候，只汇报细节问题。如果你是在早上7点前向他汇报，而他表现得不太耐烦，就说明他在赶时间，因为总统让他做一次早汇报。他要根据你的汇报向总统做汇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感觉糟糕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刚开始做事的时候如此不得心应手。但是我从最初的糟糕状态中走了出来，并且和拉姆斯菲尔德建立了稳固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此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至少要通一次电话。
到11月初，我们的部队才刚刚抵达阿富汗。攻占马扎里沙里夫的时间到了。我们派往马扎里沙里夫的特种部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是为高原作战精选出来的，他们都能在海拔10，000米的地带作战。在这样的纬度上，人很快就会缺氧。空气比较稀薄。我们的直升机在这个纬度几乎无法运转，而且飞机在降落时非常容易坠毁。此外该地区像冰窖一样寒冷。不出几个星期，山区的气温就会降到华氏零下50度。
我们派出去的都是5人或12人的行动小组，身着御寒制服——把我们自己的制服和阿富汗部落制服结合起来。我们希望他们看上去和北方联盟的兄弟部队没什么两样，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一起骑马作战——我们甚至让自己的士兵也留起了大胡子。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分彼此了。
我们进入阿富汗作战最害怕的问题之一就是遭遇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袭击。我们认为塔利班很可能拥有化学武器（事后我们找到了他们试图制造这些武器的证据）。我们还认为他们拥有生物武器，而且不排除他们拥有“脏弹”的可能。我们所有的士兵都携带着防化制服与防毒面具，以备不时之需。
惟独马这个问题让人头疼。
最初我们的特种部队在那里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不是崎岖的山地，不是化学武器，也不是过高的海拔——而是学习如何骑马。我们没有特意挑选马术精英来参加特种部队，这个条件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我们只能从现有的人员中进行选拔，另外我们也没有时间对我们的小伙子们进行马术训练。他们只能自学，同时向阿富汗人学习。
可是不行。阿富汗的马鞍太差劲了，我们特别需要能走远道的马鞍。后来我们在澳大利亚找到了这种马鞍，从那里搜集到100个，通过船只运到了阿富汗。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骑了一两天的马后，我们的士兵得了严重的肌肉酸痛症，几乎无法正常行走。
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运去了100瓶凡士林。但是在阿富汗，地面上都是细沙，而且被吹得到处都是；这些细沙一直飘在空中，弄得你从头到脚都是沙子。这种细沙会粘到凡士林上，越积越多；结果涂抹凡士林不仅于事无补，而且由于吸附着沙子，凡士林几乎变成了砂纸。士兵的腿都被擦伤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皮裤，像西部牛仔那样的装束。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为他们量身定做。于是我们决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