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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得意弟子李济称道：“孟真先生对民族问题所持的观点，自然不为某些‘为学问而学问’的民族学者所同意，但如果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演进历史稍有认识的话，便知道孟真先生的见解，实在是不易之论。而他在信中所流露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苦心，更当为我们所体会。”
5 促蒋摒除伪教职员、检举汉奸
傅斯年一生最痛恨汉奸，他教育下一代也是最重视忠与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爱国教育”。
他在北京教书时，偶而回李庄小住，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少又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他在烛光下，
为儿子傅仁轨写了一横幅，写的是《正气歌》、《衣带赞》和几首其他的诗。当时傅仁轨不过八岁，是看不懂这些诗的，但傅在跋中说出了写此横幅的用意：
为仁轨儿书文文山先生《正气歌》、《衣带赞》，并以先生他诗补余幅。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明末诸臣，孟真先生似乎最尊重黄道周，他本人也有若干地方与黄道周相似。他有一个卷宗，里面藏着黄道周的书画照片。孟真先生送给挚友黄季陆一部《黄石斋集》，以示勉励，可惜黄未能好好地读。
黄说傅斯年最瞧不起的，要算是钱谦益。1931年5月，他在钱的《牧斋有学集》的封面上题了如下几句话：
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卅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
这几句话对钱来说，黄季陆觉得是公允的。
明末遗老中，孟真先生对顾炎武是景仰的，但对与顾齐名的黄宗羲颇多讥责。他在黄的《明夷待访录》中批了许多话，认为黄有逢迎满人的意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孟真先生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抗战期间，政府把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迁设昆明，继续上课。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三个大学迁回平津。数千学生和庞大校产的长途迁移，其困难自可想见。但北大比起清华、南开，更多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当平津沦陷期间，敌伪在北平的北大旧址，另设了一个伪北大。抗战胜利后，伪北大尚有员生数千人，无法安置。
教育部乃在当时的北平设立补习班，由陈雪屏先生主持，收容伪北大学生，并征调一批伪教职员暂时维持课业，徐求解决的办法。但这批伪教职员，组成团体，到处请愿，要求北大迁回后继续留用。加以若干当时北平的中央大员往往对伪教职员滥示同情以市惠，因此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
原来这些人以老北大自居，傅斯年坚持民族大义，并维护北大光荣传统，于1945年10月在重庆发表声明，说北京大学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2月，他在重庆再度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员的决心。声明的要点是：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
二、朱部长（骝先）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敌伪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
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
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的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他并且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责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不能做到这一步，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他又说：“青年无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持之，予以就学便利。其实在校学生当以求学问为第一，教授的好坏与学生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的北大明夏就要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最后他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要说的！”
孟真先生的两次声明，在当时的北平引起甚大的震动。伪教职员以罢课为要挟，不承认“征调”，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闹得乌烟瘴气。伪北大教授容庚在报端发表致傅斯年先生的公开信，为伪员辩护。容庚的话虽然荒唐可笑，但在伪教职员看来，则是至理名言，同时也颇能博得一般不明大义的人的同情。
在这种情形下，孟真先生想贯彻他的主张，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凭借勇气和毅力，加以国民党政府的坚决支持，终能使北大在北平顺利复课。
原来伪北大的学生，经过甄试，有一部分进入北大，继续求学。至于伪教职员，则始终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1946年春，蒋介石到北平，傅斯年先生陪他游文丞相（天祥）祠，并在祠中正殿的“万古纲常”匾额下，共摄一影。
这等于告诉北方的伪员汉奸们，蒋重视民族气节，对背叛国家的人是不会轻恕的。而这件事也给予孟真先生一种精神上很大的支持。
至于惩治汉奸，傅斯年也主张从严从重。
当时的北平是北方汉奸的渊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虽曾在北平逮捕大批汉奸，但其狡黠者，往往假造证据，自称曾参与地下工作，于国有功。甚至少数不肖的政府官吏，也为他们说情。因此国民党政府对汉奸的处置，有些地方不能令人满意。例如伪北京大学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而河北高等法院判决其无罪，以致與论哗然。孟真先生乃于1946年7月，找出鲍的四项罪行的证据，向河北高等法院提出抗告。并于同月17日致函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先生，说明他对审判鲍鉴清及巨奸王荫泰等的意见，原信如下：
冠生先生部长左右：
关于北平汉奸惩治事件，有三事不获已上陈，敬乞台察。
一、报载伪北京大学校长鲍鉴清在河北高院判决无罪，至堪骇异。查鲍逆神通广大，早经保释，今复判决无罪，实留学术界莫大之隐患。该逆在伪职任内，勾结日寇，在伪校遍布日本顾问及特务，以实行奴化政策，何得无罪？北平情形特殊，汉奸势力不小。此案仍待最高法院覆判，拟请大部依据成例，提来首都覆审，以正是非，而申国纪。否则“无罪”之例一开，后患不堪设想矣。除呈最高法院外，谨此奉陈。
二、巨奸王荫泰正在苏高审判，该逆逢迎日寇意指，挤走其前任而代之，变本加厉，即以献粮献物资为约。在其任内，剥削华北民食，使人吃“混合面”。更大搜五金，故宫铜缸、历史博物馆古炮皆彼搜罗，献出凡数百万斤。故王逆揖唐、王逆克敏之罪恶，尚不足以比之。拟请大部特予注意，尽法惩治，以申华北人民之愤。
三、文化汉奸钱稻荪在北平有特殊势力，似可一并调京审讯。
以上各事，关系国法人纪，故敢负责上陈，敬乞采纳，至荷。
其后鲍鉴清由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官审请再审，结果如何，现无实据可查。王荫泰似乎被判重刑，但未处死。钱稻荪被处何刑，亦已不复记忆。此外，孟真先生对伪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的无罪判决，也曾公开表示不满。据说张曾为国民党政府做地下工作，因而将功折罪。但孟真先生认为张在华北的罪行，仅次于三王（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即使有此地下工作一说，亦只能据以减刑，而不能全部免罪。张如不绳之以法，其他汉奸均可不予治罪。
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孟真先生对伪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虽是句玩笑话，却颇能传神。这自然得罪了许多人，但他不顾一切。他曾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做乡愿！”
“不做乡愿！”实在是今日每个读书人所应牢记的一句话！
傅斯年自1938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前后八年连任四届，每次发言建议，均以促请国民党政府整刷政风为主，对政要孔祥熙尤多质询。1945年7月，中央银行国库局发生重大舞弊案，傅斯年慷慨陈词，力主严办。
正如傅斯年当时申言：“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同时，傅斯年在参政会竭力反对违背科学的提案，如维护中医案等与守旧分子争论亦然，几至与原提案人孔庚勋动武。傅斯年在当时的北平，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优良传统，对排除伪北大教职员及整顿校风纪律，毫不胆怯，同时更将北大原有的文、理、法三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学院。
6 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忧伤之余，尝为台大教授黄得时书一短幅，曰“归骨于田横之岛”。又题诗赠台北市大陆书店主人张紫树云：“忆昔两京栖迟日，麻纱卷子进婆娑。今来海上充祭酒，瀛珠一见哲网罗。紫树善贾兼善识，论品评直常切磋。祝君泛海求奇本，筑室以藏山之阿。”更告诫其胞侄傅乐成云：“今后不要再想以往的生活，我们到台湾后，要准备过苦工甚至奴隶的生活。”其志节清高及寄望将来的心意由此可见。
如前所述，台湾大学前身为日本人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一切规章均循日制。抗战胜利后，台北帝国大学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为时不过三年，一切多仍按旧章。傅斯年受命于危乱之际，以维护中国学术传统为己任，以改革台大旧制，使其适合中国大学制度为急务。添置图书仪器、增建教室宿舍、延聘教授名师、改革附属医院、严格执行入学考试等，新政次第施行。
傅斯年更注意对学生的“性品教育”，以“不扯谎”训诸生。傅斯年以为“这是性品教育的发轨。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做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
傅斯年生平最痛恨贪污，不幸台大总务长余又荪未恪尽职守，以致发生职员杨如萍窃案。傅对台湾事务、校务精神上已负很多的创伤，傅为处理杨案，重要公文均亲自撰拟，文稿有长达万字以上的。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傅斯年久患高血压病自更难支持。不久便辞世了。
对于傅斯年一生之评述，正如叶公超挽联所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史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常存。”
望之俨然的老“国师”，生活中的平民风度却让人意想不到。
由于他攻击孔祥熙、攻击宋子文，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很容易使人想象他是个威严不可亲近的人。其实恰恰相反。他对于阔官大佬，虽然常常不客气，但他对于低级职员、学生、工友，是那么和蔼可亲，真够得上说是“温润如玉”。他完全是书生本色，绝没有什么阔人习气。
他经常和他的汽车司机下棋，有时独自跑到宁波路，花上两元钱，蹲在路旁客客气气地向摆棋式的人请教。他往往亲自跑到学校的合作社里买面包吃，碰到学生，有时被敲竹杠而以面包请客。
傅先生是一个不拘行迹的人，和他严肃的外型恰恰相反。1949年1月，他接任台大校长以后，住在福州街校长宿舍，晚饭过后，常常到南昌街一带散步，许多商店的老板和店员们都认得这位魁梧胖人是大学“总长”（校长），对他非常尊敬。
提起他们对台大校长的尊敬，却有其传统性，因为日据时代，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的“总长”和当时的“台湾总督”的身价是相等的，所以他们尊敬“台湾总督”，当然也就尊敬大学的“总长”。
听说日据时代，人们走经“总督府”的门前都要行礼，我没有亲眼看到，不敢确信。但他的侄子傅乐成回忆，在1949年1月到台湾大学以后，却发现有人走经校长室门前时，尽管屋里面没有人，也要双手捬膝，向大门鞠了九十度的一躬，傅乐成感慨说：“这样隆重的敬礼，当时我每天可以看到很多次数，但很快地便又消失了这种尊敬的表示。”
大家对这位胖校长如此地尊敬，可是傅先生从来不摆架子，乐于和他们接近，所以南昌街两家书店的老板成了他的朋友，同时他也就是这两家书店的好主顾。宁波西街夜市的馄饨摊子，他常常去光顾。路旁摆棋的地摊，也能常常看见他的身影。由于傅先生一向喜欢下象棋，他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