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未能实施，后来研议中的《人口政策纲领草案》也没有了下文。
1949年，由于大陆局势逆转，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当时约有百万军民随同移入台湾，对于台湾往后的各项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但是准备“反攻大陆”的政策优先，兵源要获得保障，“节育”显然没有必要。
3 节育运动之争
作为同样姓蒋的同宗与同乡，蒋梦麟与蒋介石有着极为不寻常的关系。据说，蒋梦麟曾开蒋介石的玩笑说，在当年中国，有两个“蒋校长”，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马路消息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蒋校长”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蒋梦麟是蒋介石特请来整顿全国教育的。20世纪20年代末，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买卖文凭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
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称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了滥设大学及以教育为名而牟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蒋介石在教育上也十分支持蒋梦麟，只是面对节育，蒋政权不敢面对现实，却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上面，虽然有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呼吁和支持节育，但仍然无济于事。反对派说，主张节育的人是失败主义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刚出生的婴儿上，认为二十年后，这批后代将为他们执干戈而“反攻大陆”。
“台湾何须节育，‘反攻大陆’后，有的是广大天地足够发展！”这是保守派最振振有词的一句话。
上述“反共教条”，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在预备军官考试前都会重出江湖，纠缠役男，明知毫无学理根据，大学男生只能寻章摘句挑被指定的教科书中的“奇言”来苦中作乐，平日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全被撇到一边，否则“答错”试题只有去当大头兵的份了。
冷战时期的台湾人口政策明显处于观望和酝酿期，也可以说是停滞期。当时政事、社会、舆论界、民意代表等夙具盛名的领导阶层，仍普遍对于节育存有敏感而视之为一项禁忌，不愿碰触，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家庭计划尚无发展空间。
当时，专家与民意代表之间辩论人口问题转趋激烈。无论台北的议事机构，或台湾法律主管部门，甚至于台湾监察主管部门，都不时有热烈的争论。有人要求台湾行政当局正视现实，早日制定人口政策；有人从传统伦理观念、道德、宗教、“国父遗教”、防务需要、民族发展等种种不同的角度，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蒋梦麟面对的是以两蒋为后盾的所谓的“卫道之士”及“爱台者”。
当时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庞大的军队组织，一是激增的人口。这是不负责任的蒋政权在“反攻大陆”的虚伪号召下自我毁灭的陷阱。因为节育会影响兵源，会影响“反攻大陆”，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没人敢反对。这就是国民党反对节育的最大理由。
根据蒋政权的年度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80％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20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粮食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他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账；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资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果，影响所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尤以农村的情形最为恶劣。台湾的劳动人口约有400万人，而失业人口至少在100万人以上，约占劳动人口的1/4。每平方千米的耕地，要挤1230人。受良好教育的优秀青年迫不得已，纷纷离台，每年都在1000人以上。
翻开台湾人口史，台湾光复之后，人口加速度增长，除了1939—1940年的大量难民潮移入之外，台籍日本兵自海外复员回来后人口就大幅增加。据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人口增加速度达最高峰，同一年的粗出生率为46。6‰，粗死亡率为9。9‰，翌年起逐渐下降，再到自然增加率降到2。1‰。
台湾地区人口数，在1946年底为609万人，1949年增为740万人（且不包括现役军人在内），粗出生率因战后婴儿潮年年增高，达42‰以上。在台的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鉴于台湾地区人口增加速度太快，曾发行以提倡安全期为方法的家庭计划的小册子《幸福家庭》100万本。
唯因当时舆论反应不佳，有人上书两蒋，诬蔑这项行动是共产党用来削弱军队实力的阴谋。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这项计划于是就停止了。
1954年以后，台湾地区由于人口压力日趋沉重，引起社会大众及媒体的关注与讨论。加上1955年稻米因天旱而减产，终于引起民意代表对政府应否确定人口政策与节育的广泛探讨。当时的省政府主席严家淦对此一问题审慎地答复称：“限制生育或准予堕胎一事，正反意见纷陈，未敢遽下判断；而且此事系全台政策，应报请高层核办。”
严家淦私下是赞成节育的，但是依照当时法令，并无有关限制生育的规定，省政府恐怕暂时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如果由人民团体自动地推行所谓“家庭计划”，在法律上亦无不妥之处。这可以说是台北行政当局一把手首次对人口政策及家庭计划问题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但是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确保兵源，于1955年12月指示台湾行政当局及台北市政府尽快准备举行人口普查。台北市政府于是在1956年9月16日举行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次户口普查。1956年10月31日台北市政府公布普查的初步统计结果，台闽地区共查得9874454人，除外国人3113人、金马地区56349人及其他人口506793人（无户籍军人、服义务兵役的充员战士、驻外人员及其眷属）外，居住台湾省的常住人口计有9308199人。
再就台湾省籍人数、外省籍人数及上面的人口总数予以比较，人口漏记、未登记等情形，并不如外界想象之甚。因此，户籍登记的人口统计尚可信赖。但户口普查的结果，发现从1946年至1956年的十年间，每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44‰，可在十六年之内，使人口增加一倍。
台湾在1950年时，由于战后婴儿潮，加上当时政治情势以“反攻大陆”为主，鼓励生育，当时的总生育率曾经高达7人，也就是平均一位妇女一生生产7胎。根据1965年联合国人口评鉴，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生育率是世界第一。
若仅以调查标准时间以前的一年内计算，人口自然增加率约35‰。若按此增长率推算，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数可在二十年后便要增加一倍，比蒋梦麟原来估计二十四年后增加一倍还要快得多。台湾的人口问题已确实越来越严重了。
4 为节育运动的开展而努力
蒋梦麟早在1951年就发表了《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和《土地问题与人口》两文。中国的古训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后他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都提到人口问题，并邀请美国人口专家赴台演讲。
台湾家庭计划的实施来自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之大力推动。农复会成立于1948年，前身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成立的依据为美国《援华法案》之《中美合作复兴中国农村》专条六。成立之初，中国方面由蒋介石任命蒋梦麟、晏阳初及沈宗瀚三位委员，美国总统则任命两位委员，委员们选举蒋梦麟先生为主任委员，农复会的组织
与工作方针由中美五位委员共同商议决定，所录用的工作人员都是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的科技人才。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农复会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从事台湾农村复兴工作。
早在1950年12月，农复会美籍委员贝克博士应邀参加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九次座谈会，发表“人口与生产的平衡”演讲，指出台湾的人口增长过于迅速，应即采取无痛苦的节制生育法予以控制，这比历史上借天灾人祸以减少人口的方法要好，同时呼吁国民党政府应尽早准备实施。
然而，座谈会主席朱家骅却在开会致词及结束讲话中，强调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在于生产方法落后，因此改良农业、发展工业、开垦土地等，方是正确的解决方法。
朱家骅是曾亲聆孙中山教诲的国民党先进，他的异议成为此后许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由来反对蒋梦麟推行节育政策的先声，而蒋氏父子的态度又是朱家骅最大的靠山，蒋梦麟这场硬仗难打，不言自明。
所以贝克虽是美国人，有美援做靠山，但是演讲所获得的反应，竟然是反对多于赞成。有人表示异议，亦有人觉得贝克对台湾的人口预测，其据以立论的资料准确性有问题。
由于朱家骅的异议壮了许多保守人士的胆，众多保守人士以违反“国父遗教”为理由，反对台湾当局施行人口政策，这让改革派人心惶惶，溃不成军，大多噤若寒蝉，怕被扣上“共产党同路人”的红帽子，一不小心就被拉去枪毙。
但是有人不怕，他开启了公开向保守派开第一枪的先声。他就是时任农复会主任委员的蒋梦麟，他不惧杀头，公开地呼吁节育，是真正有影响力的推手。
当时农村复兴委员会印发的《幸福家庭》小册子，虽然遭受舆论反应不佳而归于失败，但是蒋梦麟并不气馁，屡败屡战，首先赢得了本省籍专家学者的尊敬。
当年蒋梦麟在文章发表后的二十天内，报纸发表社论或专栏予以评述者，中文就有16篇，英文也有5篇。大多数人认为台湾人口压力日益严重，生育子女太多，不仅对母体健康有很大的妨害，且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对节育运动表示赞成。
《“中央”日报》4月18日发表了三位妇产科教授专家的意见《节育与避孕——几位妇产科专家的意见》，台大医院副院长邱仕荣、魏炳炎及省立台北医院副院长徐千田，都从医学的立场，指出适当的节育是必要的。因为生育子女太多，非但对母体健康有很大的妨害，又因母亲不能尽心抚育，而有营养不足、发育不全的情事。这三位妇产科医师一致认为与其在怀孕后打胎，则远不如事前避孕对妇女有利。同时指出，避孕的方法很多，而且多半简单易行。对于节制生育，三位医师都认为有其必要，最好能设立一个机构，予以节育指导，视其环境、条件，告知最有效的节育方法。此外，台北市政府一把手周至柔也在台北议事机构报告“人口的严重威胁”。
除各报社论外，其他社会舆论反应也极为热烈，学术界、广播界、医学界、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以及天主教的神父们都纷纷表示他们的意见，情况之热烈前所未有，影响非常深远。
蒋梦麟提倡节育可说是救了台湾，没有他的坚持，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他的理论很容易懂，他常常写文章提倡节育，以他的声望与较长的年纪，攻击他所主张的家庭计划的人比较谨慎，不敢贸然提出反对意见。
主持农复会的蒋梦麟仍坚持认为人口快速膨胀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乃于1951年7月8日在《新生报》发表《土地问题与人口》，8月22日发表《再论土地与人口问题》，1952年8月于《土地改革月刊》发表《台湾三七五减租成功因素及限田政策实施后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公开主张节制生育。
这三篇论著的要点是：由中国历代土地与人口消长的关系，强调中国耕地面积甚为不够，人民生活水平自然低下；节育并不等于减少人口，而是要使人口与土地保持适当的比例，以便能作合理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依据过去的人口资料，预估台湾人口将于二十四年后再增加一倍，如不加以有效控制，人口问题必将愈来愈严重。
蒋氏在教育界及学术界夙有崇高的地位与知名度，且其领导着对于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极具关系的农复会，所以这三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许多专家学者如全汉昇、鲍事国、萧铮、黄钟、周一夔、何举帆等纷纷为文响应。尤其以社会学者龙冠海教授的态度最为积极，他希望政府迅速成立人口研究委员会以研究人口问题，以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并主张尽早进行人口普查，制订人口政策。
1954年，在本省籍专家学者及洋人支持下的台湾家庭计划协会获准成立之后，开始在中南部渔村散发宣传节育之小册子。农复会以“减少无谓死亡”为由，补助该会台币41900元，协助生育指导工作。但是这一行动立刻遭到诸如“美国人干涉中国人生孩子”、“本省人不支持‘反攻大陆’”之类的批评与指责，甚至告到法院里。
在这一时期中，陈诚、黄季陆等虽然在公开演讲中承认了台湾人口问题严重，但在禁忌时期，他们仍把解决台湾人口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反攻大陆”的早日成功之上。唯有当时担任台湾地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台湾信托局局长的尹仲容，赞同蒋氏倡导节制生育的意见。
随后，台湾行政当局主计长庞松舟于1957年3月在中国粮政学会第五届年会中，以“台湾人口”为题发表演讲。他明确地主张：应提倡节育、奖励移民、限制移入、积极增产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