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台湾行政当局主计长庞松舟于1957年3月在中国粮政学会第五届年会中，以“台湾人口”为题发表演讲。他明确地主张：应提倡节育、奖励移民、限制移入、积极增产等手段，来补救因人口日益增加而产生的粮食不足等难题。他成为台湾地区高层中继蒋梦麟、尹仲容之后，公开表示节制人口的第三人。
蒋梦麟只得到区区的几个幕僚、部下、友人的支持，但是他不气馁。他于1959年4月13日在记者会上再次敲响警钟，发表了“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的演讲。他指出，台湾省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人口，每年消费一个尚未完工的石门水库所能生产的粮食。
这篇人口宣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意见虽然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从速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反对的人也不少，有的措词用语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他在记者会上声明：“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国民党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国民党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他为了台湾地区人民的长远利益，义无反顾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
就在蒋梦麟大声疾呼节育的时候，他的老友山额夫人又到香港宣扬节育的重要性，她晚年曾有一次访台的机会，写信询问好友蒋梦麟先生的意见，却为蒋先生所婉拒。蒋先生担心她的名气太大，树大招风，怕她访台会为节育运动带来阻碍，故不得已婉拒了。他说：“如果你不来台湾，我们这里或许还可以无阻地推行节育，我们也正在台湾沉默地做这件事；如果你来了，因为你的名气太大，成了众人注意的目标，或许反而会引起困难。”
蒋梦麟先生当时正在台湾提倡节育，这可是提着脑袋干的事，因为若干“忧台忧民”的有力人士大表反对。反对者坚持认为，增加人口等于增加实力，这一点，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阐述甚明。提倡节育就是违反“国父遗教”，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严重的罪名。
再说，“反攻大陆”需要“兵源”。还有人不了解避孕的原理，竟认为那是把已受精的胚胎杀死，等于杀人，尤其是宗教界反对杀生，因而反对。所以，在他们看来，提倡节育简直是在搞亡台灭种。幸好，蒋梦麟先生本身是国民党政府元老，算是有分量的人，换作别人，如此“居心叵测”，恐怕早已被人灭掉了。
但是蒋梦麟不顾劝阻，毅然决然地发起家庭计划，并落实试办实验期。首先推行“孕前卫生”，
但一提出就遭到反对。1957年新上任的省主席周至柔表示，“解决人口增加的压力，力求繁荣社会经济；限制生育问题，省政府决不予考虑”。所以对家庭计划的提倡，“当时舆论反映不佳，甚至于有人上书台湾行政当局，指控这项行动是共产党用来削弱军队实力的阴谋”。
对于蒋梦麟的节育主张，当时也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各方所宣称的台湾人口自然增加率（单纯因为出生与死亡所造成的人口变动率）为35‰是错误的，那是将战后祖国大陆来台人数也并入计算所致，实际约为24‰；还有各方所宣传的台湾农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6个小孩，却不查当时婴幼儿死亡率仍相当高——根据研究，生育6个小孩，只有4个会长大成人。
而当以“限制人口增长”为节育理由时，却没有人可以回答某时某地的人口该有多少，且为什么15‰的人口增长率就是适合的。当以“提高生活水平、减少经济负担、增加民众储蓄”为节育理由时，却不愿意了解人力资源的创造性。
这些争论、这些攻防论战之后，蒋梦麟不忧不惧，知难而进，他改为成立与补助民间机构——中国家庭计划协会。又为了避免反对者的口实，他把人口问题当成“卫生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来处理。最后省主席同意在农复会提供经费的支持下，由卫生机构负起指导计划生育知识之工作。
将人口问题转为“卫生”问题，最后又转为补助“家庭主妇卫生教育工作”，实施“孕前卫生教育”，名目繁多，为的就是要节育的工作，能够在敌对的主流论述与权力结构中存活下去。
但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后，人口增长世界第一，这段时间自大陆迁来台湾的人口达64万人。据1956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其中男性刚好是女性的两倍。专家学者还未看到人口膨胀的危机，蒋梦麟已经看到了，但是当时的学界还不觉得危险。
经济学家张果为所编的《台湾经济发展》一书有如下的叙述：“大陆迁台人口以男性居绝大多数，彼等独自来台或追随国民党政府来台从事建设开发，多数为年轻力壮的劳动生产人口，且多具备谋生之技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此类人口发挥极大的作用。”他就不认为人口过多。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大陆迁台的人数并非造成台湾人口激增的原因，那么何以到1964年台湾人口会倍增至1233万人？“中研院”院士于宗先表示，任何一个国家战后，一定会生出许多孩子，美国的战后婴儿潮也是如此。1945年底，日本投降，有些人从南洋回来了、复员了，生了许多孩子，加上自大陆败退来台的年轻人慢慢和当地人结婚，因此在这一段期间，台湾人口快速增长，并非节育不力所致。
《台湾省通志》在纪录这一段历史时指出：“这段时间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3。21％，高占世界第一位，比美国的1。4％、日本的0。96％、西德的0。63％，超出甚多，主因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卫生进步、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反而肯定了人多的好处。
但事实上，台湾每年出生的人数都超过40万人，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国民党政府在教育、卫生、粮食各方面的支出也快速增加，形成不小的压力。
对于那个时期台湾人口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中研院”院士胡胜正指出，人口过多是危机也是转机，当时台湾有近1/2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相关行业，但由于人口增长仍旧高于食物成长，农复会主委蒋梦麟甘冒大不韪，倡议节育。胡胜正说：“‘国父遗教’认为人口必须增长，讲节育是违反了民族主义的，但是蒋梦麟等人持续倡议，最后国民党政府实施家庭计划，透过卫生推行避孕，发放《幸福家庭手册》，台湾人口增长率才开始下降。”
在这个阶段中，最关键性的成就是，蒋梦麟与许世巨面见省主席周至柔，举行过非正式会谈，说服他以“孕前卫生教育”名义推动节育，“因为每年约40万名婴儿出生，在首批加入军队之前的二十年内，将大量消耗我们用作工业建设的有限资源，何况到那时候人口势必倍增，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的情形将难以克服。此乃亲痛仇快之事”。
换言之，节育才可真正达到“富台强兵”的目的。周至柔的发言乃从1958年的“限制生育问题，省政府决不予考虑”，转变为1959年的“人口增加的压力，在在严重威胁我们建设所得的成果”。尔后台湾省卫生处将节育工作纳入“妇幼卫生”范围内，指定台湾省妇幼卫生研究所负责承办，家庭计划因此得以在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的默许下，进入实验期。
虽然有了进展，但是不能保证行得通，高层的态度还在犹疑之间。
5 蒋介石的态度
坦白地说，蒋氏父子与毛泽东其实都不怎么懂经济，更不懂人口学。毛泽东与马寅初（曾任北大校长）关于人口的辩论是一例。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又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反驳马寅初的人口控制主张。
原来蒋介石骨子里也是反节育的，我们从他的谈话中可见端倪。
蒋介石于1953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这使得三民主义的人口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成为更加权威的看法。
蒋对人口问题的立论及拟议，虽说是有目标、有计划与有步骤的，但解决人口问题的最终目标竟是要“重建中国社会为自由安全的社会，来做这独立民主的台湾的基础。据此进而从小康社会的阶段，达到大同世界的理想境地”。要达到这个目标，他根据孙中山的推理，指出中国的工业必须发达，农业也要机械化，中国社会必须从农业社会演变为工业社会。
这两种社会中的人口问题迥然不同，应剖解其原因，提出周详的解决方案。
蒋说：“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期，人口是向城市集中的。工业愈益发达，人口也愈益集中城市。在人口城市化的趋势里，显明的趋势是大家族分化为小家庭，早婚改变为晚婚，离婚率高，而生育率低。乡村人口的生育率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低，并且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其生育率便愈低。由此可见生育率并不随工业化的进步来增加，反而有减低的趋势。”
这话不假，但随后他又说：“一个小家庭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位，多生一个儿女就是多加一个负担。在多受一点教育的社会层里，迟婚节育更见流行。生育率也就为之降低了。所以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生育率降低乃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
蒋对人口政策完全外行，他根本不清楚落后的农业社会到达先进的工业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台湾地区当时人均所得不到300美元，离上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不知有多远，凭什么担心人口减少？
他主张采取下列的人口政策也不切实际，纯属空中楼阁：依实业计划之精神，使台湾经济平均发展，人口均衡分布；工业矿业及渔牧事业，依各地资源分布的实况，使其发展；各地人口之分布应使其适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要做到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每一家庭都得到充分的空间和健康的环境。
蒋介石除了对人口数量及分布无知之外，特别是要大家重视人口质量的提高，更是陈义过高，不切实际。蒋说：“人口问题不但是量的增加，并且要质的提高。要从营养、卫生和教育中提高人口的质量，因为我们知道健全的人口，才是伟大的力量。”此一指示成为后来台湾研究和制定人口政策的指导方针，不利于台湾的人口政策，因为他对人口计划纲领的意见，已表明人口多并不是问题，蒋介石虽然也强调人口质量，却是质、量并重，明确指示如何才能避免生育率下跌，官方基本上还是站在蒋介石强调“民族繁衍”的立场。
6 借助民间组织，推动人口计划
1949年时原本才600万人的台湾，十年时光人口就已接近1000万，人口问题的先知、农复会主委蒋梦麟首先发表《台湾人口与土地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台湾土地少，人口增长率太高，应该控制人口的增加，因而获得菲律宾“麦格塞塞奖”。
可是他这种言论受到岛内舆论的指责与痛骂，尤其是台湾立法主管部门提出质询，认为“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需要兵源多，应该鼓励多生产，“立委”也主张严厉惩处蒋梦麟的叛台行为等，让他受到莫大的委曲。
因为蒋梦麟的家庭计划言论不仅违反“反攻大陆”的基本政策，所以这个工作明的方面市政府不能做，改由民间配合美国普林斯顿人口研究所来做，经费来源主要是市政府用其他名义编列假预算及美国经农复会的赞助，部分来自民间募款。
在人员方面，政府也不敢正式编制工作人员，只在省政府设立半官方的人口计划研究所，积极推广家庭计划。并以约聘方式在各乡镇区卫生所配有1名家计人员，在县市卫生局配有家计指导员，卫生所编制内医护人员要配合家计工作，在1968年5月2日正式公布实施家庭计划，台湾行政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推展这项家庭计划工作。
当时负责推广节育政策的许子秋说，“家庭计划一开始是不能说的秘密”，后来升任卫生署长的他认为推动家庭计划必须突破政治禁忌，但因为当时期待能“反攻大陆”，需要源源不绝的兵力，民间又存在“多子多孙多福气”、重男轻女的观念，孩子生得多却累死许多妇女与家庭，因此台湾行政当局不敢高喊“家庭计划”，不敢叫大家节育，只好挂羊头卖狗肉，把节育包装成“孕前卫生”，就连分发避孕器和保险套工作也都委托由民间的妇幼卫生协会推动。
首批“孕前卫生”工作员认为，节育最大的障碍是公婆，对方一听说是叫媳妇不要生孙子，往往恶言相向，甚至马上将工作人员赶出门。
但是蒋梦麟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仍积极推广人口计划，他改与美国普林斯顿人口研究所合作，以民间性质去推行他的理想。1964年家庭计划正在如火如荼规划之际，他却因肝癌逝世，使他的计划颇受影响。
不过，由于早年台湾卫生及医疗环境不佳，霍乱、小儿麻痹等疾病盛行。当时，台湾“避孕之父”许子秋博士在蒋梦麟的感召之下，为了有效抑制染病人数，降低台湾当局的负担而坚决提出人口节育计划，在当时台湾当局要“反攻大陆”的政策下，主张节育和人口控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与眼光的，他说：“当时是一项很冒险的举动，轻则丢官，重则没命。”
1964年协会成立，虽然是民间组织，但毕竟是出力不讨好的事，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当时台籍专家许子秋博士就说：“这可是会被砍头的工作！”许子秋在这方面的表现受到国际重视，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派到亚洲各国支持人口节育的指导工作。
台湾搞“反攻大陆”离不开洋人，搞节育更是与洋人有关，洋人的态度决定了台湾的命运。国民党政府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提倡的是鼓励生育政策，理由虽然是三民主义的“民族繁衍”，不过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反攻复国”所需要的“生聚教训”�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