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 第21部分

物理专家吴大猷先生曾任北大及西南联大教授，他回忆：曾于1963年3月撰《我想念的梅月涵先生》一文，叙及1943年春搭乘马拉的两辆板车去联大上课，马惊车覆，他的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匝月，其夫人阮冠世女士连年久病，于忧急侍疾之余，病倒危殆，恰巧梅先生至乡下探视，见此情形，即告如需入城请医可用校长汽车。

翌日即由学校派员来看，是否需准备后事。幸而吴夫人挣扎过来了。当时虽未借用梅校长汽车，“但他的好意和关心，冠世和我廿年来始终未忘记。现在大家不容易想象到我们孤孤单单的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所以或者不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永远记得梅先生”。

他又回忆道：“1954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听到梅先生在纽约住，为管理清华基金在华美协进社办公，月薪极少。我去办公室看梅先生，想请他吃餐便饭，但他反邀我一同回家。中途又坐地底车，又换公共车，很远的到他住的公寓，看到梅夫人和他们的一位小姐和外孙女，吃北方凉拌面。”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主管部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上千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坚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1960年5月，他入台北大学医院治病，仍在病榻上孜孜批阅公事。1962年1月1日，他在病榻上按动原子炉启运转的电钮。2月，他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4月29日，在病榻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对校友的讲话，诚朴谦逊之风如常，只是言语稍有错乱。二十天以后，也即1962年5月19日逝世。

梅贻琦先生辞世后，在亲友们送的众多挽联中有一联是“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那堪鲲岛哭师门”（刘淦芝）。他去世后，新竹“清华”原子炉即被命名为“梅贻琦纪念馆”；新竹十八尖山之麓，“清华大学”之苑，建有梅氏墓园，曰“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是蒋介石写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有由校友集资所植各种名贵树木，初植时包括杏梅287株，梅花241株，现在早已成林，曰“默林”。

考古大师李济先生是清华1918年毕业生，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他回忆说：





我是清华梅先生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的学生，那时所留下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是：他是很严的老师……大家均知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没看见他闹过酒。在这一点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纪录。

梅先生留在一般朋友中另外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他沉默寡言的习惯。并不是他不会或不能说话，他做校长时凡是报告一件事或讨论一个问题，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辩论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

我实际和梅先生共事，是在他与胡适之先生办长期发展科会的时候。这事办了好几年了，其中经过不少的困难，回想起来，若不是他们两位共同领导，合作无间，这“会”的最早一段历史，也许完全两样了，或者根本不会产生出来。我在这时期所认识的梅先生，有下列四点值得提及：他自律很严，对钱财尤其是一丝不茍；他有很高的理想，同时很谨慎；他不唱高调，但一个目标已定的事，无论多么困难，他总设法使它达到；他很现实，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

他是一个负责到底的人，对清华的事，一直到临终还在不断地关怀。这类的单子大家都可以开，并且可以开得比我长，不过我说的几点都有确实的事实，做我对这位早期老师这些印象的基础。





梅贻琦一辈子与蒋介石争持，争的就是学术独立。

梅贻琦校长从1931年到1949年领导清华，历经战乱艰辛而维持学校的水平和声誉于不坠。梅校长居功厥伟的原因之一，是坚持了独立性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他主张学生独立思考，确定自己的政治取向，校方不向学生灌输。他认同当时的政府，但拒绝帮助政府抓捕独立思考、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在他参加领导的西南联大校园中，容纳了国民党、共产党、民社党、民盟、三青团和国家主义派等党派。

西南联大师生中倾向或同情共产党的势力强大，以致祖国大陆的主流史家盛赞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20世纪40年代末的清华校园中，中共外围组织和同情共产党的学生会公开活动，转播中共电台，以“小解放区”自诩。





每个执政党几乎都在政治上表彰梅校长的独立理念，但回避了“民主堡垒”和“小解放区”能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当时当地的军政首脑龙云（云南）和李宗仁（北平）的容忍，而龙、李都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没有这种大形势的相对宽松，校长们向来校捕人的“军、警、宪、特”讲独立性，就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二十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





7　梅贻琦的大学教育观


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

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开会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

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

好在近年来祖国大陆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这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教育大师梅贻琦是最有资格谈通才教育的前辈。他经常发表对教育的看法，他的门生故旧认为，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二十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离开当时的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学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他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和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的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近年来中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我们的通才教育在哪里呢？多年来人们不断呼唤大师，渴望诺贝尔奖，却不知道没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师出现，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

这种设想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今天却是空谷足音。与那时的学生相比，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怜得很：且不说初中毕业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点的也只能去职业高中接受专门训练；也不说为了适应高考，进入高中后又要面临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命运选择；

单说考大学的时候，要在众多的学校和无数的专业中填报志愿，就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所谓填志愿就有点像押宝，其参照系往往是什么样的专业在毕业后好找工作；至于个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则几乎不加考虑。这种拉郎配式的志愿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几乎没有两样。

到了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三十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梅的说法让人想到，近年来每逢发生重大事件，在电视采访中几乎看不到不同的声音。许多大学生和专家学者往往像留声机似的，只会重复权威发言人和社论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吧。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中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亲民”，而是扰民（这一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于专”，方为上策。

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把专家贬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听，不过比起冯友兰先生的“机器”之喻，还算客气。

梅又说：“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更不要说培养工业方面的领袖人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养成这种人才，“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愈多，就会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

清华大学素有“工程师的摇篮”之誉，但是按照梅校长的标准，许多人恐怕很难胜任。基于上述思想，梅主张“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梅贻琦先生办清华极为重视俭朴好学的校风，他同时提醒人才造就固然重要，人才运用也要注意，不可让杰出人才用非所学，甚或学而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