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规的医学教育体系。1765 年以前，英属北美没有任何医学院；由于只
有很少的美利坚人有钱在爱丁堡、伦敦或莱顿上学，学徒制就成了学医的标
准方式。在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每九名医生中大约只有一名有医学学位，
而各个殖民地在美国革命爆发时的情况看来大抵都是如此。扎布迫尔·博伊
斯顿也许称得上是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最善治疗、最能独立思考的医生，
他就是从父学医的。波士顿的克拉克家族——殖民地时代最出名的医生世
家，根本不感到有进医科学校的必要：这个家族的前后六代人都是在自己家
里接受医学训练的。在第一代约翰·克拉克（他可能持有英国的医科学位证
书，于 1638 年左右来到新英格兰）和第七代克拉克（他于 1802 年得到医学
博士学位）之间，克氏家族有成就的医生们没有一个受过正规医学教育。
在各个殖民地的所有地方，学徒制是普遍通行，几乎是唯一的步入医学
职业的道路。从十七世纪早期的弗吉尼亚遗留下来的师徒契约表明，已经得
到认可的医生，一般在家里收一个年轻人当学徒，为期七年，担当护理、看
门、驾车、送信、配药和协助手术等杂役，同时读一些书，并主要通过观察
师傅的治病方法来学习。虽然这种训练方式的收费也不太便宜——弗吉尼亚
最好的医生们要价约一年一百英镑——但要进入最有名望的医生家中学医总
得经过相当激烈的竞争。
许多殖民地医生认识到，在将来准备行医的地方学医，具有特别的好处。
1766 年，托马斯·邦德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医院临床教学课上说：
每一种气候产生它所特有的疾病，这些疾病需要依靠经验才能理解和治愈。……因此，就向青
年讲授医学知识而言，最为适当的地方就是将来行医的地方；在那里，由可靠的经验积累而来
的真知的见，可通过父于相授、师徒相传。这可不是主观的臆断，而是确凿的事实。这可以用
美洲野蛮人的事例来证实：这些人从未读过医书，但却掌握着医治他们所处的气候条件下易发
疾病的技术，比受过正规训练、满腹学问的医生们还高明；正是他们的一些发现丰富了今日行
医所使用的最有价值的一些药物。
然而，包括医学界一些头面人物在内的另一些人抱怨说，美洲的医生训
练过于粗糙简单；他们敦促实施比较正规的医学教育。费城的约翰·摩根（1735
—1789 年）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在接受了典型的美洲医学教育后（先
在约翰·雷德曼博士手下学徒，尔后又在征伐杜肯堡的军队中任外科医官），
摩根为提高医术而去海外进行广泛的旅行，足迹遍及爱丁堡、伦敦、巴黎、
帕尔马和帕多瓦。回到费城后，他宣布决心只开设内科，“而不搞药剂或施
行外科手术”。他还试图说服其他美洲医生把开刀和配药分别留给外科医生
和药剂师去做，然而毫无结果。但他确实说服费城学院的理事们建立起美洲
第一所医学院，并被任命为医学理论与实践教授。1765 年 5 月，他作了十
分著名的演讲“论美洲医科学校制度”，这是对当时美洲医疗业状况最好的
描述之一。摩根猛烈地攻击美洲医疗业不正规和各门类缺乏鲜明的界线划
分，他将此称之为“拉平各类医生之间的等级差别”。他埋怨说，虽然他学
习刻苦、常年不怠，并有广泛的漫游经历，“有人却告诉我，想要仅仅靠问
病和出诊就在这里站住脚，而不干外科医生或药剂师的行当赖以支撑，那就
是忘了我生来就是美洲人。”他为海外那种“内科、外科和配药界线分明的
正规做法”大声辩护。很明显，摩根尚未发现亨利·亚当斯在十丸世纪后期
向美国人反复宣扬的真理：与吸取欧洲人的经验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在哪
些方面“人类的经验对他们说来是毫无用处”。这一点，对于美洲的知识性
职业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用亚当斯的话说是“社会的力量窒息了人们的
思想”，其程度超过任何别的地方。
没有人能否认，在许多方面，美洲的情势造成了医学的贫乏：各殖民地
在医学上没有理论方面的进展，也没有充满想象力和富有成果的实验室探
索。虽然在医学实践方面有一些进步——例如，在兔疫学和公共保健方面—
—但在医学科学上却没有划时代的进展。十八世纪的美洲医学，只是展示了
一种新颖的医学职业的发展。探索性医学的前沿阵地，仍然在欧洲各医学中
心。尽管如此，在约翰·摩根博士轻蔑地称之为“殖民地婴儿阶段”的状态
中，包孕着美洲的机会。由于让粗糙而不断变化的经验溢过医学各部门之间
的古老隔墙，人们便可能看到长久以来彼行会垄断和专家们的高做所掩盖的
各部门之间的自然关系。
就这样，美洲的经验不仅在学术方面，而且也在社会方面，打破了医学
科学各分支间的界线。在十八世纪，一个事业兴旺的新英格兰医生，穿戴整
洁，乘着马车为病家出诊；他的英国同行则头戴涂着香粉的假发，上穿红色
织锦或花缎的外套，下着短马裤、长统袜和铜扣鞋，戴上三角高帽，手持着
顶端饰金的手杖。欧洲医生的势利并非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过失，它还把医学
科学这个整体搞得支离破碎，使理论与实际分离，年科、外科和产科分家，
这三科全又和制药分道扬镳。美洲医学单凭削弱或摒弃势利的风尚（不管是
有意识的、还是美洲的环境所迫），就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经验重新结合
起来了。在欧洲，直到进入十九世纪多年后，内科和外科医学在社会天平上
才大致趋于平衡；只是到了那时，内外科的医生才能自由地合作。而在美洲，
由共同经历的学徒制训练所促进的内外科医生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一开始就
存在的。
学徒制的培训方式引导年轻的美洲医生注重现代行话所谓的“临床”实
践，即把兴趣更多地放在对病人的观察和实际治疗上，而不是放在人工的实
验室试验上。亨利·西格里斯特博士在他的美国医学史著作中说，“当巴黎
和大多数欧洲大学进行着纯理论的医学教学而不作任何实际的临床示范时，
在美洲医学却是通过每日与病人的实际接触来传授的。”当然，这种强调临
床的做法并不是有人特意安排或事先期望的，饱学之士事实上还想尽力加以
阻挡。为之进行了最为有力的辩护的，是下一个世纪的奥利弗·温德尔·霍
姆斯博士（他自己的成就，也是强调临床的辉煌的、即使是不自觉的产物）。
他在向哈佛大学医学院学生所作的关于“理论教学和临床教学”的著名开题
演讲（1867 年）中说道：
把智者的实践经验直接灌输进青年头脑的做法——每一个事实都是他可以在对付生与死
的搏斗中运用的——与我和其他一些人习惯于教授那些离题远而用不上的“科学”真理的做法
作一比较时，我不禁会们心自问。即使我们承认先辈们教得太少，我们自己有时是否可能教得
太多了？当我想到我自己在描述胯骨的两个细长突起有八个面、或细微的鼓室神经有七个小分
又时，我几乎感到脸红。……
我可以听到某些粗直的反偶像崇拜者们用蔑视而愤怒的语调向解剖学家和化学家估问：
“你们究竟在把什么东西填塞到那些将把握人民生命的青年们的头脑中去？有一个人突然昏厥
了，你只会告诉我腭骨的两个突起有八个表面，却不懂要去松开那人的领口。老妇人们都称你
傻瓜！有一个人刚刚吞服了毒药，我要想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的胃翻过来。天哪！你忘记了
硫酸锌的剂量，却记得制取尿瞟吟的方程式！”
“请注意，医生先生——如果我去找木匠来堵一个漏雨厉害的房顶漏洞，你以为我会去
管他是不是植物学家吗？……如果我的马掉了马掌，你是否认为，我会先去确定一下铁匠是否
了解氧化亚铁和氧化铁的区别，然后才让他上蹄铁？”
——但是，我的科学工作会逐步产生有用的结果，也许在下一代，或者是在较为遥远的将来。
“好极了！”（正像你们的拉比莱斯医生常说的）——反偶像崇拜者回答，“这同我和
我的腹绞痛有何相干？同我和我的尿急痛又有何相千？我向丘纳德蒸汽船的船长付钱，是为了
迅速而安全地到达利物浦，而不是为日后的航行者们绘制大西洋海图！”
由美洲的学徒制培养的医生，由于在早期就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并
直接接受开业医生智慧的熏陶，因而看来在日常的治疗活动中更为成功。纳
撒尼尔·查普曼博士在 1820 年评论说，虽然欧洲医生更有学问，更有创新
精神，但就医疗成绩来说，美国却是首屈一指的。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高等”和”低等’医疗业务之间
传统界线的消除，造成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美洲医学
得到了独具一格的发展。十八世纪的美洲医学没有造就什么伟大的医学科学
家，但它却产生了一批很有才干的医生，他们在临床方面的兴趣终将结出自
己的累累硕果。有一些美利坚人，倒并不一定都是职业医生，意识到了这一
前景。托马斯·邦德医生在 1776 年指出，“在这片较晚定居的土地上，经
常发生新的疾病，因而对我们的要求也更高。”他促请人们仔细观察，注重
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还有什么地方，经验交流能显得如此重要呢？
四十年之后，杰斐逊仍然希望在这里看到“把首要的重点置于临床观察，而
把虚无飘渺的理论置于未位”。
美洲医学注重实际的最初成果之一，是医院和护理的改善。在十七和十
八世纪的欧洲，医院往往无异于一个社会污水池：穷人、神经错乱者和各式
各样不幸的人们，在世代积聚的污垢中腐烂发臭。在美洲，直到十八世纪才
有了为数不多的医院，那时他们就已开始把可治愈的病人、神经错乱者和传
染病患者相互隔开。甚至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病人也常被安置在医生的
寓所。那里没有医院中相沿成习的污秽，这本身就是一大优点。
由托马斯·邦德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热情相助下于 1751 年创立的宾
夕法尼亚医院，以当时的标准衡量，是办得极其成功的。这所医院以“促进
人口增长、保护许多对公众有用的人免受毁灭和痛苦”为建院宗旨，从创立
之时起到 1773 年止，共收治了八千八百乃一名病人。根据医院管理人员的
报告，在这些病人中，完全治愈康复的有四千四百四十人，死亡者仅八百五
十二人，死亡率是海外综合医院的一半。本杰明·拉什博士在 1774 年自豪
他说，与欧洲的医院相比，“宾夕法尼亚医院已经达到了人的智慧和仁慈所
能达到的最为尽善尽美的程度”。
殖民地时期为数极少的几个重要的美洲医学出版物（有一些我们已经提
到过），具有非常明显的临床医学的气息，在波士顿，威廉·道格拉斯博士
有关 1735 至 1736 年间猩红热大流行的报告，是第一个用英语所作的对该病
临床征象的详细描述。托马斯·卡德瓦拉德博士所写的《西印度群岛的于腹
绞痛》由本杰明·富兰克林于 1745 年印刷出版，它指出许多上层人物受害
于铅中毒，因为他们饮用通过铅管蒸馏的牙买加朗姆酒。在查尔斯顿，约翰·利
宁博士写出了关于1748年黄热病大流行的精确报告。1750年，费城的约翰·基
尔斯利博士又发表了他对同一疾病的细致观察的报告。不少观察者叙述了天
花的疗程和不同治疗方法的利弊优劣。
美洲殖民地医学在理论方面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东西。本杰明·拉什博
士遵循卡伦的弟于约翰·布朗的教条，绞尽脑汁，想找出一种无所不包的医
学理论。他提出了“体壮论”和“体虚论”，把一切疾病归结为“张力”不
正常。拉什在理论上的苦思冥索，恰恰显露了这位医学教条主义者的最糟糕
之处，但即使是他，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空谈理论的。他促进了对精神失
常者的较为人道的治疗方法；他还尝试通过污水处理、净化水质和清扫街道
等合乎常识的权宜之计，来改善费城的公共卫生。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美国医学的明显成功进一步确认了它的注重临床的
态度。它的成就是在紧迫情况驱使下，由一个未分隔而浑成一体的医学界取
得的。两位英雄人物、美国医学界当之无愧的最高典范，非常突出地象征了
新大陆的特殊机遇。第一位是伊弗雷姆·麦克道尔（1771—1830 年），一
个曾在爱丁堡就读一年、但来得过医学学位的边远地区医生。他遇到一位腹
中长着巨瘤的病妇，肿瘤如此之大，以致他开始还误以为她有孕在身。在麦
克道尔以前，外科手术的范围仅涉及截肢、取出结石、修补庙气和另一些小
手术，真正的腹部大手术还从未有人做过。1809 年 12 月 13 日，麦克道尔
仅由一名随他当学徒的侄子相助，在肯塔基州丹维尔他自己家里，将病人置
于桌子上，在二十五分钟内，一面病人默诵着赞美诗为自己壮胆，一面麦克
道尔切开她的腹腔，取出了卵巢囊肿。当麦克道尔五天后看望他的病人时，
她正在自己铺床叠被。就是这一刀，使这位妇人又活了三十一年。这是医学
史上第一例卵巢切开术，要不是由于边远地区条件差，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
奇缺，这个手术很可能是不会施行的。
第二位英雄人物威廉·博蒙特（1785—1853 年）是一名从学徒生涯中
获得其全部医学教育的军医。1822 年 6 月 6 日，当他的部队驻扎在密歇根
北部偏僻的麦基诺堡时，美洲皮货公司的一名法